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伯恩斯坦：社会企业在做和甲壳虫一样的事

       2009年，我读到大卫•伯恩斯坦写的《如何改变世界》，认识了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由此一步一步认识了社会创新。

　　像所有勤奋的记者一样，大卫辗转全球各大洲，拜访了60位社会企业家，采访了40位，最后写出其中的9个故事。2004年至今，这本书被社企界奉为“圣经”，不仅在于大卫•伯恩斯坦明晰地界定了这样一群社会企业家，更让他们的行动方法、思维方式，在令人动容的故事里，从模糊落实为清晰，得以让更多人借鉴。

　　我们将他选择作为创变者的001号，除了对他作为一名变革者(ChangeMaker)的遥远的致敬，更因为，之后Bottle Dream的故事产生方法，许多都从大卫创造的“解决式报道”中来，与传统的报道方式相比，“解决式报道”不仅关注前端问题，更愿意不惜笔墨地去展现变革者们如何解决问题，和过去的方案相比，他们创新在哪里、进步在哪里?

　　下面是在2012年新年、2014年新年，两次与大卫的对话。这期间，他创办了解决式报道的网站，并在主流媒体界努力推进此事。最近，当他走进一家重要的美国新闻单位，游说他们去进行更多的“解决方案新闻”;编辑对他说：“我非常赞同你的想法，我认为我们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报道，但我的记者会不愿意。”接下来，大卫给一帮记者做了展示，事后，其中一个记者说：“我非常赞同你的想法，我认为我们可以多一些这样的报道，但我的编辑可能会不喜欢。”大卫意识到，“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改变编辑部的文化生态。”

　　2012年新年 大卫·伯恩斯坦：“社会企业在做和甲壳虫一样的事”

　　采访|衷声

　　城市画报：社会企业究竟是什么?

　　大卫·柏恩斯坦：我尝试用一句话来描述社会企业：一个人发现了一个社会问题，他觉得自己可以解决，于是他走出门去，聚集一群人，用企业运作的办法，动手解决这个问题。 举一个我刚在《纽约时报》上写过的故事为例。雷拉·接那(Leila Janah)是一个27岁的金融顾问，她发现在非洲的偏远地区，许多年轻人中学毕业之后，根本没有工作机会。于是她创办了Samasource，一个“分包微小数据工作”的社会企业，它就像一个虚拟装配的生产线，帮Facebook、谷歌地图等网站更新微小数据，这个公司现在横跨海地、印度、肯尼亚、巴基斯坦和乌干达，已经有1600名员工了，他们中的不少生活在难民营里，现在只要一根网线一台电脑，就有了一份利润可观的工作。 社会企业与重新分配财富无关，它的重点不在于“让有钱人更有钱”，而在于“让面临某种问题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城市画报：你在2004年写成《如何改变世界》，被称为“社会企业界的圣经”。据说当时你搜集案例时非常苦难，只能借助阿育王(Ashoka)的人脉资源。7年过去，情况发生了什么改变?

　　大卫·柏恩斯坦：已经彻底改变了，社会企业在全球在发生爆破式增长。这本书被翻译成21种语言，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中文等等。我看到许多大学开始开设社会企业专业课，记者里出现专门撰写“解决方案新闻”的群体，重量级报纸杂志的商业版里出现了社会企业专栏，最显著的变化出现在年轻人里。我常在高校演讲，发现美国、巴西、印度和孟加拉的大部分高校出现了“社会企业俱乐部”，其中一些更成了校内成员最多的学生社团。比如哈佛大学曾经开过一次“社会企业论坛”，来了1400个学生，比讨论巴菲特秘诀的会议来的人多多了。我看到斯坦福、杜克等等顶尖高校的年轻人痴迷于社会企业，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在关注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一个决断性的变化。 我的一位朋友，有幸面对面向苏联解体的前总统戈尔巴乔夫提出以下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的答案是：甲壳虫。我的理解是，甲壳虫传染了一个关于改变自己人生的意念给年轻人。这就是今天的社会企业正在做的事。

　　城市画报：可否理解为，社会企业是21世纪的一场革命?

　　大卫·柏恩斯坦：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内在革命”，人们不是被鼓励走上大街游行，振臂高呼，十万青年热血抗议，不是那种古老形式的革命。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安静地坐在屋子里与朋友们聊天，说：嘿，让我们这么干。这是一种志愿的、自愿的革命。20年前年轻人可能创办一个普通的企业直接做生意，或者他可以成为一个纯社工。但现在年轻人有了一条清晰的中间道路——直接创办社会企业，不必曲线救国，这就是最动人的地方。 社会化媒体的兴起，让所有信息的传播变得极为便利。从前，我们是这样被教育：“你现在要努力学习，这样才会拥有一个美妙未来。”但社会企业告诉你：现在就做，这就开始改变世界，不必等到明天!在美国有一个叫青年创投(Youth Venture)的机构，专门为13岁到17岁的少年社会企业家服务。看着网页上的故事，我真希望自己能在15岁的时候能经历这一切。与改变世界比起来，坐在教室里跟一个数学公式死磕太闷了!

　　城市画报：你采访过近千位社会企业家，你认为成为一名社会企业家的动力是什么?

　　大卫·柏恩斯坦：这是他们能找到的最有满足感的事情。我在内华达机场看到过一个巨大的广告牌：“改变人生，从改变你的电视开始。”这是商业公司的承诺，也就是说买一台新电视，能让你感觉更好。做社会企业回应了人们作为一个人的最深层次的东西——存在感。除了将他掌握的技术和能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社会企业面临的是更困难的事情——解决那些前人放弃的、看不见的、解决不了的问题。 人生有时候是一场有趣的冒险，我很喜欢马克·吐温的一句话：“我的生活充满了苦难，但它们里的大多数从未真正发生过。” 就像做许多事一样，社会企业家会问自己两个问题：你愿意牺牲什么以达成目标?又有些什么是绝对不能妥协的?

　　城市画报：很多年轻人会问，什么才是创办一个社会企业的“最佳时机”?

　　大卫·柏恩斯坦：这个世界存在太多的“不应该”，但每天抱怨非正义的现实可不是件现实的事儿。如果你真的想改变一个现状，找到世界范围内——哪怕是在你的城市里——已经在做类似事情的10个人，发Email、主动约他们吃午饭、成为他们组织的志愿者，学到你需要学的一切。你可以极快地开始，不必等到你毕业或者赚够了钱，在谷歌地图上标出它们，找到网站，发现大量有用的信息。重要的是，找到你真正的老师——真正的老师不一定在你学校，不一定必须是你的父母，是真正能指引你往渴望做的事情上走的人。 大多数创办社会企业的人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问过许多社会企业家一个同样的问题：你的5个创新点是什么?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能把他所在领域的全貌清晰勾勒出来，懂得这个问题的历史、现状和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习惯至少跟40个领域相关人士进行深度对话。 在阿根廷，有一个名叫“无界限广告”(Advertise Without Borders)的社会企业。这种社会企业做的事情就像在收集超人(Superman)——他们打开大斗篷，露出隐藏的超人标志——他们发现超级棒的插画师、设计师和市场顾问，这些人也许每天花大量时间在推广肥皂、香水和汽车，但他们愿意分出时间来推广更有意义的东西，帮社会企业做出很酷很有趣的广告和品牌系统。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最擅长的技巧用在社会企业上。

　　城市画报：让我们来谈谈社会企业引发的蝴蝶效应吧。首先，政府的角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大卫·柏恩斯坦：政府依然很必要，但社会企业正在深刻改变政府的工作方式。历史上的政府是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我们代表社会，我们有税收，我们有许多钱，我们设立了一些部门来分头管理这个社会。但有些部门运转得实在比较虚弱。比如在美国，当你要考取一张驾照，或接受同类的社会服务，公职人员不会对你很友善，你需要等候超长时间，诸如此类。 对政府来说，把每一项职能发挥到最优最顺利，是件极困难的事。但政府可以发现一些社会企业，比如，某个人因为自己有过残障亲属，决心要建立全国最棒的解决残障人员就业问题的社会企业。这时候，政府便会动用公共资源去支持这个社企，政府的角色就像是社企的投资人——他们投入资源，让社会企业在更大范围里得到推广、顺利长大;而社企则帮助政府明确自己的角色，明白谁比自己在某些点上更擅长发力。 这个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奥巴马政府在美国设立了“社会创新基金”，其中一个项目是Challenge.gov网站，类似一个资源集散地，政府部门在上面公布消息：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解决，谁有最好的办法?政府在从公民里得到点子，通过竞赛筛选最合适的社企。

　　城市画报：传统企业的变化呢?

　　大卫·柏恩斯坦：世界上大约有40亿人没有充分享受商业世界的服务，他们被称为“金字塔的底层”。这些人仍然需要服务，更健康的水、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健康措施等等。从历史上来看，传统的商业企业无法抵达，甚至无法看见这些人群。现在的状况是：传统企业有产品、有服务，社企则有渠道、精通市场。 孟加拉的格莱珉(Grameen)电话公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借助格莱珉银行——创立小额贷款的先锋社企的力量，后者已经在孟加拉的68000个村子里推行小额贷款，这是一片已经铺好的渠道，格莱珉电话公司用比政府推广快得多的办法迅速在全国铺开了电话网络。在印度，有个有趣的社会企业叫视觉春天(Vision Spring)，他们的商业模式是用1美元的价格出售最普通的眼镜，这个普通的生意却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让一个年轻人在20年内保持视力不再下降。创办者是我的一个朋友，眼科医生出身，他发现全世界有7亿人需要眼镜，但却很少人去供应眼镜。 像这样的商业盲区还有许许多多。在未来，商业部门和社会部门将有更深刻的合作。对于精通商业的人们来说，他们面前摆着一个可待挖掘的、无穷无尽的市场。

　　城市画报：下一步呢，社会企业将会引发我们这个时代的哪些变化?

　　大卫·柏恩斯坦：我觉得有三件至关重要的事。 首先，新闻会改变。传统的记者认为，只要发现了一个问题并把它们公诸于众，他们的工作就完成了。我也曾经是一名记者，我每天走出家门，收集关于失业率仍然奇高的数据，放上报纸，就完事了。我们需要做的转变是：提供能让社会进行自我修复、不断换血的信息。要做到这个，记者必须提供两方面的信息：哪些东西被破坏了，还有，如何让它们好起来。现在的记者只讲了故事的前一半。世界上正在发生各种有关于解决的故事，但人们压根不知道它们，它们就像一段被藏起来的历史。我创立的Dowser.org网站，提倡一种叫“解决方案新闻”(Solution Journalism)，这就像积极心理学，不能只看见黑暗面。 另外是金融系统。金融公司可以用10年到15年积累起大量资本，但他们不与社会企业家真正对话，社会变革正在产生可观利润，符合社会企业的全新金融体系急需建立。 第三件事是教育，现在看来，所有让孩子们吸收知识以便更好地应付考试，这个主意简直是疯了。我们的学术系统热衷于制造“具备某种功能的人”。我们要培养的社会企业家，是用昨天做过的事去主动改变明天的一群人。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应该在各种社团和俱乐部里锻炼解决问题、改变现状的能力。从你5岁时就开始!到大学毕业时，也许你已经扎扎实实改变了这个世界的20个切片。这听起来很迷人，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