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专栏作家说：旺角才是真正的香港。尤其广东道与奶路臣街一带的露天街市，一丝不苟摆摊的中老年人，整齐堆放的各式家常食品杂物，小吃店，杂耍艺人，那种小市民买卖的香港味道，“是构成香港独特城市美学必不可少的要素”--香港街道最有特色的层次感，来自露天街市平铺的结构：站在街口一眼望去，大大小小层层叠叠的摊位、招牌，让人有种目不暇接的美感。若将这些摊位用高楼立体排列，就完全丧失了特色。
这种独特的城市美学，如果从传播的角度看，恰是一座城市得以存在的交往、沟通基础。人们通过街道、街心花园、社区小广场、店铺和摊位这样的实体维度来体验都市节奏、参与公共生活、构筑共同的城市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在这里，城市、社区、街道的角色，不仅仅限于在商品生产交换中发挥作用，也在信息流通、社会交往、文化共同体建构中发挥作用。就像深藏在旺角小街深处的中国冰室，那种典型的香港黑帮电影里，警察们拖着疲惫身躯深夜小聚的场所，不仅有全香港独一无二的甜品凤凰奶糊，更是一种深具香港特殊市井文化品质的公共交往形态。
参与慈善与可沟通城市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香港街头随处可见的慈善筹款活动。尤其是周末的闹市区，常有十二三岁的中学生们，三三两两，手持不同公益机构的募捐箱，向路人募集善款。若有好心人捐资，无论数额多少，孩子们都会在你身上贴一枚爱心贴纸。这样的日常募捐活动在香港叫做“卖旗”，起因是最初的爱心贴纸是一面小旗子模样。街头的慈善募款，在香港已有六十多年传统，是街角、十字路口的街心隔离带、三角地常见的景象。参与卖旗的人，并不一定是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可以是律师、医生、银行职员、退休职工，还有学生。但凡愿意从事这样义务社会服务工作的人，都可以向香港义工局登记成为“义工”，帮助公益机构筹款，或者从事各类社会服务。除了日常的慈善募捐，香港一些大型筹款活动也具有长远的影响力。乐施会一年一度的“乐施毅行者”活动，参与者四人一组，需在48小时完成100公里山路的徒步远足，并向周围的亲朋好友筹款，善款用于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各类扶贫和紧急救灾项目。 “乐施毅行者”连续举办三十多年，已经成为香港影响最大的公益越野活动，每年吸引上万名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报名者，需通过抽签筛选参赛队伍。他们当中有非政府组织、公益人士、社会名流、户外爱好者、普通百姓，甚至2011年的冠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活动路线麦里浩径也因此名声大噪，常有户外爱好者专门组队赴香港挑战这条横跨八座郊野公园、翻越二十多座山头、景色优美但对体力要求很高的徒步路线。城市地理、生活方式、公益参与和个体行动，通过这些活动融合在一起，成为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精神的具体阐释。
如果我们将城市视为媒介、将传播视为人类的存在方式，那么，个体行动者参与公益筹款活动，只是城市进行协商治理、构成有机社会最表面的景象之一。这些鲜活的细胞对社会断层的弥合作用，更深入的方面在于那些活跃在城市各个层面、具体而微的社会服务。对于视旺角为真正香港的游客来说，熙熙攘攘露天街市背后的混乱、暴力、犯罪等不安定因素，大概也多半只在《旺角的天空》、《旺角卡门》、《旺角黑夜》这样的港片当中体会过。现实中，旺角是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犯罪率也比较高。这一带“夜青”(香港对夜不归宿青少年的独有称呼)很多。一开始他们可能仅仅是喜欢夜生活，或因与父母发生矛盾、考试成绩不理想等不愿意回家，于是各种通宵营业场所就成了夜青们流连聚集之地，打架斗殴、滥用药物的问题因此变得突出。夜青成为潜在的危险人群。于是，每天都会有另外一个群体的年轻人在这里出没，晚上22点到次日清晨6点是他们的工作时间，酒吧、网吧、桌球室等通宵娱乐场所是他们的工作地点。他们是专业社工，工作目的是寻找夜青，避免夜青受到不良行为的影响。这种主动寻找、发现服务对象的工作方式，香港社工称之为“外展”。接触夜青、打入他们的圈子只是第一步，继而社工要协助他们处理如辍学、失业、家庭矛盾等问题，提供辅导和支援服务，包括实时危机介入服务，转介及护送有需要的青少年入住临时庇护宿舍，还会安排青少年及其家人接受日间主流的社工服务，以提升他们在个人及社交层面的发展能力。这是一份高挑战性的工作，社工需要极强的洞察力，可以凭借服务对象出没的时间、环境，以及外形、举止，来判断这是否他们寻找的夜青。而验证判断的过程则更为困难。社工的穿着打扮、身体语言、简单的谈话，都包含着专业知识与沟通技巧，以便靠近和接触夜青时，不被排斥，甚至能迅速交上朋友。做社工需要的不仅是善心，出于对专业知识的尊重和对服务对象认真、负责的态度，香港的专业社工认证是与学位密切挂钩的。以香港游乐场协会旺角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下属的油尖旺深宵外展社会工作队为例，社工不仅毕业于大学的社会工作系，还需完成800小时的“外展”实习。他们为自己的服务取名为“矿”展工程，其理念在于视青少年是社会的宝“矿”，只要耐心发掘他们的优点，加以雕琢，提供切实服务，扩“展”他们的潜能，当他们长大成人，必能为社会献一份力。
“政府购买模式”与协商治理
香港有1.6万余名社工，只有2000多人服务于政府机构，绝大部分人都活跃在非政府机构中。政府则通过“购买服务”模式，为非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同时通过社会福利署进行年度考核、审计、评估和日常工作的督导。非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则通过服务素质竞争，来获得政府拨款。目前香港绝大部分的社会服务是由受资助的约170多家非政府机构直接提供的。它们几乎覆盖所有的公共服务领域，除青少年之外，还包括家庭及儿童福利服务、临床心理服务、医务社会服务、康复服务、安老服务、违法者服务等。政府则主要负责制定政策、对社会机构的服务表现进行监察，以及向市民提供法定和核心福利服务。这种“政府购买模式”，让政府、非政府机构、社会公众之间能够在城市生活的不同领域，都形成有益的协商治理机制。
比如天水围的天光墟。天水围是新移民聚居区，有不少嫁给香港低收入人士的“内地新娘”。天水围北面是深圳湾，离海关的车程十几分钟，而离旺角最快也要一小时。这里没有工业、写字楼，连商场都不多。这些语言不通、文化程度不高的新移民年轻女子，很难在市区求职。即便有了工作，单是来回市区的交通费，每月都要都要数百元，得不偿失。因此她们开始在居民区内自发摆摊，很快形成了以售卖廉价食品和日用品为主、热闹但非法的天光墟。 2010年，非政府机构天水围社区发展阵线介入天光墟运作。他们组织居民向政府提议拨出一块空地，用以合法经营小生意，改善天水围居民贫穷和失业的处境。通过历时三年的努力，天光墟终于在2013年初获批成立，并成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由政府资助，社会组织负责管理。天水围的新移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合法经营小生意，也有助于形成更具社区参与感的生活形态和交往圈。
显然，香港政府福利政策的制定、协商沟通机制的形成，与城市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有关。 1953年圣诞之夜石硖尾木屋大火，使得五万人无家可归，政府开始介入房屋市场，提供公共徙置住宅，安置灾民。当时，香港经济发展尚处于初步由转口港转型为工业城市的阶段，一般人的生活相当清苦，就业和子女教育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有困难。1958年成立的社会福利署除了继续负责救灾济贫外，开始承担保护妇女儿童、调解家庭邻里纠纷、为残疾人提供社会救助等工作。但社会的平衡随着1966年“九龙骚动”与1967年社会暴动的发生再次被打破，这也促使香港政府全面检讨福利政策，将问题原因归结于政府与市民沟通不足，以及青少年缺乏合适的康乐活动所致——这两点均与城市的可沟通性、城市传播的效果和城市空间是否有利于促成积极健康的都市生活密切相关。于是政府起草和全面计划针对儿童、青少年、老人、弃婴及伤残人士的福利事业，开办青少年中心、举办暑期活动，让学生于暑假中有所寄托，而在房屋政策、社会福利等亦有所配合。60、70年代，香港政府多次发表社会福利白皮书，明确社会福利署和非政府机构的合作关系。直到90年代，以政府购买的方式开展社会服务的做法开始兴起。这一过程充分体现出城市作为传播主体的意义：如果城市的结构能够将每一位市民都整合到一个动态而富有活力的整体的传播系统当中，使得个体公众能够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并在其中承担一系列的角色，才能实现社会有效的协商治理。由此可见一个"好"的、富有活力的城市，绝不简单的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霓虹闪烁的集合体，能够充分调动个体行动者积极性的政策、法律法规，是参与形塑积极健康的公共生活、社会互动、文化凝聚的重要元素。
城市传播与化解社会矛盾
在城市传播的协商治理过程中，个体行动者对推动形成有机公民社会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促进社会底层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沟通、对话，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规避、化解社会矛盾。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三十多年来一直参与推动政策、改善市民生活质量的社会运动，如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言、改善教师和政府文员薪酬等等，并且长期关注木屋区以及贫穷地区的市民生存状况，呼吁政府兴建公共房屋，改善人居环境。香港有近十万贫民，蜗居在笼屋、木板隔间房、棺材房、工厦副房中。其中一种是被分成板间房、阁仔间的唐楼，房间一览无余，大人没有隐私，孩子没有活动空间。笼屋则是几张至十几张不等的高低床摆放在一个房间内，每个床位用铁丝网围住，铁丝网内的空间约2平米，月租金在1000元港币左右。如此恶劣的居住环境，安全隐患非常突出。 2010年1月29日，红?马头围道一座唐楼突然倒塌，造成4死2伤。 2011年旺角花园街唐楼发生火灾夺去9条人命。对于这些低收入人群来说，改善居住环境的一个机会是申请由特区政府出资兴建、租金低廉的公屋。香港政府承诺，申请公屋的平均轮候时间为三年。然而近年来公屋兴建量及配屋量不断减少，在职贫穷人口急增。公屋轮候册上的单身人士申请宗数约93500宗，而政府每年只提供2000个单身编配单位。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社区组织协会通过各种活动，包括组织居民招待会、邀请相关官员实地探访、见面会谈判会等，力图推动政策改进。目前已经争取到修改私人楼宇重建赔偿方案、取消编配公屋的七年居港限制、缩短长者轮候公屋时间等的政策支持，并且还在为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为私楼住户提供租金津贴等继续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看，城市作为传播的主体，它的品质决定了今天人类生活的总体品质。城市是传播的载体也是传播的网络。它是城市生活的完整面貌也是每一个市民可知可感、深陷其中的具体样态。它是的整体的也是碎片的。它通过传播存在和发展，依靠传播连接和弥合。个体行动者、政策、城市空间的良性互动是城市协商对话、形成有机公民社会、活力生长的源泉之一。香港因此而成为今天的香港。就像一曲《狮子山下》：“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