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积极的市民社会

       著名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经给英国的工党领导托尼·布莱尔支了一招，最终使其在1997年赢得了大选，成为英国首相，也成就了英国工党在野18年后，重新回到执政党位置。布莱尔在竞选期间的主要利器就是以“第三条道路”作出竞选口号，而这个“第三条道路”就是吉登斯的重要的理论和思想。

　　从《超越左与右》到《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再到《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吉登斯在这几部作品中，逐步完善着他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体系。

　　这一理论在布莱尔上任英国首相后得以实践，大力创造平等就业机会，结果是工党大得民心，在选举中连连胜出。

　　同时，这个“第三条道路”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成为风靡一时的思想潮流。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基于二十世纪西方的两大政治思潮—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吉登斯试图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学说。

　　在吉登斯看来，晚近历史上的这两大资本主义思想，给人类造成了破坏。所以他要用他的复兴了的社会民主主义即第三条道路，来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弥补、完善、整合这两大思想，并修复它们所带来的破坏，从而来实现人类的永恒正义、自由与平等。

　　这里花这么多文字介绍“第三道路”的意图，并非要沿着吉登斯的思想，以及遵循原有的分析窠臼来生搬硬套到中国的头上，而是想借用这个名词，来试图分析当下中国。

　　三条不同的发展路径

　　在何道峰给《新媒介赋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演进》这本书所作的序中，他提到了一个极有启发性的关于未来走向的思路。

　　现代化是全球每一个国家一致的目标，这个已经是毫无问题的。而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其又可以大致地划分为政治、经济、社会等三个变量或重要内容，这三变量的现代化程度（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可以作为考量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变量和可比较的维度。

　　但每一个不同的国家，在这三个变量或者重要内容的发展，却存在先后不同的组合。是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或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还是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这是三条不同的发展路径。

　　以何道峰总结，欧美国家是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这一套模式被后发国家视为一个参考的蓝本，同时欧美国家也在积极地推动他们这一个发展模式，但结果这个模式在印度、菲律宾等前殖民国家或者阿富汗、伊拉克等被改造的国家中，却带来了纠结与动荡。

　　与欧美路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亚国家的发展路径，诸如日本、韩国还有中国台湾地区，则是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

　　当下所能选择的最优模式

　　目前很显然，我们已经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因此，所面临的是接下来是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还是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这是目前所争论与举棋不定的。

　　从务实同时也是长远的视角来看，社会现代化将是在当下所能选择的最优模式，成为摆脱左右纷扰的“第三条道路”。

　　从推进的难度上看，社会现代化无疑是阻力与破坏力最小的路径，而且我始终认为，没有一个充分现代化的社会及市民社会的成熟，政治现代化也将是步履维艰的。

　　尽管我并不赞同政治现代化就将带来怎么的风险等危言耸听的话，但我坚信，只要有一个成熟市民社会，必然会将各种政治现代化之后的风险最小化的，也就是说，先社会现代化之后再政治现代化，无形中是给社会上了一个安全保险。

　　另外，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说，社会现代化将是政治现代化最好的护航与规训的工具。通读《新媒介赋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演进》里面的各种案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了，不管是“免费午餐”、还是“PM2.5事件”，无一不是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推动政策与政治进步的典型。

　　从这个角度来说，公民自我救赎确实是实现社会赋权的根本，而社会赋权则是市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与方向。吉登斯也主张“培育积极的市民社会”，展开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合作，每一方都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

　　因此，只有摒弃无谓的概念不清的一些争论，扎扎实实地走发展市民社会即社会现代化的“第三条道路”，实现“国家与社会协同演进”，才是转型中国重要的发展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