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全新的机构，广东三级社工委体系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完全摆脱所谓定位的“困惑”或“尴尬”。
首先，社工委系统是文件的产物，而不是法律的产物，虽然是很重要的政治文件，也是很重要的省一级党委的重大战略决策，但它毕竟是基于文件而获得身份与地位，而非基于法律。
因此，社工委始终无法回避的尴尬就是，其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基于文件而生，就完全有可能基于文件而死；某一个时期的政治人物可以加持其重要性，但另一时期的政治人物也可以淡化其政治地位；而过去已发生过的诸多案例表明，在某个时期十分重要的机构（比如“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过了一段时间后，它可能会被撤销。
我们当然可以确信，社会建设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都会是执政党的中心工作之一，而且会越来越重要，不排除在某个历史节点，执政党会将它上升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双中心”地位，但是，我们又深知历史绝非线性发展，而是充满了曲折蜿蜒。
这样的焦虑当然是存在于社工委工作人员的内心深处。它最近的一个显性表示，是广州市准备就社会建设进行地方立法，在这法例中解决社工委的法律地位问题。而最根本的解决，我想应该是国家立法。
其次，广东省厘定社工委既属于党委系统，又属于政府系统，但这样的跨界身份，在现实操作中难以落地。
这样的“一马双跨”设计，理路是清晰的，没有问题的。因为社会建设横跨了体制的各个系统，可以说五套班子都有涉及，尤其是党委系统的政法委、组织部、工青妇等，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倘若社工委只设在政府部门，可以说很多事情寸步难行。既然是需要综合配套的，那么现行体制内，尤其是最近20年的演进，某种程度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已成为深刻的现实，政府很多情形下变成了党委的执行部门，而且相对窄化为一个经济工具。如此，社会建设已超出了政府的统筹范围。
既然党委才具有真正的全方位统筹能力，是否社工委设在党委系统就万事大吉了呢？实操者们当然不会这样轻薄地相信。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实务中，行政权力在国民的认知中是真正的硬权力，而且没有政府系统的操作，任何事都不太可能落地。
虽然最近20年来形成了“以党领政”的权力格局，但无法否认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党政之间微妙的博弈关系始终存在，那种美好的团结与协力的状态，始终都只存在于话语之中。而在这种幽暗的博弈中，党口有党口的上方宝剑，政口有政口的应付手段，结果是所有的层级都努力寻找一个双方均可以接受的动态平衡，但任何一种激进的变革都渐渐地变得不可能，因为那将是对原有平衡的极大动摇，必然会引起持久的波荡。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设定社工委的“双属”身份，是不得已又必然的选择。京沪等地虽然不如此设定，但它们在委府两口各设一个牌子，但事实上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从理路和效果上都没有什么分别，只是在政府那里从心理的角度增强了一些归属性而已。
实际操作中怎么样呢？就本人的观察来说，社工委党口的属性相对来说更易被认知一些，而政口的属性难以落实。首先，由党委专职副书记兼任社工委主任，而此专职副书记党口的定性十分清晰确定，而且他的权力，往往不能延伸到政府系统（因为政府口的首长，也是一名党委副书记，而且排名在专职副书记之前，并且级别上高出半级）；其次，许多地方社工委机构是由政法委分身而来，有些甚至与政法委合署办公，更有一些地方，是由一名政法委副书记兼任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其三，社工委的业务在其顶层设计部分，无法在政府口体现，而其实务部分，则与原有若干政府部门（比如民政局等）相冲突。
社工委的统筹协调权力相当程度上不能及于政府体系，已成为现实操作中最大的瓶颈之所在。如何破解此一分隔，我们看不到可操作的理想解决方案，因为它本就是我们体制的根本性内在矛盾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