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只是书本的空谈?是否能给利益为先的企业带来真正的实效?本文中， 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会议主席劳拉·泰森(Laura Tyson) 深入分析了傅利曼和西蒙斯的观点，从反面论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益处正在逐步显现，将成为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来源。
2013年年初，哈佛商学院教授西蒙斯(Robert Simons)大肆抨击美国企业和商学院。他砲轰美国企业变得无决断力、没有重心、竞争力低落，这要怪商学院教导他们接受一大堆肤浅、自我满足的价值观，像是社会责任、环境永续和包容等。
西蒙斯主张，企业唯一的使命就是“竞争求胜”，不禁让人想起傅利曼(Milton Friedman)1970年的勐烈砲轰。他当年也主张，除赚钱之外的任何事都是干扰。
这简单化的主张的确动听。谁能否认，企业有明确责任要为股东赚取利润?也不能否认，大多数股东投资主要是为了赚钱，而不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
因为事情就是这么复杂。
首先，引用傅利曼论点的人，大多忽略他也承认的企业行为确受约束。按他的话说，企业应该“尽量赚钱，一面也遵守社会的基本规则，不仅形诸于法律，也形诸于道德传统。”换句话说，光是遵守法律是不够的。道德上的约束，有的像是基本人权，反映的是普世价值;有的则随时地物的变化而有不同。
其次，并非所有股东都是一样的。正如康乃尔法学院教授史陶特(Lynn Stout)所说，股东“投资时限不同、事前和事后利益不同、分散投资的程度不同、避免利己损人的态度也不同”。他们对待风险的态度也不一样。
在特定时期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可能满足了部分股东的权益，却破坏了其他股东的权益。利润最大化的简单理论，是基于各种股东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的假设上。但在现实中，企业决策时必须平衡这些利益。
第三，企业久而久之也会影响股东利益。个人受他们偏好的的组织所吸引。因此，企业可以藉拥戴特别的价值观、使命和文化来吸引理念相近的股东。
第四，任何公司既依赖、也影响所身处的社会。一家公司的规模愈大、愈全球化，对社会的影响就愈大且愈全球化。
忽视广大社会和环境责任的企业，有可能因此付出代价，像是名声受损、品牌价值损失、销售量下滑、吸引不了人才、生产率低落、贪腐、受到政府更严格的监督、气候变迁相关成本升高。
现在已有一些手机应用程式，能让客户、投资人和官员可以评价跨国公司的供应链。评价差的企业有可能会丧失销量和投资人，还会引发政府监管甚至法律行动。
譬如，苹果早先的品牌形象，即因富士康在中国组装iPhone 和iPad工厂的工作环境恶劣而受影响。为因应外界疑虑，苹果后来同意委託独立的观察人员定期视察代工厂的工作条件。同样地，美、欧服饰业者也因孟加拉代工成衣工厂环境恶劣而受累，还得设法挽回形象。
无论傅利曼或西蒙斯的观点，均假设政府有为有守、能提供繁荣经济所必须的公共财并消除负面的外部效应。然而，在企业实际所处的社会，政府往往无法或不愿提供必要的公共财或遏制负面的外部效应。
但企业无法靠自己克服这些问题，要靠民间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三方创新的合作。这样的合作已经开始，譬如，沃尔玛(Walmart)和环境保护基金会联手，共同开发能让沃尔玛货架上的产品碳排量减少2,000万吨的策略。
企业需要对股东负责，但也对让业者得以运作的的社会负有责任。企业可以同时履行这两个责任，又能获利。西蒙斯所称负起维护社会或环境价值之责会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这是无稽之谈。事实上，最近的事件可见情况正好相反：社会和环境责任反而可以成为长期竞争优势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