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时候，我去了天津一家有17年历史的民营养老院，他们看护的主要是半失能和失能老人。养老院没有电梯、公共浴室没有扶手，只有凳子。在这个楼里，大约有100个老人入住，一部分是可依靠轮椅在楼道里行动，一部分只能终日意识模糊地躺在床上。七八个老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一个护工照顾十多个老人，而就是这样的养老院，还是当地养老行业的模范单位，得到过政府的很多表彰。
我去的时候，养老院正在做装修改造，说是装修，就是把墙体翻翻新。如果要更换一些更好的设备，看到一份清单，大约需要140万。
据国家民政部统计的数据，2012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1.94亿人，预计今年将突破2亿，2034年将突破4亿。4亿的老人，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庞大却又必须面对的数字，这数字后面蕴藏的是巨大的社会危机。虽然，有关部门携手专家说现在中国养老是“一床难求”，养老需求的床位比是每千人21.5张床位，蕴藏着巨大的服务机遇，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很多“高级”养老院床位空闲。虽然，这些“高级”的养老院并不真正的“高级”，除了铺了地毯、房间大一些，并无针对老人生活与活动的特别设计。这样的机构，一月的住宿费用大约要2000多块，不要说农村的老人，就算是城市里领社保的退休工人也不能承担这样的生活成本。
前些天，国家说要开放养老市场，支持社会力量办养老，鼓励境外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前者我能够理解，脏活、累活、苦活、不赚钱的活就让老百姓来做，这属于拉动内需。后者，让境外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等于是鱼翅燕窝吃完了，让外国人来收拾残局，这实在是一个不靠谱的、一厢情愿的决定。
养老服务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是一个体现社会道德水平高低的行业。鼓励社会力量和外资办养老，我不认为这是中国养老服务的新生，而是悲哀。
传统的家庭互助式“养儿防老”被计划生育政策搞垮了，而新的社会化养老模式还处在模糊的混沌期。我讲这个话不是说现在养老服务业的人员不行，而是政府的投入和对社会资源的监管不行。明明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为了生存、为了赚钱，他们披着养老的马甲去做了房地产。专家说市场是个宝，不过“养老服务”如果以市场化为主体，中国就会成为一个让全世界笑话的“活宝”。
养老的社会化，无论如何离不开社会互助平台的支持，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政府的责任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养老互助机制。以日本为例，真正商业化、以营利为目标的养老机构也就占整个社会养老服务的10%左右的市场份额，剩余的基本是由非营利组织为社会提供基本养老服务。而即便是这10%的富裕老人，他们在享受营利性养老服务的时候，政府也要把他们基本养老护理的服务费用支付到营利性养老机构。
如果没有政府的统筹规划、投入和支持，养老服务市场化对于中国富有与贫困的老人来说，一样都存在潜在的问题。也许富有的老人会说，我可以选择收费高昂的养老院或者请私家看护。而当下的中国，连一个专门培训老人护理的教育机构都没有。所谓“高级”的养老机构对老人的生活需求也缺乏真正的了解。对于老人而言，有尊严的养老生活，除了对物资条件的要求，还有更多精神上的需求。
再回到天津那家养老院，他们留给我那张请求援助的140万元的清单中，仅仅是一个普通养老院的需求，比如，心电监护仪、呼叫系统、摇床、冷暖空调等。而我在日本看到，针对失能老人泡澡的浴缸就需要投资100多万人民币。一个靠出租公寓的“高级”养老机构，如何又能够从财力承担这些设备的投资?
目前，中国有很多草根公益组织还是处于跟着善款做项目的初级阶段，如果政府能有很好的投入，他们大部分都可以迅速地转化成为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公益组织，这何尝不是一件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