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会评价榜# 活动很有力量，确实是草根NGO对审判型基金会的漂亮逆袭。但会议结束前一位朋友提的问题不错，NGO发展更大问题应该是整体社会环境。回到民间公益发展上，真正对话面不是在民间内部，而是在外部，这才是公民社会的主议程，不是吗? ——作者11月12日的微博
11月11日这一天有三件事情发生。第一，党中央正在召开十八大三中全会，制定未来十年的政经改革纲领;第二件事情，光棍节，这一天老百姓在预期心理与广告竞争刺激中，缔造网络消费的新高点;第三件事情，草根NGO联名发起的中国基金会(以非公募基金会为主)评价榜，发布评价结果。
公益组织的第一次集体发声，也被戏称为屌丝草根NGO对基金会高富帅的漂亮逆袭。主办方将本次活动慎重定调在增进NGO与基金会的互信，而不是相互猜忌。
在某个角度来看，主办方似乎藉由这一次评监活动做倡导，向资助方反映草根NGO的感受，倡导基金会趋向服务型基金会，而不是审判型基金会，促成对等融洽的合作关系。
整体观察来说，活动算是很成功，以草根组织第一次尝试群体发声来说很有力量。但会议结束前一位壹基金的朋友提的问题发人省思：NGO发展的更大问题应该是整体社会环境。回到民间公益发展上，真正对话面不是在民间内部，而是在外部，这才是公民社会的主议程，不是吗?
活动结束后，笔者与友人讨论本次活动，顺带把个人观察与困惑一并整理分享。
NGO发展的最大局限不是基金会
批判与自我批判可以增进群体内部的活力，但在我的理解里面，基金会与公益组织并不是同一个行业。如果需要评价，也应该由基金会自评，才有行业自律的意义。如果由草根NGO对基金会评价，那是一种律他行为，类似倡议的集体行动。
个人认为，把资助方作为倡导对象反映两种逻辑预设：1，预设基金会本来就要负担培育孵化草根组织的责任;2，限制中国NGO发展的制度性问题之一，是基金会的资助行为服务不到位。
把对话面面向基金会，似乎基金会理所当然要奉献于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基金会也有义务为这些从事实际服务的NGO提供更好的资助服务。
令我困惑的是，基金会是社会里面的稀缺资源，照理说只用在那些极少数没有被政府资源照顾的弱势者。如果社会存在一个普遍性问题没有解决，那应该是政府要解决的问题。
企业家或者私人家族设立基金会投身公益，那是个人理想(也可能是文宣包装)，终究不是道德义务。有责任也有权力解决问题的人，更应该是正在收税的人，检讨基金会服务不到位，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基金会跟草根NGO一样都是老百姓，公益朋友似乎将监督的对立面设定在基金会，而不是有权有责的施政者，这样的议程设定令人费解。
现实中，草根NGO普遍仰赖基金会资助，但这并不代表经济自立上的困境就全部应由基金会解决。近年草根NGO大面积萌发，资源稀释造成的资源排挤日益险峻，基金会的财务规范与限制只会越来越多，把问题压力导向基金会，不是一种长久之计。
在我的理解里面，草根NGO发展的最大局限，应该还是在政府。草根NGO将倡议对象设定在基金会，似乎将民间公益的生态发展困境归咎于基金会，似乎本末倒置。
“第三部门越来越大，公民社会越来越小”
第三部门的传统概念是说提供服务，可是公民社会它不单单是提供服务，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监督政府。如果只是提供服务，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事业单位，根本就没有完成公民社会的使命。现在要警惕这个过程。——陈健民(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陈健民教授今年5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中国本土NGO呈现“第三部门越来越大，公民社会越来越小”的现象。他认为NGO的社会功能不只是提供服务，更重要的是监督政府。他担心现在中国NGO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趋向服务型，而某方面来说，是一种“事业单位”。
第一届中国基金会评价榜发布会上，有一些机构抱怨自己的机构得不到基金会的肯定与资助，他们为自己关心的弱势群体得不到服务需求而感到不平，却因为种种原因与限制，无法在民间开拓资源渠道。
在中国本土NGO圈子里，我看到公益、慈善、公民社会之间并没有很清楚的讨论，几乎所有的概念都混搭在一块，公益慈善、环境保护、扶贫助学、教育社福几乎都拥挤地争食基金会的资源大饼，这个现象有点危险。
陈健民认为NGO有另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开拓各种社会资源。
我发现，现在有不少比较强势资深的机构长期也是占用基金会资源，而没有去开拓其他社会资源的动力;另外一方面，有的基金会也只立项资助一些已经发展完备的老牌机构，这样在管理与宣传上虽然相当成功，但这种现象也排挤一些刚刚萌芽机构的需求。
面对问题找不到适当资源，那应该向跟政府搞倡导游说，或者想办法“造血”，或开拓其他的社会资源(例如发展小额资助会员)。这些会员基于信任对机构的小额定期资助和基础才能保证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的财务自主与独立立场，另一方面也是对机构的监督力量。
自然之友前总干事李波对笔者提到自然之友的经验，自然之友每年接受会员捐赠，也几乎天天都会接到会员电话批评，承受张力与压力为外人所不知。但是这些会员的关注与施压，却也形成自然之友警惕自我的力量。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环保机构的品牌与理念价值，还有最珍贵的公众代表性。
资源来源单一有风险
在我的理解里面，基金会只是草根组织取得资金的众多方式之一。如果草根组织大量依赖基金会，那么可能草根NGO变成基金会类似打工的角色，财务来源单一化对草根NGO也是一种财务风险。
一位台湾的环保前辈非常羡慕中国大陆的NGO能够成为一种略具规模的行业，几乎全世界叫的出名字的基金会都来到中国投资，扶持中国的民间社会。他们带来大量资源：每年数百亿的投资，还带来大量的理论观念与革新技术，还有各国工作人员的交流刺激机会。
理解到这个行业的大面积蓬勃发展，这让敝人羡慕嫉妒恨自己生不逢时，此时中国大陆的公益领域能够拥庞大资源，大量的尝试百花齐放，充满各种创新思想与可能。
台湾NGO一般的资金来源有三，第一是承接政府计划(这里称政府采购项目)，二是基金会、公众募捐，三是发展小额资助会员或想办法创收(例如活动义卖品)。第一种的钱最好拿，台湾大量NGO仰赖政府项目，结果造成有些NGO不求上进，拒绝尝试第二种、第三种筹资方式，甚至变成政府公务员的小跟班，仰人鼻息。
NGO变成政府的厂商，执行政府项目，NGO得跟公司一样去投标竞价。而所有核销票据、执行期程、财会制度都得比照政府规范，严格到无法想像，一点也没有灵活度，导致NGO越来越形式化、官僚化。
一旦遇上立场不同的争议性，就有可能被会员、公众质疑立场不坚定。而目前有些NGO正在想办法在财务上寻求多样化，才能保证机构独立立场。
企业与环保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评价榜发布会报告中列举诸多可归咎于资助方的问题，以及对某些“审判型基金会”的资助风格。但是若以此为理由，认为未来草根NGO就应该团结起来，向基金会发动逆袭，这个可能就忽略权力/支配关系的主次顺序。
基金会项目官员的个人行为实在不必评论，基金会有各种经营风格，也需要更多营销包装、经营管理。况且，企业家做公益的基本前提还是巩固自己的商业帝国，谨慎资助避免风险。捐助基金会、代言社会公益、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家来说都是一种投资，有投资当然有报酬期待，基金会在这个立足点上求好心切也好，对项目有特定要求也好，似乎也不足为奇。
现在流行把公益的道德想像与期待寄托在企业家性格较强的基金会，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在我的理解里面，企业界与环保界可以相敬如宾，企业界的各种年会只求环保人士别来捣蛋，但企业界与环保人士长久保持蜜月关系，对我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现在中国大陆这种企业家为公益代言、貌似共同推进社会变革的现象，是基于特定时期外部情境的互相需要，长期来说，彼此的价值理念还是有差异。
年中我出席一个环保奖项的颁奖典礼，我看到几百个环保人士齐聚一堂，结果居然没有讨论什么重大的年度环境课题，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是站在台下给企业家鼓掌、排队领奖，这让让我觉得很别扭，让我提早离场。
现在似乎越来越多年轻人各自抱持着理想，想进入公益领域，一是这些年轻人带着非常丰富的创意，为公益领域带来大量的社会创新能量。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缺乏最基础的社会理念，比较像是进来这个圈子找人脉找资源创业，企业与公益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在这里环保、慈善、公益、创新、创业等等概念不断的混搭包装，但是最终社会力量与企业界的界线，还是存在的。评价榜那一天让我很忧虑的一件事情是，未来有志于发展公益、创办NGO年轻人如何看待自己与企业界的那条无形线。
未来，草根NGO或许能透过评价榜制度化，建立跟基金会对话的平台。但我却很担心，在这个平台上，草根NGO是为自己代言，还是为弱势需求者代表?
跳出基金会评价榜的论述，引发我更根本的困惑：这些越来越多的草根NGO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是公民社会的催生者还是社会服务的提供者?
如果没有很清楚的理念支持，那么我不免担忧，这种公益理想很快就会走向商业化、走向去公共化，最后拥抱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