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师詹森：赚大量金钱是拯救世界的最可靠途径

JeffKaufman和妻子Julia Wise

　　詹森·特里格(Jason Trigg)进入金融业是因为他想赚钱—赚得越多越好。这位25岁的年轻人还有大把职业选择。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可以去帮下一代技术巨人写软件;也可以进入学术界研究计算机或应用数学。然而，他每天早上都去一所高频交易公司上班。这是一家投资类固醇的对冲基金。他为公司写算法，把很多钱变成更多钱。这份劳动让他得到了不错的收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经验越来越丰富，赚钱的潜力也日益提升。但赚到大笔金钱只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为何他这么热衷于赚钱?他不买豪宅也不买香车，他赚钱是为了把它送出去。詹森·特里格的逻辑非常简单：他赚得越多，能做的好事也就越多。

　　赚取大量金钱是拯救世界的最可靠途径

　　詹森·特里格已经知道该如何利用自己的捐款。他的选择是对抗疟疾基金会(Against Malaria Foundation，简称AMF)，该组织称每2500美元捐款就能拯救一条生命。在特里格工作的对冲基金里，有许多量化分析师一年收入远超过10万美元。特里格说，作为金融业高收入者，他能拯救更多的生命，他能捐出的钱比当一个贫寒的学者捐得更多。

　　对上一代人而言，说到回馈社会，更常见的做法可能是抱着传教士一样的献身精神，跑去肯尼亚挖水井。而现在这一代人，更擅长处理数据，而不是体力劳动，他们衡量和分配自己的财富，让它派上更好的用场。他们不会亲自去挖井，而是出钱，让更多的水井得以开挖。“很多人因为想改变世界，最终加入了和平队(Peace Corps，美国志愿服务组织)，奔赴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发展中国家。”特里格说。“而我可以把我在办公室的部分工作时间贡献出来，造成更大的改变。”

　　在很多方面，特里格的生活仍然像一位大学研究生。他跟3个室友住在一起，走路去上班，而且从不觉得自己物质贫困。“我不会琢磨怎么去花一大笔钱消费。”他说。

　　当许多有慈善追求的人将华尔街视为道德破产之地，避之不及时，特里格的精神信条却引导着他来到那里。现在，他并不是唯一做出这种选择的人。一个新兴的年轻人群体在欧美地区日益出现，对他们来说，赚取大量金钱是拯救世界的最可靠途径。

　　因为我读了彼得·辛格的东西

　　如果你问特里格为什么这么想，他的回答跟这个群体中许多人的回答一样：“我觉得是因为我读了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写的东西。”

　　哪怕你在大学时没有读过辛格写的东西，你可能也在晚间新闻中看到人们在宣扬他的哲学。作为现代动物解放运动创始人，1975年，辛格出版了《动物解放》，这本书标志着动物解放运动的开端。

　　通过一个简单的寓言，辛格令人信服地说明，把你赚到的大部分钱捐出去，不仅值得赞美，而且在道德上也是义不容辞的。

　　一个男人走过一个浅浅的池塘，发现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正在水中挣扎。旁边没有别的人。如果去救这个孩子，就会毁掉他的鞋子，弄脏他的衣服。把孩子救下来，送回给她父母还需要时间，会让他上班迟到。于是他就走开了。那个小孩就这样淹死了。

　　在1972年的论文《饥荒、富足与道德》里，辛格第一次讲到这个故事。对辛格来说，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我们有能力阻止糟糕的事情发生，而又不会因此牺牲有同等重要道德意义的任何事物，那么我们就应该去做。”大部分人会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就像辛格所指出的，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把很多钱捐给其他国家经受极端贫困的人—每捐出大约2500美元就可以从疟疾手中夺回一条生命。美国家庭2011年收入中值约为50000美元，2500美元只是这个数字的5%.如果捐出这笔钱，拯救了一名非洲儿童，那么他(她)所能获得的绝对比这个美国家庭损失的多—毕竟，这个家庭只是一年减少了2500美元的收入。“很多人都会说，拯救一条生命是你所能做到的最棒的事情。”在Google工作的机器人专家罗比·珊德(Robbie Schade)说。他每年把25%的收入捐给慈善组织。“但他们似乎没有觉察到，他们有能力每年都拯救很多条生命，而且个人不需要做出多大牺牲。”
哪种方式的捐赠最为高效

　　那个池塘的比喻已经诞生40年了，但是基本上没人真正听进去。哲学家们认为它很荒谬，因为这对普通人提出的要求太高，哲学家不认同把自己的钱捐出去是一种道德义务。

　　曾在大型对冲基金桥水联合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工作的两位分析师——霍登·卡诺夫斯基(Holden Karnofsky)和埃利·海森菲尔德(Elie Hassenfeld)——努力要改变这种现实。他们共同创立了非营利组织“GiveWell”，致力于对慈善组织进行分析，帮助人们决定把钱捐给谁，而不是该捐多少。比如说，他们会考虑到，捐钱给疟疾应对组织可以拯救生命，而捐给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好处—虽然可能会催生更好版本的《天鹅湖》。

　　把钱捐到不同的地方，会造成巨大差异——目前强调这一点的并不多。传统的慈善组织评估机构，比如慈善导航(Charity Navigator)，并不会重点了解一个慈善组织的目的，而是重点确定这个组织是不是涉嫌欺诈，或者管理方面是不是官僚、臃肿。他们不会替捐赠者计算把钱捐到哪里性价比最高。

　　“你可以捐款替一位美国盲人训练一条导盲犬，成本约为40000美元。”曼特·维治(Matt Wage)说。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也是金融业从业者，会把一半收入捐出去。“但是用同样一笔钱，你也可以帮发展中国家400到2000人做青光眼手术，以免他们失明，这种手术每人只要20美元。”

　　哪种做法更好?GiveWell尝试进行计算。它利用一些随机化研究，比如麻省理工的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的研究，来分析哪种方式的捐赠最为高效。实验室最有名的一个发现是，免费发放可以减少疟疾传播的蚊帐是防止早夭的极其有效的方式;不无巧合的是，GiveWell评价最高的慈善组织——对抗疟疾基金会(Against Malaria Foundation)——就是干这个的。

　　还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直接现金转移——也就是“发钱给穷人”——比大多数旨在发放食品、住房等物资的行为更加有效;在GiveWell上面排行第二的慈善组织GiveDirectly就是这样一个高效的机构(它只有8%的管理费用和两名员工)，其慈善项目就是直接向肯尼亚的贫困家庭发钱。

　　GiveWell致力于强调这样一种慈善：严格强调方式，吸引更多有头脑的人，而不只是好心肠的人。这使得他们在一些定量型人士——比如软件工程师和金融分析师——中间更有市场。

　　杰夫·考夫曼(Jeff Kaufman)就是一个例子。家住马萨诸塞州剑桥镇的考夫曼是一名程序开发员，在Google工作。2012年，他和妻子茱莉娅·瓦尔兹(Julia Wise )成功地把生活费控制在10000美元，两人每年把至少45%的收入捐出去(其他的用于储蓄和交税)。考夫曼和瓦尔兹细心地在博客上记下了他们的花销。比如，2010年，他们每个月在食品上面的开支仅为164.44美元，每人每周花38美元在非必需品上(比如所有的非日用食品开支)。2012年，他们搬过去与杰夫的家人同住，据他们说这样省下的钱更多。

　　考夫曼认为GiveWell严格的量化控制非常有吸引力。“我们过去曾尝试自己去做这样的研究，后来发现GiveWell真的很好。”他说。“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很相似，而且他们的工作做得很透彻。”
　去有钱的地方

　　如果说GiveWell为公共提供了经验主义的例证，那么Giving What We Can(“尽己所能地给予”慈善组织)则提供了道德意义上的例证。

　　这个组织的创立人托比·奥德(Toby Ord)是一位澳大利亚哲学家，在牛津大学任教。这并非偶然。牛津大学哲学系塞满了效果主义者(根据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对外界的影响来判定该行为是否道德)或那些认为道德就是要把“善良”最大化的伦理学家—不管你如何定义“善良”。

　　Giving What We Can主要进行慈善组织评估。英国诸多主流媒体—比如《卫报》、《每日邮报》和BBC—都曾经对这个组织进行报道。最初的报道聚焦于奥德2010年许下的一个承诺，他说一生要捐给慈善组织150万美元，对于一个一年才赚50000美元的牛津毕业生来说，这听上去有点离谱。

　　在此过程中，奥德的同事、慈善共同创者业威尔·迈克阿斯基尔产生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想法。2011年末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movement)发展到最高潮时，他在牛津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题为《想做有道德的事业?那就成为银行家吧。》和特里格一样，迈克阿斯基尔意识到，捐款的百分比并不重要，绝对数目才重要。奥德也许穷尽一生可以捐出150万美元，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单是2012年收入就超过1500万美元，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贝兰克梵年收入达5000万美元。

　　投资银行家的收入并非最高的。2010年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收入50亿美元。假设保尔森一直这样工作着，搬到霍波肯(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一城市)一个工作室，将每年生活成本减少到3万美元，把50亿美元中剩下的部分全都捐出去，那么他一年拯救的生命就将是奥德80年拯救的生命的3000倍。所以，带着“利用收入来拯救生命”的明确目的进入金融业，有何不可呢?

　　很快，迈克阿斯基尔就和以前的学生本杰明·托德(Benjamin Todd)一起创建了“八万小时”(80，000 Hours，这是一个普通人一生所工作的时间)，主要是帮助人们做出更有道德的职业决定。显然，不管是迈克阿斯基尔还是奥德还是他们的组织都明白，所有人—甚是多数人—不会觉得“挣钱是为了捐出去”是最好的选择。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用80000个小时去交易衍生债券。他们强调了这一点，并表示，政策型工作、游说和科研工作也是可以拯救大量生命的职业选择。事实上，奥德和迈克阿斯基尔计划继续宣传这一点，而不是鼓吹“赚钱往外捐”。“我不认为我应当在金融城工作”—金融城就是伦敦的华尔街—“既然我能影响到别人。”迈克阿斯基尔说。

　　当年，25岁的彼得·辛格在《哲学和公共事务》上发表那篇文章时，肯定没有想到它会推动詹森·特里格这样的人进入金融行业。不过，今年66岁的辛格对于这样的结果深感欣慰。在忙着反击宗教反对者、帮助领导动物权利运动的间隙，他也一直宣传着“挣钱往外捐”。他也有自己的慈善组织，名为“你能拯救的生命”(The Life You Can Save)，源自他所撰写的同名书籍。该组织也在大学组织各类活动，是Giving What We Can 和80，000 Hours的非正式盟友，他认为，“赚钱往外捐”是一个人可以作出的最有道德的职业选择之一，甚至比他本人的选择更加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