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之健康发展，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理论建设提供支撑。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蕴涵着悠久而丰富的慈善思想资源，正有待于我们去加以深入发掘、系统研究，并在中西比较的视野里，开展多元对话。从本期开始，本刊选登几篇从不同角度探讨儒家文化慈善思想的源流、特征、价值的文章，以期引起更多的人关注慈善理论的建设。
作者：张文科 单位：孔子研究院
春秋时代，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开创了儒家文化。其中，儒家文化的慈善思想内容丰富，资源深厚，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慈善思想以“仁”为核心。何为“仁”？他说：“仁者爱人”。当然，孔子讲的“仁”不仅仅包括“爱人”，还包括“爱物”。他又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信任朋友逐渐推延至爱众人、爱众物，就接近于仁了。
孔子的“仁爱”慈善观在实践方面开出了诸多向度：一、孝悌是仁之根本。要做一个施行仁道的君子，首先从孝敬父母做起。二、价值追求上坚持“为仁由己”。施行仁道要靠自己，而不是靠别人外在的监督。孔子强调只要内心有爱，一心向仁，就能做到仁。三、施行“仁”的方法是“推己及人”。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意思是凡事能就近以自己作比，而后推己及人，可以说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四、施行慈善的“仁”要看效果。如，孔子对子贡实行“仁义”却没收赎金提出批评。因为这样下去，恐怕愿意为鲁国赎回奴仆的人就少了。而对子路救人接受回报则给予赞赏。因为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施以援手了。
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人心向善的“四端”说。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人心向善”是孟子慈善思想的立足点。
在实践层面，孟子将孔子的“仁爱”发展成“仁政”学说。孟子慈善思想在“仁政”领域贡献极大。其一，要求统治者“与民同乐”，施行一种爱民之政。其二，要以民为本。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突出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其三，要有广泛的同情心。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以说，孟子的仁政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官方慈善的重要动因。
汉武帝接受了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主导思想。汉代思想家认为，“保息养民”是所有想成为“有道明君”帝王的责任。因此，汉代许多君主身体力行，儒家慈善文化在政治社会领域得以广泛的实行。如，汉宣帝元康四年求贤诏中说：“不异亲疏近远，务在安民而已。”顺帝永建六年救灾诏中引用先秦思想家观点：“《易》美‘损上益下’，《书》‘安民则惠’。”在儒家慈善思想的影响下，汉代君臣在贫困救济和灾后补救方面作出了较大努力。如，养恤、安辑、赈济、调粟及依靠国家力量来储粮备荒保障百姓基本生存权利等。为后人铭记的是汉代的尊老养老国策，君主带头施行并极力倡导。一方面重视养老教育，并通过礼法对不养老、侮老、弃老者严惩；另一方面，将尊老养老突出者树为典型，或名扬乡里，或加官晋爵。“孝悌力田”是汉代察举选官的科目之一，这一举措为全社会制定了敬老尊贤的行为准则。儒家对于尊老敬老思想的阐发，将外在强制性礼制转化为人们内在的自觉道德行为，揭示了尊老敬老的合理性，在慈善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另外，早期佛教和道教中的慈善文化思想初具雏形，与儒家慈善文化开始走向融通。
进入唐代，政府奉行儒释道三教并行，儒家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儒家慈善文化对唐朝的官方慈善事业产生重要影响。如，政府通过均田制来保障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建立常平仓、义仓，对灾民进行基本的生活保障；通过对老年人免除徭役，以及官员致仕制度，使得老人有一个相对安宁的晚年；法律制度上对妇幼有特殊的规定，以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当然，民间性慈善行为，包括宗教组织以及宗族、宗党和富人的慈善救助也相对发展。如，《旧唐书·裴向传》记载裴向致仕后，“内外支属百余人，向所得俸禄，必同其费。及领外任，亦携而随之。有孤恂不能自恤，向尤周济。”社会上的富人也开始了慈善救助事业。如，唐高宗时“雍州人梁金柱请出钱三千贯赈济贫人。”（《旧唐书·高宗本纪》）唐中后期，民间社会的慈善活动范围有了新的扩大，义渡、义井、义浆等纷纷出现。
宋代程朱理学兴起，政府重视风俗教化功能，在政策诏令中儒家仁政思想得以贯彻，官方慈善事业比较发达。宋代设置的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和慈幼局等慈善机构，规模宏大、设施齐全。对于赈灾制度的建设，宋太祖重置义仓，宋真宗和宋仁宗设置常平仓、惠民仓、义仓、广惠仓。自北宋中期至南宋末年数百年之间，都在实施以工役救荒和对边陲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赈济，成为宋代独有的仓廪制度。慈幼局是宋代又一重要慈幼慈善机构。临安慈幼局于淳祐七年由宋理宗颁布诏令设立，由官府补贴领养幼婴者一定的钱米。宝祐四年，理宗又颁布诏令，要求天下诸州广设慈幼局。于是，以慈幼局为典型的宋代慈幼机构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不仅官方慈善事业兴盛，民间慈善事业也获得蓬勃发展。两宋时期许多官绅出私资，购置田产，设义庄、义学。义庄主要是供给一些日常生活及婚丧喜庆所需之物，义学、义塾资助本族贫寒弟子入塾习业，对学习优秀和获得功名者给予奖励。由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创设的苏州范氏义庄，是当时义庄的典范。
明清两朝对慈善更为重视。政府不但恢复了以前的慈善机构，而且创设了一些新的慈善机构。如养济院、惠民药局、漏泽园、栖流所等。此外，还建立了报灾救灾的社会机制，建立了由县州到府、府到省，自下而上的报灾机制。民间慈善事业从明中期开始迅速崛起，至清代呈现出兴盛的局面，从地方乡绅到工商业者以及普通老百姓都参与善举活动。民间慈善团体和机构主要有普济堂、会馆、义庄及善堂善会、育婴堂等。这些慈善事业背后的思想因素更为复杂，但儒家文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儒家文化对古代中国的慈善事业和国人的慈善观念均有深刻的影响。儒家慈善文化虽然源于家国同构的血缘共同体，但其张力超越了血缘亲情，延伸至普遍人性。重构儒家慈善文化的历史，一定会为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事业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