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 ：底线思维多元论
2013-12-04 09:57:05 来源：
一些政界媒体在批评他人突破新闻伦理底线的同时，自己却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比如薛蛮子、陈永洲被央视曝光的事件。一些官方学者在吹捧执政高层推出的底线思维时，却突破了学术研究和精神生活的底线，成为一种赤裸裸的犬儒主义者
2013年10月30日，湖南长沙岳麓区人民检察院对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批准逮捕。在官方曝出的新闻镜头下，陈永洲承认自己接受他人酬劳，写了大量针对某企业的失实报道。人民日报为此发出题为《守住记者职业底线》的评论文章。当然，也有人批评警方和官方媒体突破了法律底线--最基本的“无罪推定原则”。
2013年8月，北京朝阳区某小区，投资人、网络名人薛蛮子涉嫌嫖娼、聚众淫乱，被警方拘留，随后薛蛮子出现在时长3分钟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对此，新华社发表题为《“薛蛮子”跌下道德神坛的警示：网络大V尤应坚守法律底线》的评论文章。接着，有人认为央视的做法突破了起码的媒体职业底线--客观公允报道新闻。
2013年8月，“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达成“七条底线”共识：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
2011年12月，媒体人白岩松在广州的一个颁奖仪式上说：“说真话是新闻最基本的底线。”
2011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先生，在一个同法律与媒体有关的论坛上讲，中国的媒体人应该坚守三条底线：说真话；民众的拥护；坚持启蒙，反对愚昧。
有关底线思维的讨论，不光发生在媒体圈内，而且执政党的高层也推出了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在农业方面，中国的底线是，“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在民生方面，中国的底线是，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经济方面，中国的底线是，CPI涨幅应不超3.5%，GDP增长应不低于7.5%；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底线是，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不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在官员作风方面，中国的底线是，严格要求官员遵守“八项规定”；在司法方面，中国的底线是，依法公正审判，防止发生冤假错案；在国防、外交方面，中国的底线是，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等核心利益决不能牺牲；在改革方面，中国的底线是，“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既然执政高层提出了新概念，官方学者就要做足论证的功课。因而，有的官方学者说，底线思维“既是一种思维技巧，更是一种科学思维方法”，也是“一种清醒的预见意识和防范意识，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也体现了使命感”。
与官方学者论证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高校学者的学术研究。比如，清华大学的孙立平先生早在2007年就出版了《守卫底线》一书。此书中所说的底线是指社会生活中的底线，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然而，这种生活底线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被突破。究其原因，就在于强弱失衡的社会结构、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的丧失、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占统治地位。
再如，清华大学的秦晖先生在2013年出版的《共同的底线》一书。在书中，秦晖先生说，当今中国“左右之争”应该共同遵循的底线是，“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就需要有权责对应的民主体制”。
除了像孙、秦二位学者呼吁寻求社会底线共识以外，一些学者还有针对性地批评知识分子中存在的突破精神生活底线的行为。比如，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先生就批评莫言先生在一首打油诗中歌颂重庆的“唱红打黑”行为，继而他又指出了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两种突破精神生活底线的人群：一种是价值虚无主义者，另一种是犬儒主义者。
传媒界、政界、学术界都在聚焦底线思维、底线伦理、底线共识，说明坚守社会底线的重要性。各种突破底线的人性堕落、制度堕落、价值堕落，已成了“过街老鼠”。虽然，各界都以底线思维为出发点，分析社会问题、批评相关问题，但是，各自对于底线思维的应用却有不同程度的冲突性、矛盾性。
第一，底线思维论是否成了一些人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工具？一些政界媒体在批评他人突破新闻伦理底线的同时，自己却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比如薛蛮子、陈永洲被央视曝光的事件。一些官方学者在吹捧执政高层推出的底线思维时，却突破了学术研究和精神生活的底线，成为一种赤裸裸的犬儒主义者。
当政界从严格要求官员遵守纪律方面出发，推出“八项规定”、“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等纪律规定时，有没有考虑到类似的文件早已发了不知多少次。政界越是出台这样普通的正面规定，越是证明官场内突破底线的现象大量存在。当学术界在讨论新闻自由、宪政民主、法治国家、公民社会、普世价值时，确实有一些学者突破了学术研究的底线，掉入了自我设立的意识形态陷阱，而政界也借机挥舞着意识形态斗争的大棒，毫不客气地“亮剑”，但是，它在打击那些极端人士时，也错误地打击了那些没有突破学术底线的、理性平和的学者。
是不是可以在此提出两个问题？当你用底线思维论批评别人时，能否先用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底线思维镜子照一照自己？如果你已经突破了普遍的底线共识，还去批评别人，还有道德优势吗，批评的效果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第二，政界推出的底线思维论，能否成为整个社会普遍的底线共识？虽然，政界在推送底线思维论过程中，具有绝对的政治优势、宣传优势，然而，这种优势能否转化为社会各界都接受的底线共识，仍不确定。因为，政界推送的一些底线思维论与学术界认同的底线思维论并不完全吻合。特别是在法治社会建设、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方面，政界的底线思维定义与学术界的定义并不相同。政界的底线思维定义，政治色彩、意识形态色彩浓，学术界的底线思维定义，理论色彩、人文色彩浓。二者的光谱有重合的部分，但也有许多冲突的部分。因而，一些人常常被各界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底线思维论弄得晕头转向。
有没有可能寻求全社会共同遵守的底线共识？比如秦晖先生提出的“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就需要有权责对应的民主体制”，这样的一种底线思维是不是更适合目前的中国？可以在理性平和、相互尊重的氛围中讨论、批评，最后达到一种各界都能接受的底线共识。
第三，多元化的底线思维论与各种突破底线的行为长期共存，公众该如何选择？一种选择是坚守底线。在多元化的底线思维论中，应该有一种最起码的底线可以坚守，这就是法律底线。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基础上，再慢慢擦亮眼睛，洞察内心的理性和文明的潮流，再去坚守别的底线，应该不会“跑偏”。另一种选择是突破底线。突破底线，可能会得到眼前的利益，但却会失去长远的利益。当前，探讨底线思维论的人越多，突破底线的人“投机取巧”的可能性就越低。夜深人静的时候，扪心自问，如果自己连坚守底线的愿望和能力都没有了的话，那自己还算是一个合格的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