敲下这个题目，其实我也不知道答案。在宪法里面对公民的定义："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公民本应会是一个正常不过的词语，本应是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份子该有的身份，而在今日的社会其却是如此罕有与敏感化。这是否正常？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个体去思考。而它，又与我们何关？
在近年来广州的一些公共事件与公共事务当中，我们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的面孔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用自己实际的公民行动践行维护自身的权利、监督政府的决策、推动社会的变革：发起民间自测PM2.5行动的华师心理学在校研究生、民间环保公益组织"拜客广州"的负责人陈嘉俊；发起"直同道合"直人撑同志小组、高调出柜普及同志知识的广外大三学生梁文辉；策划"占领男厕"运动、致信全国五百强企业CEO，呼吁取消招聘性别限制的中山大学学生郑楚然；还有涌现的诸多大学生独立候选人以及拦下广州1.5亿"光亮工程"的"光头哥""拇指妹"、撼动广州地铁改造项目的"举牌哥"、反对以吃鱼翅为荣陋习的"鲨鱼妹"……
在诸多的社会议题面前，他们扮演的角色不再仅仅是大学生，他们用个体的行动阐述着这个时代个体的主体意识的萌发与实践，公民一词在他们的身上才得到真实的阐发。我们有时总会把公民挂于口头，可是我们真的是么？当社会公共政策出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当我们自由行为受到限制的时候，当我们有说不出的话发不出来的怒，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为之争取权利了么?
我想你会告诉我：忍吧。但是上面我们的同龄人没有，为什么？
我们需要思考：我们个体与社会真的没有关系么？而我们又在害怕什么？我们是在期盼着另一个明君带给我们新的美好生活吗？
人不可能没有政治生活
一年前，我和几个朋友组建了一个叫"投诉合唱团"的合唱队伍，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是去"投诉"合唱团，其实我们是在用合唱的行动投诉社会、政府问题！我们一行人自己编写歌词，把内心想投诉的问题写出来，然后大声的在街上唱出来："点解点解废气满街，PM标准冇噻意义……"，环境污染、交通拥挤、坑爹铁道部、7.23动车报告、强拆强迁、富士康跳楼、户籍问题等等，面对这些身边问题，我们却无处发声、无法表达，唯有去街上去唱出来去表达我们内心的愤怒与呐喊，这是在没有正常表达渠道的社会里面我们能寻找到的发声方式了！
有朋友问我们，我们为什么去唱歌？这些跟我们有关吗？可是，我也想反问一句，难道发生的这些社会问题与我们没关么？是的，我们仍是大学生，我们的生活完全可以是仅仅在学校的小社会里面。可是，我们逃避得了社会问题么？我们每天的环境在恶化，我们的行动空间在缩窄，我们的生活逐渐为大资本强权利所限制，我们还能说我们跟社会无关么？在投诉合唱团里，我们说了一句"这个社会仍然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障碍。是我们组成了社会，出现了问题不只是政府，我们也要一起买单。"这是一个共同体，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我们骂它正是因为我们爱它，没有什么问题是与我们无关的，在沿着社会规则行进过程中，我们终会有意无意成为其中的牺牲者或施力者，但我们什么时候想过成为一个规则的改变者？
作家肉唐僧在其一篇文章里说过这么一句话："专制社会的坏处并不在于剥夺了我们的权利，而是免除了我们的责任。"不就是这样吗？我们看似正常地撇开我们与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关系，却也默默地把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与担当"慷慨"地甩掉乃至无视，然后努力去攀爬继续成为顶层残酷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我们很多人都明白自己活在怎样的一个社会与政府里面，却在理所当然的置之事外，而这个社会的良心也就此在逐渐的泯灭。
政治学者说，政治就是利益的分配。你可以说我不关心政治，但不能说政治与我无关。政治不是路上的石头，只有碰到你的脚的时候才疼，政治像身边的空气无所不在。体制的缺陷、精神的沉沦、官场的腐败、世风的废靡....这些都和政治是姊妹。人不可能脱离政治，更不可能没有政治生活。在这个需要我们关注的公共领域里面，我们是否该认真思考：我们有何公共参与？
我们为什么恐惧？
有个同学问我：有恐惧怎么办？怎么看待恐惧？
我很理解这样的询问，但是我又有点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恐惧？我们到底在恐惧什么？当我们还没开始为生活的改变而行动的时候，为不公而呼吁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恐惧了，这正常么？我们其实是在恐惧自己。
有一句话说得很对：极权是因为谎言和恐惧而存在的。每个人都会回应说，我们难道不害怕权力吗？是的，在一个没有公义规则的制度里面，我们不可忽视权力的存在，可是我们有没有反思过，正是因为我们对其无端地扩大恐惧的臆想，我们预设了权力的极端巨大，让我们开始用一种自欺欺人的谎言来欺骗自己去臣服，去给自己以借口下台阶免除责任，这是正当的逻辑么？这样的恐惧不正是自己的内心不断编撰出来的么？对于权力，我们又可曾思考过，政府权力来源于哪？从最简单讲，是我们纳税人所提供的税金购买的服务，而政府只是服务的承担者，我们是客户。当然现实没那么简单，因为这还关乎是否有公平正义规则的问题，可是这是最起码的主仆关系，我们又何必天生将其异化，这不是在内心就已经将其敌化吗？我们需要做的事，重新去争取公民表达的空间，捍卫公民自身个体的自主权，而这是需要在不断的与政府博弈当中去实现对话空间的拓广的。
去年，当我写信给广州市建委质疑广州市农民工博物馆建设华而不实，风格浮夸并且没有真实反映农民工真实生存状况，直像一个政府"政绩工程"，在不断地通过媒体表达对政府质疑中，以及以政府官方的互动中，却有让人很惊讶的收获。在致信后的第二个星期后，建委迅速回应我的信息公开申请函并联合广州市七个政府部门领导(包括广州市建委、文广新局、人社局等)邀请我去农民工博物馆就此事专门开一个座谈会进行交流探讨农博馆问题。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意外的回应，现场对话平和，何须要有对公权力的恐惧呢？
在与公权力的对话当中，我们需要的不是敌化彼此的立场，而应该是以一个公民主人翁的位置角色去进行讨论！而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新反思的是，我们为啥恐惧？拜客广州送单车给市长，拇指妹送"鸭梨"给建委，他们恐惧了吗？不，这是公民与公仆之间的博弈与对话！
而，这不应该是很正常么？
权利不是谁给你的，而是自己去争取的！
《可操作的民主》的作者寇延丁老师在其新书《行动改变生存》研讨会中谈到一个观点："我们已经习惯了，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当我们发出呼吁时，是向上看，希望能够被青天听到，能够被明君听到，实在不行被侠客听到。我们习惯往上看往别人看，不是我们自己在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那些被理所当然圈养的国民，我们还是安然生活在被规划好被限制定的生活？我们习惯甚至依赖于明君式的管理，我们仍期待自上而下的明君式改革，其实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改变。
我们常常沉浸于就业、升学、买房、结婚、养老等压力之中，现实社会的巨大压力更多人选择沉默，犬儒的心态盛行，大学生的公共意识不强，公民的行动极弱，在遇到重大的涉及公民权利问题之时，却常停留在网上发帖、走马观花的层面，或者是直接视而不见，更不用说采取公民行动来捍卫公民的普遍权利，甚至在遇到深涉自身的权益问题之时，都常常选择避而远之忍让冷处理的方式。
我问一个同学：你觉得你哪些权利被剥夺了？"知情权、监督权、选举权……"，一系列的权利名词娴熟说来，再附加一句"我希望政府还给我……"。知道自己权利的还算是好的情况，很多同学甚至都不觉得自身有何权利受损，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最好的时代，他们一直生活在花园里面。而这是否又是最坏的时代呢？我不敢断言，很可能会更极端。因为面对权利的受损，他们的期待就是希望政府来"保障"他们、还给他们以个体权利，可是这可能吗？自上而下真的能带来所谓的改变吗？
须知，权利从来就不是谁能给你的，而是自己去争取的！我有我的知情权，所以我寄信给建委要求信息公开；我有我的监督权，所以我致函市城管委监督其职能执行……行动才能创造改变！我们需要好好去反思，在这个充满奴性与怨愤气息的神奇国度里面，在不断砌高的高墙与软弱的鸡蛋之间，我们是要做墙的帮凶，还是联结弱小的鸡蛋去行动去攻破难关？这并不意味彼此的牺牲，而是用一种公民行动的力量去捍卫个体的权利，去争取自下而上的拓宽对话空间与改变渠道。我们需要的是彼此平等的对话与利益的妥协共赢，公平正义的社会规则与个体利益方的保障。而这，需要的是民间主体自下而上推动的力量，这也必将是创造改变的力量！
这一切，需要的是行动！
回归到题目，"大学生离公民有多远？"，我想我并没有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体制里面，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是一个公民，而大学生身上只是会多了一层额外的道德责任，他们是这个社会变革最重要的主导力量，他们需要在社会改变中有更多的担当与思索。当然，在现今我们所处的现实时代里，大学生成为公民仍要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我们只需要让自己在路上、在行动，改变就在前面！
最后，附上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的一段话给大家，共勉：
"当纳粹来抓共产党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贸易工会主义者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贸易工会主义者；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是新教徒；当他们来抓我时，已无人替我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