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CSR相关的一个迷惑是，一方面企业都声称自己对CSR极为重视，在CSR实践方面成果颇丰；而另一方面，很多人，包括一些CSR相关人士，却对CSR的发展现状感到失望。
消除贫困是CSR的一个重点，而乐施会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最富有的85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与最贫穷的35亿人相等，不平等仍在加剧。报告还声称，全球经济体系几近“动荡失控”，我们仍然痴迷于GDP的增长，却无视由此可能造成的人文或生态后果。
人们曾经对大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履行社会责任寄予厚望，但现在，人们却担心CSR正在沦为一些大公司谋取私利的工具。2012年的八国集团峰会建立了粮食安全和营养新联盟(New Alliance for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鼓励私营公司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进行投资，美国总统奥巴马称“新联盟”是一项道德、经济和安全使命。就在此次峰会上，因转基因技术而饱受争议的孟山都公司宣布，为支持“新联盟”，公司未来10年将捐资5000万美元支持非洲农业发展。
在War on Want（一家以消除贫困为目的的英国非盈利组织）的执行董事约翰 希拉里（John Hilary）看来，一些大企业是在“擅用权力”。“大公司以CSR之名说动政府放松管制，扫除那些不利于他们进行全球扩张的因素。”希拉里说，“在CSR方面，任何高尚华丽的言辞，都只是一种幻像或神话。”
的确，在履行责任的美好承诺与现实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鸿沟。2013年4月，孟加拉国达卡市的一栋名为热那大厦（Rana Plaza）的8层大楼倒塌，造成1,127人死亡，约2,500人受伤，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惨重的建筑物灾难之一。这座大楼原本只被允许盖4层，其5-8层是未经允许而私自建造。而且，在事发之前，已经有人提醒大楼的墙面出现了裂口，但这一提醒被忽视。这座大楼里面有数家各自独立的服装工厂，主要为多家服装品牌生产产品，其中不乏如意大利贝纳通集团、美国The Children"s Place等世界知名服装品牌。
CSR受人质疑的重要原因是，很多企业的CSR实践带有浓厚的“洗绿”的痕迹。他们希望自己的公益慈善行为能够掩盖某些不道德的经营行为，甚至为自己博得“负责任”的社会声誉。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的CSR实践就变异为一场活生生的“责任秀”。
但我们也不必对CSR的前景过于悲观。企业怀着洗绿的动机来做CSR，总比完全不做CSR要好。更何况，如果给每个企业都贴上洗绿的标签，对那些真心诚意地开展CSR实践的企业就不太公平，哪怕这样的企业还只是少数。
客观地讲，与10年前相比，企业的行为现在变得更加透明，他们也更愿意将自己经营行为的影响公之于众，而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也前所未有地密切。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展。而NGO组织也发现，企业越来越倾向于与它们合作，这种合作正在产生价值。
绿色和平组织与亚洲规模最大的浆纸企业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APP）这两个“死对头”，此前不久出人意料地握手言欢。从2009年开始，绿色和平组织就不断指责APP破坏热带雨林，并敦促APP在其供应链中停止天然林作业。澳大利亚红猩猩计划、雨林行动网络等机构也曾联合反对APP破坏红猩猩放归基地的原始森林。这些批评给APP带来了压力，促使APP采用新的森林保护政策。2013年10月，绿色和平发布报告，对APP停止天然林作业的做法给予了肯定。“绿色和平组织认可了我们的努力，这十分令人鼓舞。”APP方面说。
类似的事情在中国也不少见。2011年，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NGO组织联合公布了一份苹果在中国供应链的污染地图，指责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供应商存在巨大的环境污染问题。最初苹果对这一指责不予回应，但之后还是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改善。
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他们的任何经营行为都必须在利益最大化与社会效应之间求得平衡。如果说，NGO组织的意见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带来了外部驱动力，那么，当企业认识到，责任之所系，即商机之所在，社会问题的存在为商业创新提供了契机，而履行社会责任本身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之时，企业做CSR就有了强大的内驱力。实际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样的事情都已经不乏其例。很多企业的实践表明，一些将解决社会环境问题置于核心的商业模式，从纯粹商业的角度来讲，也是充分可行的。
所有这些事实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加乐观一些——虽然CSR的发展现状还有诸多欠缺，但它并不是幻象，而是已经发生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