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虽然投入数百万人和数百亿美元以应对社会挑战，我们却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
进步的障碍：现有的资金来源——政府及慈善业——不足以回应社会需求，特别是在需求飘高而资源减少的时候。
解决方案：社会效应债券(Social Impact Bonds ，SIB)是一项最近出现的金融创新。
当安东妮特(Antoinette)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她才只有18岁，未婚，她十分惊恐。作为一名低收入的初孕母亲，统计数据显示她有较高的风险早产，更多的计划外怀孕，并且对她自己与孩子来说带来更糟糕的健康后果。但当她被“护士——家庭伙伴计划”(Nurse-Family Partnership ，NFP)列入一个护士家访项目时，她的命运改变了。分配给她的护士在她与她的妈妈、男友、甚至她的汽车之间发生危机时一路支持她——她的孩子最终足月生产，健康，体重8磅。两年后，当安东妮特从这个护士家访项目中“毕业”时，孩子健康成长，而她本人也已被大学录取。
安东妮特是幸运的，但大多数与她境况相似的妇女，却无法获取这些服务。全国每年有85万低收入初孕母亲，NFP只能服务于其中的4%。尽管NFP和其他表现优异的服务提供者对于他们的介入式服务有卓越的追踪记录，现有的政府与慈善资源却不足以资助他们的扩张以回应社会需求。
当这些社会需求在增长，而资源却越来越有限时，社会效应债券则有潜力来创造新的机会。社会效应债券是最近出现的一种金融创新，可以募集投资资本来扩大NFP这类社会干预的效果。社会效应债券当中的伙伴——政府，私营投资人，社会服务提供者，以及例如社会金融(Social Finance)这样的中介人——聚在一起，产生出社会与经济价值。政府只需为成功的、可量度的效益(例如：有多少像安东妮特这样的年轻母亲可以健康足月生产)来买单，而投资人则赚取了经济回报(来源于公共部门因早产母亲的减少而节省下来的开支)。若项目未能达到成功的效益，政府没有任何损失。
社会效应债券是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工具;事实上，社会效应债券的核心概念——当且仅当社会获益时，投资人才能获益——是具有转化性的。此外，社会效应债券将失败风险转移给投资人，以及关注效益而非产出(例如，多少人参加一个项目)，来推动政府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并且，社会效应债券的设计是直接投入资源给那些防止问题产生的社会干预，而非当问题发生后才回应的，这体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一分的预防顶得上十分的治疗。
社会效应债券给综合价值原则赋予了新的意义。当社会效应债券驱动的社会干预人的生活带来改善时，包括政府、投资人在内的多重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整体都获取了价值。安东妮特的生活改善是投资人获得回报的来源;投资人的资本则是她的生活改善的来源。
为社会效益创建金融市场的愿景，驱使我参与创建了社会金融公司(Social Finance, Inc.)。在2011年1月，我们把社会效应债券的概念带到了美国。虽然围绕社会效应债券概念，有许多激情、能量，甚至炒作，但迄今只有一个完全成型的项目，这反映了市场起步阶段的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反映了在一个新的市场中的先行者所要付出的代价——缺乏法律框架、合同文本和风险评估工具。其他围绕着社会效应债券的挑战则更结构性，这不仅与管理多元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的复杂性相关，同时还要确保将获利带入公民社会工作是一种行善的驱动，而非通向非预期后果的道路。
因此，社会效应债券市场的未来尚远不能确定。但这个实验是值得尝试的，特别是在需求飘高而资源减少的时候。市场参与者可以从每一个成功与失败的案例中学习，在实践中改善模型来回应发展和学习。
虽然并非万能妙药，多个社会效应债券项目正在全国运行，专家估计美国的市场在未来两年可能达到3亿美元。社会效应债券是多维、复杂的，在实施过程中面临挑战——但社会效应债券项目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同样如此。
作者：Tracy Palandjian, Social Finanace创办人
翻译：赵擎寰 来源：环球协力社
转载翻译自：http://www.forbes.com/sites/skol ... or-social-outco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