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南都个论作者
时间：2011年1月16日上午
地点：市少儿图书馆多功能厅
主讲人：唐昊
唐昊：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南方都市报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在这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我们在这里主要想跟大家探讨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如何认识现在的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第二，这样一些现状，以及它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问题背后的体制的原因是什么。第三，我们应该如何破解这样的困局。
首先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对于慈善的一些认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实际上慈善这样一个词都是属于社会层面的概念。也就是说政府有它自己的事业，企业家有他自己的目标，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有他自己的领域。慈善实际上是在政府和市场之外独立存在的一种公民社会自我调节、自我帮助、自我提升的力量。它的主要途径是借由人民之间金钱的捐助，以及其它的慈善服务来提升整个人类的福祉。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抛开政府的功能，抛开所谓的市场和企业家的功能不说，慈善单独地把人的公民身份提升出来了，是人民之间的自我的帮助，相互之间的帮助。它不是说一定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或者一定要借助市场的力量，是人民之间通过自组织来进行自我的帮助。这种自我帮助的机会和力量，实际上就是一个公民社会之所以有力量的一个前提。如果一个社会人和人之间不能够进行自我帮助，或者相互之间进行帮扶存在着很多障碍的话，这个社会一定是软弱的，没有力量的。它不但不能够和外在的市场和政府相沟通和抗衡，甚至他连自己的生存也无法保障，他必须要依赖于政府给他施舍，他才能生存下去，这是我们在一个公民社会的层面来认识慈善。
慈善在一个社会发展中的角色，我把它分为两点，一个是必需，一个是必然。所谓的必需，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历史经验，市场经济一定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那就是两极分化。这种后果在19世纪的欧洲，21世纪的中国，20世纪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大量的存在，只要一引进市场经济，这种两极分化就开始了。市场经济虽然能够带来发展，但是它提倡自由竞争的后果之一，必然是使社会的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样的两极分化的状态出来以后，整个社会就出现了不可测的后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的心理不是说自己处在贫穷中，他会一直地抱怨。如果说他生来就处在贫穷中，而且周围缺乏对比的话，第一，他就不会认为这是贫穷状态，第二，即使他觉得自己是贫穷的，但是他会认为这是一种命运。命运是什么呢?命运就是我们一定要接受的东西。生来如此的，你想改变也改变不了，你只有服从它，从服从中得到幸福、满足。罗素来到中国，看到中国人很幸福，他是在19世纪末，中国人苦难最深重的时候来到中国的。但是他说中国人很幸福，为什么呢?他看到抬轿的那些人很高兴，在一起谈笑风生，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轿夫的微笑》，他说中国人很快乐，西方人虽然有钱，但是不快乐，这是他作为一个贵族的印象。这不是因为轿夫的生活不苦，不是因为他不受压迫，而是他没有意识到。
市场经济把人和人之间的经济距离拉得很远，但是又把人和人之间的物理距离拉得很近，你走出贫民窟就会看到高楼大厦，你穿着破鞋子走在街上，就会看见宝马。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观感，对人的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人所感受到的不光是贫困，还是耻辱，还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公正缺失的感觉。所以两极分化会在人们心理上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19世纪的欧洲之所以国内战争不断，国际战争也不断，而且马克思主义能够大行其道，马克思主义说来很简单，就是对于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寄予非常强烈的同情，并且只告诉他们一件事，无产阶级的命运就完全改变了。他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有权利反抗。只是告诉他们这一个简单的事实，整个无产阶级的心理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心理发生变化的现实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大家天天能够看到这种两极分化的状态。恩格斯在写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时，对英国的童工进行了描述，实际上我们也有童工，我们这里有黑砖窑，可能这是21世纪不多的拥有童工的国家，我们是其中之一。恩格斯在描写童工的时候，他谈什么呢?因为他做过详细的调查和考察，他说这些童工在十几岁，或者八九岁的时候(特别是女性)，就参加这种残酷的劳动，完全影响了身心的发展，当他十几岁的时候还干着非常重的体力活，这个人就不再生长了，而且女性、男性的性别特征也不明显地发育了，并且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病，就很容易产生，这些人就受到强烈的压迫，他们一生都不会有非常幸福的感觉。这是恩格斯的观察。
我们要知道这样一种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还是大量发生，不光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在尼泊尔也有，尼泊尔出产一种特产，叫尼泊尔山羊地毯，它是用很细的羊毛编织的，这个过程完全是由手工进行的。当时尼泊尔很多工厂雇佣了一些很小的女工(9—13岁)，成天拿针来做地毯的编织。这对女工来讲是非常残酷的，她们那么小的年纪，很多人因为编这个地毯，编了两三年眼睛就坏了，有的几近完全失明。所以国际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有时候想问题很简单)觉得女工的待遇太残酷了，呼吁国际社会抵制尼泊尔地毯，如果你不改善环境，就不买你的地毯。后果是什么呢?后果不是这些女工的地位和待遇大幅度地改善，恰恰相反，工厂开始大量的开除女工，结果是很多女工失业。这些9—13岁的女孩子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没有办法养活家人，怎么办?她们就沦落到更为悲惨的状况，她们开始做雏妓，在加德满都，1990年这一年的时间里，因为工厂退工，而导致的雏妓有900人。尼泊尔的问题不是来自国内的经济发展，而是来自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所以我们说无论是19世纪的欧洲，还是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我们都能够看到由市场经济的强力推广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上的差距，两极分化所带来的非常严重的后果。
同时，如果说这样一种经济的后果，不由政治上的强力措施进行调整的话，会带来另外一重后果，这就是公正的缺失。为什么19世纪的欧洲会出现两极分化?是因为政府没有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马克思当时的批判是没错的，因为选举权没有覆盖到所有人，只是由有资格选举(有财产资格、教育资格、居住年限资格)的人进行选举，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但是一直到1920年，它能够参加选举的人数还不到成年人的一半。为什么?因为广大的妇女没有选举权。在此之前有财产限制、性别限制、种族限制等等。所以我们知道，整个19世纪的民主政治还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这样的民主政治，全部都是由绝大多数的公民参与的，当时还是少部分人的，所以国家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它没有尽到它的义务。所以我们会看到两极分化的现象得不到遏制。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说经济全球化会带来国家与国家之间更大的差距，人与人之间更大的差距，包括我们说全世界最富的三个人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最贫困6亿人的财富的总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比全球化时代之前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也就是说经济的问题，经济自己不能解决，要由政府来解决。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世界经济，没有一个世界政府。19世纪的经济体，没有国内政府的调控，我们今天全球化的经济同样缺乏政府的调控，所以我们看到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有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经济上的改革、企业家自我的提升，或者说对企业行为、社会责任的承担，但是慈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如果说两极分化，或者公正缺失能有什么东西来改善的话，它不可能由既得利益集团(就是能够从这种两极分化和不公正中得到好处的集团)自己自动地进行改善，他需要外在的力量。需要谁呢?显然就是需要从这种状态中得到的都是伤害的那些人，从他们那里得到力量。同时，如果说这样的力量是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来发生的，无论对既得利益集团还是对普通老百姓，都不是一个好消息。19世纪的不公正的状态引发的反映非常简单，既然这种社会制度是不公正的，我们就起来把它打碎。马克思说：“共产党不屑隐瞒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称，他们宣布的目的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无产者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获得的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
所以西方国家在战后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它知道这种两极分化的状态无法持续，他主动地调整社会从心理到政治上的安排，也就是说慈善文化是在19世纪末两极分化情况最为严重的时机兴起的。因为当时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条路，一条是暴力革命的道路，这个搞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最后大家发现这条道路是有问题的。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卡耐基、洛克菲勒这帮人走的，他们作为社会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主动地寻求以慈善的方式而达成社会的和解。我们今天说盖茨和巴菲特提倡裸捐，其实裸捐不是他们发明的，是30年代的卡耐基发明的。卡耐基是钢铁大王，他在进行经济竞争的时候毫不手软，把他的竞争对手全部打垮，大家提到这样一个经济人物的时候会感到不寒而栗，但是他在死之前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如果带着巨大的财富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他把所有的财富全部捐献出去，成立各种各样的基金会、慈善组织来帮助穷人，包括设立图书馆、成立学校，提升教育水平。他实现了裸捐，至今这个基金还在发挥作用。卡耐基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富翁。
还有一个是洛克菲勒，这个人也是一个垄断资本家的代表，他的垄断很有意思，他是一个纵向的垄断，他把整个生产链条从开采到炼油，到销售、加油、运输等等全部垄断，弄得当时美国政府很紧张，说这个企业太大了，他们要采取措施。采取什么措施呢?当时有一个美国的记者写了一本书，说美孚石油公司有种种垄断带来的问题。所以美国政府说你要改一下，把它拆成26家公司，这样你就再也垄断不起来了，于是就把洛克菲勒公司拆成26家。这样一家公司在遭遇了这个问题之后醒悟了，认为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对社会不一定有好处。所以我们看到洛克菲勒家族后来在经济领域销声匿迹了，他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叫“洛克菲勒基金会”，前两年我还在聚会上见到洛克菲勒的后代，是现在家族的掌门人，他不从事任何的经济活动，专门搞慈善事业，在中国北方已经有他的分部，在南方还没有，现在正在筹划，要在中国的南部搞一个能够使洛克菲勒基金落地的东西。这是经济精英。
政治精英做什么呢?当时老罗斯福总统觉得工人、无产阶级都是一些大老粗，他们的很多要求是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发展的，美国人就是应该崇尚自由竞争，美国人就是应该对私有财产进行不折不扣的保护，政府权力可以缩到最小，给资本家最大的空间，让他们发挥作用，这样美国才会进步，这是美国人传统的观念，是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念。但是美国不断发生的煤矿事故，因为当时罗斯福总统到欧洲参加世界博览会，那时候的世界博览会不像上海的世界博览会，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使生活更美好”，它有这样的愿景。
当时日内瓦的世博会的主题好像跟今天的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一样的，他说“经济发展使生活更美好”，它展出什么呢?英国人展出英国对于工人阶级医疗福利的制度，法国人有使工人阶级进行自我提升、自我发展的措施，包括文化、教育、艺术欣赏的支持计划。就连德国都展出煤矿工人的洗浴设备，就是使煤矿工人一上井就能迅速洗一个舒服的澡，可以让他们很舒服地回家。
美国人来到这里一看非常惭愧，因为当时的欧洲人已经饱受革命之苦，所以这些国家开始改弦更张。美国是当时世界上矿难发生率最高的国家，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所以到了欧洲之后，他非常惭愧。于是他说了一句话：“在使普通人得到幸福的道路上，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国家反而落到了最后”。回来之后，罗斯福总统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鼓励工人和企业主进行谈判，争取他们的权益，鼓励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个时代被人们称之为“美国的进步主义年代”。进步主义年代之前的美国和之后的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个作家成长于进步主义年代的初期，他说：在我小时候，我所看到的是政治官员腐败，企业家贪得无厌，人民忿忿不平，盗贼疯起，整个社会乌烟瘴气，非常不堪。进步主义运动只持续了20多年的时间，到了他已经度过了青春的时期，到了比较老的年纪时，他说：这时候我回头再看我们的社会，我觉得我在20年前看到的那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了。官吏清廉、社会公正、人民的幸福感提升了。所以我们说，要得到这些东西其实是不难的，只要一代人的时间就足以看到。我们经常说中国社会这样的状态，是不是要到孙子辈才能看到它好起来?实际上只有经过努力，一代人的时间就能达到这样的目标，美国人是这样的历史经历者。
所以我们说社会慈善，或者由社会慈善带来的阶层的和谐，是调节两极分化与公正缺失的不二法门。美国是这样做的，二战以后的其他欧洲国家也是这样做的。二战的时候，前方正在打仗，当时丘吉尔作为保守党执政，反对党没事干，他干什么呢?他待在家里开始编写英国战后的福利政策，准备战后和保守党竞选。他把福利政策编写得非常完善，就说要如何地使最穷苦的人得到最好的照料，然后就把这个小册子发到很多人的手里，包括二战前线的英国士兵手里，告诉他们，你们就将为这套制度而战斗，大家都很受鼓舞。结果还没等战争打完，就把丘吉尔选下去了，把工党的领袖选上来了。英国人还是比较忘恩负义的，丘吉尔领导他们打胜了二战，结果还没等二战打完，就把丘吉尔选下去了，因为他觉得工党那套东西对他们更合适，马上就打完仗了，要进行和平建设，我们需要更多的福利。所以英国等西方社会是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过程，无数人在国内的革命和国际的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之后，才回到了阶层的和解，慈善的发达，公民社会发展的道路上来，解决了他们原来认为不可能化解的社会矛盾。这是正面的例子，实际上也有很多的反面例子，包括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大革命之前整个社会的温和派提倡改革、提倡慈善、提倡公民社会的人受到很大程度的压制，不给他们这个机会，结果是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再也没有温和派了，温和派一再受到镇压，剩下的人就是鼓吹暴力革命的人。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取决于我们对公民社会的态度，这不光是政府的事情。这是社会发展中，由慈善所代表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它一定是需要的。
另外，慈善在这个社会中所担任的角色，我认为它必然会出现，慈善是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其中应有之意。在没有多少经济财富的时候，我们不会对他人慈善过多的关注，但是一旦当社会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的阶段时，如何使用这个财富，就成为大家更为关注的问题，甚至比如何创造财富更受人关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公民慈善的需求就会慢慢地生长起来，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除非经济发展停滞。其实即使经济发展停滞，这也是不可逆的，因为还涉及到财富如何使用，而非财富如何创造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慈善的需求越来越大，甚至市场经济的负面现象也会使公民慈善的需求越来越大，因为两极分化越来越重，慈善的受关注度也会越来越大。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关注慈善事业?就是因为我们社会太缺乏慈善了，慈善和对慈善需求的差距太大。慈善事业的生长还有赖于公民自我力量的提升。尽管有了这种需求，但是你没有力量促进这种需求，慈善事业也不会发生。问题在于我们现在促进慈善需求的能力也是正向发展的，它不可能逆转。因为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能力都在不断地增长，包括我们每个人的经济能力，这30年以来，肯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个人支配财富的数量是不断上升的过程，每个公民受教育的程度也比30年前，甚至10年前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样的一些经济能力、文化、思想、意识方面的能力、公民参政的意识等等，它只会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断地走向进步。既然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那么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慈善的发展，它也是不可逆的。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几十年以来中国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状况。既然说它是不可逆的，我们这几十年来有什么样的成绩可以来摆一摆。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下慈善事业的发展，一个是慈善意识，第二是慈善组织，第三是慈善的行为。
慈善的意识，它分为三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对于慈善的态度和意识。政府对于慈善的意识可能很多时候是不如普通公民的，而普通公民又不如企业家，这是我们今天社会慈善意识的状况。政府的慈善意识缺乏主要是在于它没有划清政治和社会之间的边界。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或者他所从事的慈善，有很多情况下是摊派的，或者说是一种行政资源的调拨，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之间的自主的相互的帮助，这是中国的慈善中很显著的特点。包括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地方政府都把企业家召在一起开个会，然后说地震了，中央政府有一个态度，我们这里有一个态度，你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个态度，每个人捐多少。企业家想想就捐了，捐完了之后也不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也不告诉你这个钱放在哪了。所以企业家感到很不受尊重，本来我也有这种需求，想做慈善事业，但是你给我的形式，让我感到是被勒索了。这是慈善意识的问题，也不是他本身故意的，他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按照他以往的工作模式，这样延续下来了，这是意识上的缺乏。
作为普通民众，对于慈善事业也有这样的认识上的问题。2004年的时候，网络上有一个很著名的陈易事件，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女孩说她的母亲得了重病，在网络上发帖希望大家捐款，后来有很多人捐了。捐了以后又不放心，怕这个女孩骗他们，然后又找人调查，调查的时候，发现这个女孩戴的隐形眼镜800多块，还是彩色的，穿的鞋是名牌，后来这些网友觉得自己受骗了，为什么她穿着很贵的鞋，戴着很贵的眼镜，我们还要捐钱给她。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后来在天涯社区讨论的时候，有网友问我：这样的情况，我应该是有权追踪我捐助的钱的去向。因为这是一个公众的事件，我在网络上做了一个回答，我说：你这个钱的性质不是捐赠，你这是赠与，你把这个东西赠与了人家，你是无权追踪它的去向的。当然这个事件最后很悲剧，女孩子的母亲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也因为这个事情很郁闷，后来就去世了。这就是我们对于慈善的定义还不是很清楚，实际上法律规定：要通过某种形式的付出，这才叫做捐赠，包括捐给慈善组织。私人是没有权利进行捐赠组织的，所以根据法律规定，你这不是捐赠，这只是赠与。包括这样的问题，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包括我在介入这个问题之前，也不是特别地清晰。所以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对慈善很多细节性的东西不是特别了解，这是慈善意识的问题。
但是，在今天我们会看到，对慈善很多定义性的问题，我们都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对于富人和名人，以及每一个普通人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有更多的认识。同时，因为媒体对慈善报道的增加，我们现在开始对一种慈善理念进行认同。当然这种认同有时候会走到比较过度的程度，最后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性，就是你这个人一定要符合这种政治正确性，如果你不符合这种政治正确性，你在社会上无法立足。所以公众的慈善事业非常发达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又走向这样一个慈善事业无条件要求每个人的状态。
政治正确性这个词是美国人发明的，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违反了这样一种政治正确性，你在这个社会上就无法立足。举个例子，哈佛大学的校长，我们知道是由校董任命的，是全美很有分量的学术的领袖和非政府组织(我们把学校也叫做非政治组织)的领袖，结果他在公开讲话的时候说错了一句话，他说：妇女应该在家里好好做饭。女权主义者很不喜欢，最后发动了一场运动，让他下台。也就是说他违反了尊重女性的政治正确性。在美国还有一个政治正确性的事件，就是对于种族方面的尊重，就是对黑人要尊重。原来我们管黑人叫“黑鬼”，后来美国人不敢使用这个词了，说这会在政治上不正确，使用“黑人”这个词，我们觉得没有问题，因为他本来就是黑的。后来也觉得这不好，因为你强调他的种族特征，你说他是黑的，他听了会很不高兴。昨天和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说到这样的问题，他说有一次他在公车上，身后坐了一个黑人，他说这个人如何黑，很有特点，说了半天，结果那个黑人很不高兴，他以为那个黑人不懂中文，那个黑人说了一句：就你白?他们对这样一种种族特征的强调不是很高兴。后来美国人也不准用这个词了，只说“非洲裔美国人”。所以美国人一开始觉得很麻烦，当然后来还是大范围的使用这个词，这是一种政治正确性，你如果违反了，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了，你在公开场合如果说了“黑鬼”，你如果是官员，你就得下台，你如果是大学老师，学校要将你解聘。我们今天会发现，很多的明星、富人，如果不做慈善的话，大家对他的评价就会比较负面。如果说他的慈善做得不到位的话，大家对他的评价也会比较负面。章子怡当时地震的时候说要捐100万，结果只捐了87万，还差13万，网络上就对她口诛笔伐，说这个人不讲诚信，诈捐等等。实际上她还是捐了87万的。公众的慈善意识开始大幅的增长，当然这其中也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整个的趋势是健康的。
另外，中国的慈善组织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在这30年里出现了4种类型的组织(按照慈善事业实施主体进行分类)：第一个是直接办慈善的政府，如果把政府去掉的话，中国的慈善组织就少了一大半，包括很多有中国特色的慈善的方式，外国是学不来的。我们到汶川的灾区一看，每个镇上分别写着“感谢××人民”，因为这个镇是其他省区对口援建的。这是中国特色，一声令下，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派出资源，奔赴灾区，所以直接办慈善的政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第二种是官办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等。第三种是民间慈善组织，今年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一些官办慈善基金，主动决定转型为民办基金，比如说中国扶贫基金会，这很有意思，因为这些人真想做事，如果是官办的话，它就有各种行政级别，很多人想升官发财，就到这里来了。现在这些人不当官，全部是民间的，那些人就不来了，剩下的都是有理念做慈善的，反而做得很好。民间慈善组织有非常大的发展。第四种是做中国项目的境外慈善组织，比如说乐施会，还有香港的狮子会。在历次水灾中都发挥了重要的慈善作用。香港同胞捐款在整个中国占了很大的比重，每次水灾捐得最多的都是香港同胞。为什么香港人捐那么多呢?我倒不觉得香港人比内地人更有同情心，我觉得香港的慈善组织的优点在于，它给每个人这样一个机会，有这样一个机制，让它表达自己的爱心。我们中国人也不是没有同情心，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突然之间大家爱心井喷，开始大量捐献，很多人看着电视流下热泪，中国人是有同情心的民族，只不过是没有一种机制让我们表达出来而已，香港人是有这种组织机制发挥了作用。这是4类慈善组织，这4类慈善组织在今天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第三个方面是慈善的行动，慈善行动分为这几种，一个是捐款，2010年的慈善捐款数据现在还没有统计出来，但是预计有700亿，这是包括全世界向中国慈善事业捐赠的，这是很了不起的。中国内地的捐赠有332亿元，占到全部捐赠的一半，捐赠款项最多的一个省份是广东省，这不是因为广东人最有钱，也不是广东人特别有爱心，而是广东这边的慈善和公民社会比较发达，组织得好，让你有条件表达。其他的慈善行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捐赠，还有提供慈善的服务，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一度有将近50万的有志愿者的名号和没有志愿者名号，但是做着志愿者的事的人进入灾区。
我记得麦田基金会的莫凡跟我说过一个事情，我听了以后很感动，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原来在深圳一家企业做中层管理人员，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他辞掉自己的工作，跑到灾区为灾民服务，做什么事情呢?运送物资，看仓库，给灾民养猪、修路，什么都干。后来莫凡看到过他在猪圈里养猪，很脏很累，但是他无怨无悔，干了几个月的时间，后来回到深圳以后，工作也没了，还是很潦倒的，后来我的朋友问他：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愿不愿意做这种选择，为灾民服务?他说：如果能够再有机会让我再去喂猪、修路，我还是会再去，他说如果有需求，哪怕是喂猪，我也会回去。2008年8月份和12月份，我两次去到汉旺和映秀，当时有很多的学生志愿者，在那里进行这样一种工作。这些年轻人很有热情做这些事，不管他们采用什么方式，他们采用自己认为最正确、对灾民是最有帮助的方式。当时他们还搞了一些图书室，让没有办法进入学校的孩子读书，并且他们充当老师，做了种种的服务。而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学生自发的团队，在灾区不计其数。而且这些人不是住在板房里，有帐篷的时候，让灾民住在帐篷里，自己用编制袋搭了一个土帐篷，在里面住了4个月。所有的灾民都搬进帐篷了，因为帐篷不够，他们还是住在那里，就跟住在露天没有区别，那时候是多雨的季节，地震多发的季节，这些人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还有几家慈善机构成立了一个“新家园”的组织，专门在那里进行灾区的社区服务。这些NGO之间的合作在当时是非常发达的，全国的NGO都跑到那里。那时候流传一句话：2008年如果没有去过汶川的NGO，就不算中国的NGO，都去那里提供服务。
同时，慈善自我发展方面的行动也有所增强，包括在各个大学开始设立非常专业的搞慈善的学生学习的领域，包括设立社会工作系。现在广州已经有6所学校设立了社会工作系，包括中大、华师都有这样的社工系。社工系的出现就跟当年新闻传播系的出现一样重要。有了那些非常专业的记者，你会发现中国的新闻事业和以前大不一样，因为你是专业的人士。什么叫专业?他是有信仰的。你搞新闻专业，他以真相为信仰，你让他说假话他就不舒服，他不是以往那种培养宣传机器的专业。广东这边汇聚了一帮觉得说假话很别扭的人搞了《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等这样的媒体。专业建立起来了，出来的人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学校在搞社会工作系。我觉得等到几批学生毕业之后，中国的慈善事业会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有媒体的经验在这里摆着，专业人士要做专业的事。这是慈善的行动、发展，这是正面的东西。
负面的东西也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慈善的发展还不足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包括捐款数量，我们虽然觉得捐了很多，但是问题在于他的总体数量仍然偏少，中国的捐款数量只占GDP的0.15%，相对来讲比我们GDP要高出一倍的美国，他的捐款数量占整个GDP的1.0%。这张图是各国的非盈利部门的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个是私人捐赠占GDP的比例。同时是各国非盈利部门就业占经济活跃人口的比例，中国占0.61%，美国是6.28%。这是我们在各个方面的慈善事业发展上和其他国家的差距，我们排在菲律宾、乌干达后面。
捐赠不足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慈善的主体单一。中国的慈善缺点就在于太依赖企业家阶层。我们的企业家在慈善方面做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把目光过多地投在企业家阶层上，就背离了慈善的精神，因为不是有钱才做慈善，而是有什么样的能力，就要做什么样的慈善的事。公众慈善的状态在中国是不太发达的，比如说我们的公众捐赠只是在大型的自然灾害时才有。如果是没灾、没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捐的。只有在地震、水灾的时候，我们会捐赠，而且有很多是摊派下来的，我们平常缺乏捐赠的意识，这是我们现在的特点，过于依赖企业家群体。实际上公民社会的慈善是以普通公民为主体，因为慈善不是富人施舍给穷人的过程，而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相互帮助。我们是平等的，我做出这样一个施与，你得到这样一个受赠，实际上双方在人格上、法律上、心态上是平等的，你过于依赖有钱人，反而会感觉不是那么好。
盖茨描述中国慈善主体的特点，他说：现在中国亿万富翁的数目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我们的慈善捐赠仍然是排在乌干达后面。中国这一代富人是中国的第一代富豪，第一代人有什么不足呢?第一代人没有经验可循。他即使想做慈善，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做才有效。所以我们发现陈光标做一个慈善，他做的很简单，就是发钱。觉得环卫工人需要帮助，就找一些环卫工人，给他们每人发一个红包，结果环卫工人回去之后把钱都上交了。我们现在做慈善，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没有先例可言，这是第一代富豪面临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慈善组织的问题，我们的慈善组织的数量是不足的，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一个基金会管理条例，个人可以出资成立基金会，当然这是私募的基金会，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还是很难的，因为你要号召所有人来捐赠，你等于把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能够汇集到一起，这和把整个社会的组织资源汇集到一起的影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国家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慎重的。但是他给你一个成立私募基金会的权利，就是你可以捐自己的钱，成立这样的基金会。但即使是这样，这五年来，我们的私募基金会的数量仍然不足2000个，而且把这2000个基金会加在一起，每年的捐款费用、政府拨款合起来才1800亿，还不够盖茨基金会一家的规模。在美国有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各种各样的基金会，他们的规模都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我们所有的基金会的捐赠加在一起还不及人家一家基金会的规模。
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慈善的公信力是普遍缺失的。搜狐在几年前做了一个调查，86%的人认为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是制约中国慈善发展的最大因素。像我刚开始讲的陈易的事件，如果你直接帮助某人，这不是做慈善，这是做赠与。如果要非常规范的做慈善，还找不到非常好的路径，因为你信不过那个组织。官办的信不过，民间的基金会你也信不过，最后你连政府也信不过。所以很多人就说：我捐100块，如果能有1块钱到灾民手里也行，我就按照这样的想法，所以我捐了100块。他抱着这样的心态，怎么能做好慈善事业呢?如果你总是认为人家会贪掉你99%的钱的话，你的慈善也做不下去，所以慈善公信力的缺失也制约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公信力的缺失还导致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慈善步入恶性循环的状态，对于捐款的人大家过度关注，而且更加不宽容。本来捐款是一个人自愿做的，有这样的心，是挺好的事。但是我们现在就会想这个人捐款是不是有目的?是不是要给他的企业洗钱?或者说以前是做了什么坏事，然后说他有原罪，要来赎罪。然后在捐款过程中哪一点做得不到位，我们认为他是骗子，这种对于捐赠非常不宽容的心态是要不得的。对名人和富人的捐赠过于关注的结果，反而是我们自己的捐赠还没有到位，我们来要求其他人。所以我把这种现象归结为8个字，叫“富人捐款，公众围观”。少数的公众人物捐款，大家都看着他们捐款，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还没来得及捐款。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状态，它最终的后果是那些有能力捐款的人怕了，我捐款反而捐出麻烦，税务部门要查我，公众要骂我，如果有一点做得不好，整个名声都毁了，我还不如不捐，我就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使得捐款的人也惜捐、拒捐，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慈善事业会步入恶性循环的轨道。这在公信力缺失和文化方面导致更为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捐赠不足、慈善组织发展不够、公信力缺失以及慈善文化步入恶性循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这和我们的体制困局有关系。而体制困局展开来说有4个方面：合法性困局、主导权困局、效率困局与伦理困局。集中来说就是4个字“慈善垄断”，这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总的根源。
首先慈善垄断会造成一个合法性的困局。慈善的垄断在中国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是行政垄断。我们现在是依靠政令，包括对于民间组织的管理都是依靠政令，而不是依靠非常严格的法律进行管理。虽然《宪法》里规定有结社权，但是我们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是依据政策和国务院的有关条例进行管理的，而不是依靠结社法，上世纪90年代想搞一个《结社法》，结果没有出台，80年代想搞一个《新闻法》，结果也没有出台。那些法律难以出台的领域，最后都是靠政策管理，因为靠政策管理方便，想放就放，想收就收。但是这是传统的治理社会的方式，现代治理社会的方式是要依靠法治。
我们这30年来立法方面的成就很大，但是大部分都是经济领域的立法，为什么我们的经济领域发展会这么快?如果没有经济领域这么多的立法，包括广告法、商标法、合同法等等的立法，中国的市场经济根本建立不起来，因为必须要靠法律，形成一个法治经济，最后才能是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慈善事业发展也是一样的，只有是一个法治社会，最后才有章可循，使慈善事业规范发展。另外一个是官办基金会和政府慈善垄断了大部分慈善资源，这样的情况使得民间的自主的慈善获得不了资源，获得不了法制环境，获得不了社会支持。
2004年《基金会条例》颁布的时候，我们当时预计今后5年中国的基金会会有井喷式的发展，但是很遗憾，只增加的800多家，和现在的需求没法相比。这样的状态是因为成立基金会非常困难，像曹德旺、陈发树他们想把几十亿的财产捐献出来，搞一个基金会，但是搞不起来，因为没有法律支持，如果你要搞的话，首先要交税，交税需要交1/3。这样的法律上的困境，使得私募和民间的慈善组织合法性不足。最重要的是《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它规定每一个成立的社团，都要寻找挂靠的部门，这很要命，谁无缘无故给你挂靠?很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的态度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也不愿意承担风险，并且你挂靠了他也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不给你挂靠。所以很多的慈善组织最后只能以工商注册的形式成立，成立一个企业咨询类的机构，然后来做慈善，这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第一你要交税。第二，盈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账目编排是不一样的，很多做事的程序是不一样的，按照企业的方法来搞是搞不起来的。所以这限制了它的发展，这是关于合法性的问题，有的是根本成立不起来，或者是成立为地下慈善组织。中国有很多的地下慈善组织，悄悄地做事，我们做好事反倒变成了偷偷摸摸的行为，因为合法性不足。
第二是慈善垄断导致主导权的困局。这个主导权有两种，一种是政府主导社会。慈善本来应该是社会主导，现在反而是政府主导社会。最典型的是青海玉树地震，最后所有的善款被收归省政府，这很荒唐，人家不是捐给你的，人家是捐给基金会的，是要直接做好事的，结果政府一下全收回去了，它的后果很明显，以后谁也不捐了。原来我以为100块有1块会到灾民这里，现在100块全到你这里了，那我还捐什么?社会主导慈善事业这种权利的丧失，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是非常致命的打击。还有一种是官办主导民办。官办基金会在以往的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的官办基金会做得很好，但是大部分的效率是不高的。他也想做事，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开始出租自己的权利，你这个民办基金会做得很好，你可以挂靠在我这里，你的成绩就是我的，我的成绩还是我的，这就是官办主导民办。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进步的现象，原来权力都是掌握在官办的手里，现在我把它出租给你这个民办的基金会，让你来做事，这个当然不正常，但是比原来仅仅是官办垄断的方式，放了一个小口子。这是一个现象，但是它也凸显民间的慈善缺乏主导权，没有话语权，这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第三是慈善垄断带来的效率困局。为什么中国扶贫基金会转变成民办基金会来做事?因为官办基金会有行政级别、官僚作风，有上级的直接干预，它做事施展不开手脚，效率比较低。当然也有人认为官办慈善效率很高，比如说汶川地震，所有的省都来支援。但是这种做法对慈善长远发展来讲是有害而无利的，因为这不是自主的进行捐献，你是被动的，受支配的，被命令进行捐献的，这个心理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不是做慈善，这是完成政府任务。这对长远的效率是一个伤害。
第四是伦理上的困局，这也是我认为最严重的一个困局。慈善的垄断，在体制上会带来这样一些伦理上的问题，就是精神上的垄断。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垄断慈善就是垄断美德》，不断是把资源、组织、权力垄断，最后把人的精神都垄断了，你把慈善的精神完全收归自己了，其他人都不要经营了，它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呢?首先第一点是它会割断公民与国家的责任联系，我这里说的国家不是政府，而是这个国度里所生活的人民。它会割断公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所有的慈善捐献都不是公民可以直接监督、直接管理的慈善，而只能通过政府，这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做面对面的慈善，你没有办法在慈善中享受它的全过程，你割断了捐赠者和被捐赠者之间的联系。
另外一个，它会削弱自主慈善的能力。如果官办的把所有的慈善资源垄断了，民间组织就无法得到资源，包括信用资源都无法得到。现在我们把政府、官办基金会、民办基金会、境外基金会这4类慈善组织进行一个排序，排序最低的是民间的基金会。因为政府还是一个有形的主体，官办基金会还有一个名堂在那里，大家对民办基金会更加信不过。所以在网上的调查发现民间基金会的信用度最低。这种情况也会伤害到民间慈善组织，削弱它做慈善的能力。它还会剥夺美德呈现的机会。汶川大地震，地方政府向企业进行摊派，企业家说自己也想捐，现在你命令我捐，而且捐完之后还不给我一个说法，所以他的自主慈善的热情也会受到打击。还有一个是慈善垄断会助长腐败。所有的垄断都是权力的垄断，而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会有什么特点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且是绝对导致腐败。把慈善资源垄断到自己手里，这就形成了一种绝对的慈善权力，腐败是不可避免的。
8月份我到映秀镇，看到板房已经建好了，映秀镇是广州对口援建的，后来变成东莞援建。当时看到板房已经全部盖好了，我问当地的志愿者，他们说没问题，板房的数量是按照人口的数量来的，一定是每家都可以住得进去。结果当我到现场一看我非常惊讶，因为就在离板房区不到10米的距离，就有一排帐篷，住着一条村，整整一条村七八百人都住在里面。我说，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有板房吗，怎么还有人住在帐篷里?结果到板房里一看就发现，很多人占了两间板房，一间做厨房，一间做卧室，分配不均。这个过程如果没有猫腻，我怎么都不相信。到12月份我再去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很冷了，普通的帐篷还是不能御寒的，我觉得帐篷的问题应该解决了，到了那里一看，帐篷没有了，我很高兴，我跟当地的志愿者说：他们终于住到板房里了。他们说：唐老师，你不知道，过两天中央领导要来检查。因为映秀镇已经上报，说所有的灾民都住进板房里了。他们把这些人都迁到山里了。那时候还有余震，怎么把他们迁到山里?到山里一看，果然还有人住在帐篷里。在这种情况下，随意的使用这种权力，没有法制、没有公民社会的监督，意味着慈善事业尽管是一个好事，但是办不好，而且容易滋生腐败，因为权力是垄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会引发对美德的嘲讽和吹毛求疵，就是对慈善者的不宽容。
下面简单地说一下关于中国慈善垄断的问题。刚才我讲到，我认为垄断慈善最严重的后果，不在于民间组织的合法性等等问题，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它会垄断美德。垄断美德的原理也非常简单，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里始终强调一点，他说公民的资格、身份、意识、能力不是学来的。不是说有一个公民课堂，告诉你什么叫公民，怎么样做才是公民，你学会了，出了门就是公民了。公民是需要经过不断地实践锻炼的过程，很多品德是需要经过不断的实践才能够养成，学是学不来美德的，你需要经过不断地实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垄断慈善意味着我们很少有这种展示自己美德的机会，或者实现自己美德的机会，这种状况下，你就永远也学不会什么是美德，所以我说垄断慈善就是垄断美德。当时在一篇文章里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可以适用这种判断的解释。“只有自发自主的慈善才能激发人们的高尚情感。如果一个国家里政府慈善的公信力丧失，又不创造条件允许民间慈善发展，那么就是在有计划地消灭一个民族的同情心。”
当我们谈到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慈善恰恰是因为它面临这样的困局，为什么是困局呢?困局就是意味着发展和不发展的力量僵持不下，正是这样的状态下，我们会有一些突围的关节点，而这个关节点恰恰在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上。尽管是来自于外在的政治环境的限制，成为慈善垄断最大的诱因，又成为一系列体制性困局最大的诱因，但是如果要突破这一点，也是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和解。
具体来讲有这几个方面，第一是改善慈善的法制环境。这一点我们正在做，这个做法是对于以往的慈善事业法律法规方面的补充，甚至是改进。我们现在涉及慈善方面的只有三部法律，第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慈善捐赠法》、第二个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个是《基金会管理条例》。我们没有《慈善法》，我们要出台新的慈善法，使得慈善在法治环境下进行，这必须要通过政府。去年有两个省试图在这方面进行突破，一个是江苏，江苏搞了一个全国第一部地方慈善的条例，这个消息非常令人振奋，大家听了这个消息之后，赶紧把这个消息拿回来看，结果没说什么东西。第二个要搞慈善条例的是广东省政府。广东省政府为什么要搞一个新的条例呢?因为广东省相关的人士，包括民政厅的人士看了江苏这个条例，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不如我们自己搞一个，这是广东人做事的风格，广东省这个条例已经经过了差不多半年的酝酿，而且这个酝酿的过程很有意思，他不是请一帮法学家搞慈善法律的论证，他请公民社会组织专门参与这样一个慈善法的修订过程。他说既然这个法是给你们订的，你们来说怎么立，这是我们的态度，这是非常正面的。这种法治环境的建立，应该在广东省是比较成熟的情况，我估计在2011年，这个慈善法会出台，现在已经进入到各部门之间进行评法的阶段，就是每个部门看一下，和它自身的法律条文有没有冲突，这是倒数第二个阶段，然后就会提交到地方人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我看了整个慈善立法的草案，整个草案读下来之后我感到非常振奋，这远远不是江苏那个条例的几个口号所能够相比的，这是非常好的一部法律。所以我非常希望在民政部门的努力下，在公民社会的支持下，在广东省良好的大的政治环境衬托下，这个法规能够早日出台。
但是对立法环境的改善，我们仍然不能够希望过高。即使有了这个法律，促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点还不在这里，而在民间自主慈善如何发展。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给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道理，他说：一个人如果有了图书馆才去读书，真正有了图书馆，他也不会读书。如果有了实验室他才做实验的话，有实验室他也不会做。我觉得很适合慈善的法律，如果你要非要等到慈善的法律完善了才做慈善，你永远都不会做慈善。事实上我们大的环境已经使慈善组织生长有了根基点，尽管面临法制上的困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想做慈善的人还是可以把慈善做起来。比如说有一个自然组织，叫麦田教育基金会，它已经在深圳成立了基金会，但是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时候，它已经做了5年的慈善。那个组织的领导人不是搞社会学的专业人士，他搞的事情比我们还大，他是一个画家，叫莫凡，他到云南的大山里画画，结果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破的一处房子，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学，老师跟他说，这里没有书本，条件很差。当时莫凡要过去支教，后来他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就发动网络，因为在网络上可以号召大家捐赠图书。他说山里的小孩子，整个上学的过程，没有看过一本课外书。这是2005年的事情，莫凡就说靠着大家捐点课外书，然后就有很多人捐献图书。在捐献图书的过程中，他们就形成了一个组织，大家觉得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支教、助教，甚至捐献一座小学。5年之后，一个画家搞的这个组织，现在有4500名志愿者，资助了2892个孩子，捐建13所小学，也捐献了200间图书室。这是在他们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做的，就是没有成立麦田教育基金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并且全国各地都有他们复制的部门。当时记者问莫凡：你们麦田基金会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本来我们以为他会面临效率困难、伦理困难、合法性困难、主导权困难，结果他说：没有困难，我想做就做了，如果有些人理念不合的话，你就另创一个NGO组织，我们有共同理念的人在一起，做得很开心，做得很高兴，然后还做了好事，还帮助了其他人。账号就只有一个账号，不用这么多复杂的程序，所有的钱打到这里，大家分着用。莫凡拿着一张卡，但是他不知道密码，另外的一些组成人员知道密码，手里没有卡，这是很原始的制约方式，但是就是这样一种方式，他就发展起来了。
(看图)这是2008年的时候，他们动员佛山的一家净水厂捐建了一套净水设备给地震灾区，因为当时灾民饮不上干净的自来水，靠军车送水，所以他们就捐建了这套净水设备，这个设备需要进行管理，他们觉得是进行民主管理、社区自治的好机会，因为不可能基金会的人整天在这里，所以要村民成立一个管水的委员会，然后就动员村民，开始没人理他们，他们做了一段时间的服务之后，大家觉得他们挺不错的。这个人就是莫凡先生，他在这里给大家进行动员，他很有动员能力，他把这个事情摆出来以后，村民自己把规章条例一条一条的讲出来，他们自己都制定出来了。最后要选举一个人出来进行管理，掌握管水大权这时候大家就开始相互推让，最后选出了非常有公信力的几个人，这是他们在进行商量的场景，场面非常热烈，最后非常圆满的结束了这个活动。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跟莫凡说，我有一个问题，你组织得很好，但是你不可能有分身术，到各个地方搞村民的自我管理，推进慈善事业。如果说换一个人，或者换一个地方，就可能搞不好。他说：不会，我们麦田就是这样一个复制的过程。当时我还不相信，但是两年之后，我非常高兴地发现我错了，因为麦田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个复制组，而且这个组搞得非常好。这说明不是莫凡有过人的天赋，你有运用专业人士的肚量，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自然会有人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2008年的时候，他才成立3年，他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经过这两年的发展，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他采用的复制方式。这是民间自主慈善的发展，就是在没有图书馆的情况下也要读书的一群人，他们最终读成了书。
另外一个突破口就是和市场力量相配合。实际上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和世界上其他的企业家群体相比，算是比较有爱心的一个阶层，至少我接触到的一些企业家是这样的。当时在北京有一个阿拉善协会，它是治理大漠风沙的，给牧民提供服务。那里聚集了很多著名的企业家，有王石、冯仑等人，我有一个东莞的企业家朋友，他有几个亿，在那里面是最穷的人。这帮人聚在一起，谁也不服谁。结果他们说，我们要做好事，就要先搞一个相互之间的法律约定，结果搞了一整天，大家都是老大，谁都觉得自己是绝对的精神物质领袖，200个老大碰在一起，这时候作用就产生了。什么叫公民社会?就是十几亿老大坐在一起，这就是公民社会。因为都是很强大的人，就意味着我不能支配你，你也不能支配我，公民社会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不是要进行彼此权利支配，而是要在彼此平等的情况下形成共鸣。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了自己，他们觉得自己的民主素质、公民社会意识有所提升。这个组织经营得非常好。后来他们觉得自己的方式非常好，就把这个方式教给牧民，就是告诉牧民如何合理的放牧，每个家占多少牧场，然后定时进行放牧，羊群数量是多少，你们自己商量。牧民们商量以后也很好，他们也搞了一个牧民的自我治理的组织。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会发现慈善行动不但是最富的人可以做，最穷的人也可以做，而且这个过程本身也是训练、实践、提升自我的机会。所以说我们的企业家如果想做慈善，他们有这样的机会
为什么我在这里强调公民力量要与市场力量相配合?这对彼此来讲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相互之间都能创造价值。我们知道企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到今天碰到了瓶颈期，企业家想做大做强，中国的经济想进一步发展，其实是很难的，我们现在的发展都是数字上的发展，都是统计局的发展，如果真正要发展，它是非常艰难的。公民社会存在的价值是要给包括企业在内的整个社会创造价值。我记得10年前，这些企业家在加入WTO之前纷纷发出豪言壮语，说只要加入WTO，几年之内要进入世界500强，500强里至少要有50强是中国的，现在一强也没有，只有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垄断企业。5年前这些企业家开始不再谈这个了，开始谈内部管理如何进行，就是内部如何加强管理规范，处理好跟政府的关系，处理好企业内部的关系，我们能够生存就不错了。等到前两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连管理也不谈了，这些企业家聚在一起谈励志，就是尽管面临很多的困难，我要度过难关，我要励志，所以唐骏这些人才特别流行，唐骏最大的本事就是使人励志，听了他的讲话，觉得自己还是很有希望的，尽管每天吃面包、喝凉水，但是还是有希望的。企业家聚到一起谈这个的时候，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很有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说企业家的格局越来越小呢?没有空间让我们走出去了，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尽头，你要获得更大的发展，你要进行海外投资，法律要改革、政治要改革。在中国如果要做大做强，有一个垄断企业在那里摆着，你怎么做大做强?有一个工商银行在这里，你不要想着金融业有任何的发展。那么它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和公民社会的结合，公民社会的作用是形成一种政治正确性，进而改变整个体制，改变法律进程，你需要的是法律程序的变化、法治环境的变化，你只有和公民社会相结合。现在我们的企业家更多想和政府相结合，想从政府那里钻一个空子，这不是长久之计，你要作为一个长久的企业家，你必须要彻底改变这个环境，而不是从政府那里钻空子，让你自己能够生存，事实上长远来讲，自己也是生存不了的，所以公民社会和市场结合有非常广阔的空间，也是非常必要的。
慈善事业在公民社会里还要进行横向的联合，我觉得广州和深圳的慈善事业做得比较发达，这是因为它整体的公民社会比较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教育程度、公民社会、媒体责任、市民文化，甚至还有来自香港的影响，这都创造了不可复制的环境。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和政府的合作，因为在中国做慈善要想绕开政府是非常困难的。在以往的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关系中，政府或者化身为全民代表，与社会高度同构，政府说我没有自己的利益，这是非常美好的想法，也是非常可爱的想法，但是这实际上是不大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你所代表的人相互之间是有利益冲突的，你代表了这个就不能代表那个，你代表了资本家的利益，就不能代表劳工阶级要增加工资的利益。你代表了犯罪分子的利益，就不能代表受害人的利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想什么都代表是基本不可能的。这就造成一种后果，所有的人都不满意。你既然代表我，我发现有什么问题责任就在这里。所以最后所有的怒火都集中在政府这里，这种情况下对政府也是一种伤害。最聪明的政府做法是什么呢?谁也不代表。美国政府就是这样的，他谁也不代表，你们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吵架。政府干什么呢?政府既然谁都不代表，我就是公平的，我来裁判你，我就有权威性，这是政府权威获得的最佳的途径。也就是说一个政府的权威是建立在他谁也不代表的基础上。但是公民社会本身自我谈判的能力，自我发展协调和取得社会和谐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他必然是要依赖政府的，你不代表是不行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政府的代表性过宽，可能是公民社会自身发展空间过窄的一个原因。对于公民社会和政府都要进行反思，而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状态。
对于公民社会的选择是什么呢?要通过这种自组织能力的建设，不是说有了《结社法》才可以结社，有了《慈善法》才可以做慈善。而是通过自组织能力的建设，使得社会公益事业能够得到发展，这对于政府的发展，它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也是一个补充，或者说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而对政府的选择来讲更为关键，政府是选择传统的治理方式，还是选择公民社会发展的自主型的治理方式，意味着政府是要选择理性化、组织化、有建设性意愿和能力的公民社会还是选择非理性、高度分散化、有破坏性意愿的暴民社会?公民社会建立不起来，你就很可能面临一个暴民社会。这对社会、政府、普通人来讲，都不愿意看到，而选择的主动权在我们的手里。
最后，我想用一个例子作为演讲的结尾。在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分别有三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政治体制没有跟进，公民社会的建设反而是受到压制。在这种状况下，这三个国家面临公众缺失、两极分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三个国家试图进行改革，但是它们的改革却得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第一个是法国，法国大革命之前，这个国家不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国家，而是一个经济上厉行改革、繁荣发展的国家，路易十六的年代，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经济上最繁荣的时代。但是财富的增加，财富的增加意味着这个社会开始关注怎样使用财富，两极分化使得三大阶层之间产生了不可弥补的缝隙，最后是仇恨代替了所有的本来可能产生正面作用的社会情绪，而成为了主流的情绪，上流社会不自知，觉得这个社会仍然在平稳发展的过程中，所以他们认为巴士底狱是不可攻破的地方，他们认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状态，可以安享既得利益，但是社会发展不如他所愿。
第二个国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俄罗斯，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是斯托雷平改革，1905年的日俄战争，还有之前的一些事件，俄国人认识到不能像以往那样统治下去了，于是开始进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俄国的经济在斯托雷平改革时期迅猛的发展，从原来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发展到可以和英国、美国、法国在经济上抗衡的国家，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是在财富增加、经济大发展之后，社会有了更大的不满情绪，之前人们认为贫穷是一种命运，20世纪初期的俄罗斯人民不再这样认为了，他们认为贫穷是富人加在身上的枷锁，所以他们开始抛弃这个枷锁，砸碎这个制度，有了十月革命。
到了1962年的时候，伊朗开展了一场经济改革，从1962年到1979年，在巴列维国王的领导下，伊朗的经济迅猛发展。1962年的时候，伊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25美元，到了1979年达到了2500多美元，这个经济发展速度比亚洲四小龙快得多，伊朗人一下子步入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这种状况下，他们反而有了更大的不满，因为农民没有土地了，没有人照顾他们，他们说还不如搞一个宗教专制的政府，于是霍梅尼被欢迎回国，搞了他自己的革命，巴列维国王很不理解，他说：我把经济搞得很好，伊朗都成了发达国家，军事上成了世界第五强国，伊拉克根本没法比，怎么人民抛弃我了呢?他不理解，最后他被流放到埃及，只有埃及的总统愿意收留他，最后他死在埃及，他很不理解。
这三个国家都是在经济高度发展之后，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之后，因为对于财富的使用不当，反而引起了社会更加剧烈的矛盾，从而葬送了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我们今天谈到慈善事业的发展，还不只是说表达我们的同情心，建立我们自己的慈善美德的境地，也不是单纯地帮助穷人，而是使我们的国家避免上述这三个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非常悲惨的命运，而使得中国未来的发展建立在一个更稳定、更和谐的基础之上。(掌声……)
主持人：感谢唐老师的演讲，现在进入提问环节。
这一个月我们一直做的是关于公民的演讲，为什么要请这么多老师围绕公民社会和公民的话题做演讲?很多学者认识到中国已经进入到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以往过分强调的经济建设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合时宜，我们要更多地进入关注社会建设和公民社会这一块的内容。很多深圳人，包括几个作者跟我讲，他说深圳人似乎更关心经济问题，认为经济问题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更相关，不太关心所谓的公民的问题，我给大家念一个东西，“上海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期满之后，土地由出让人无偿收回”。马光远说这是中国立法史上的首恶之法，这就是经济问题和公民社会问题的交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公民组织，没有好的团体，在政府立法的时候，出面发出有序而且强有力的声音，导致你的房子在期满之后，土地要被收回去。大家说一说讲公民社会、公民精神以及公民合理的切身利益有没有相关?我想是有很密切关系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罗嗦了，下面进行现场提问环节。
提问：慈善天然是民间的、个人的，跟政府、官方是对立并行的关系，如果把慈善也列入政府里就混淆了慈善的本性，也混淆了政府的职责，所以概念一定要理清，这对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有重要作用。唐教授，您如何看?
唐昊：这个问题是提得很好的，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强调政府在慈善中的角色，实际上我不是在强调它正面的角色，它尽管有着很多的贡献，但是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治理方式，因为对于慈善的控制，也不是政府进行有意控制的，而是它治理社会的传统在今天的延续而已。它不但是要控制慈善，在此之前包括人们的婚丧嫁娶，甚至是精神观念都要被进行政府性的管理，这是一个政府或者一个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这是传统的治理方式，通过控制来获得稳定。但是像您所说，慈善是民间的、个人的，跟官方的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公民社会要足够的强大，你才可能建立自己的慈善的能力，现有的情况下，你没有强大到这个程度，你必须要依赖政府，包括1998年华东水灾、2008年汶川地震，在你不够强大的时候，没有政府是无法解决的，政府一方面尽了他的责任，另一方面也通过大规模的摊派、捐款等等，介入慈善事业，为灾民的生活改善做了它自己的贡献，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状态，因为我们的公民社会还不发达，我们的政府相对于公民社会来讲过于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很多的现实问题，不得不依赖政府，如果不依赖政府，你可能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但是你不是单纯地依赖政府，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当你有能力，也有这个意愿替代政府在某些慈善领域的作用时，你才具备了慈善型社会这样一个说法的前提，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还是不能够完全离开政府做什么事情。(掌声……)
提问：我是一位来自官办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中国第一家民间背景的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1月11日揭幕了。您如何看待壹基金在破除慈善垄断方面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您预测公募壹基金能在深圳公墓基金会领域里起到什么样的推动作用?是狼入羊群的作用还是鲶鱼效应?
唐昊：壹基金会的成立和广州麦田教育基金会的成立都是标志性的事件，这意味着慈善垄断的破除。至于它未来的发展前景怎么样，我可以非常肯定地预测，这样的类似的基金会肯定会越来越多。口子一放开，这样的需求就会大量的涌入，到时候是无法阻挡的。公民社会发展的特点也是在壹基金的成立过程中体现无疑。公民社会有什么权利呢?相对于政府的有形的权力来讲，它没有任何的权利，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形成一种政治正确性。什么是政府机关?什么是制定立法的人?他也是人，他也有是非善恶的观念，而且他有理性的判断力，这是我们要相信的一个前提。所以公民社会的影响政策方式很简单，我觉得那是对的，你也觉得这是对的，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对的，政府说觉得这是不对的就说不过去，这就叫政治正确性。壹基金开始的时候，只是挂靠在红十字会基金会下面的一个项目而已，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金，但是大家都觉得它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基金，你不让它独立就是天理不容，网络的炒作、新闻媒体的报道，使人们加深了这种认识，立法机关、政府机关、行政机关也觉得这个法规来落后了，既然大家都认为是应该的，所以就没有理由逆着民意，所以我们形成了这种政治正确性。壹基金的成立，不是壹基金的胜利，而是那些起哄的人的胜利，是网民的胜利，是公民社会的胜利，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说，壹基金的成立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始终相信，如果大多数人认为这个事情应该这么做，这个事情最终就会这么做。(掌声……)
提问：请问唐教授，中国城市化的扩大和深入，和公民意识的增长有无必然关系?
唐昊：这个关系肯定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必然的关系，因为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往上推三代，家里都是农民，他是可以进行自给自足的，你种一个小园子，一年的菜都差不多了。城市生活是一种高度依赖性的生活，你在城市里必须要依赖很多人，你要依赖这个大楼的保安人员，你要依赖发展商能够盖楼给你，你要依赖有些人发电给你，有些人制造灯泡给你，能在这里听讲座，要依赖南都的组织。城市生活是高度依赖的生活，它必须形成这种群体生活的模式，这样的生活实际上对于公民社会来讲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因为公民社会的需求就在于人们相互之间帮助自己，如果每个人都依赖政府，而不是彼此依赖的话，政府忙不过来，而且他也没有这个能力。这种情况下，城市生活必然产生公民社会，就像它必然会产生市场经济一样。作为公民来讲，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他会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本人的身份和角色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在此之前，我们知道农村社会个人的身份可以用两个字来描述，就是“臣民”，每个人只能够依赖自己，意味着当你面对着国家机器的时候，你是极端的弱小。因为你只能种粮食自己吃，给国家交税，横向的联合没有。这种情况下，国家是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监狱、法庭对付你一个人是手到擒来的，所以在农业社会的时候，我们只能是臣民，因为我们只能依赖自己。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我们是市民。什么叫市民呢?“市”是交易的意思，意味着我们要追求自己的经济效益，我们依赖这个市场，依赖经济地位，我的经济地位有多高，可能我的自由就有多大。在公民社会里，我是一个公民。不是你到了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你就是公民，即使到了美国、欧洲，你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你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公民，因为你不参加公共活动。华人就是这样，他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不参加公务活动，你不能够影响政治，也不能够影响选举。这种状况下，你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什么人是公民呢?不是坐在课堂里听公民教育的人，而是走出去进行公民实践的人。所以我说公民是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民。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虽然能够为公民社会提供这样的前提，交往的前提、横向联合的前提，但是最终建成一个公民社会，还是靠我们每个人走出去，成为一个公民。(掌声……)
主持人：今天的论坛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光临。(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