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影响力投资：在公益慈善与风投间创造价值

       公益这个概念，常常被理解为慈善捐赠，往往指的是经济上的捐助。但事实上它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可以是智力资本、金融资本，也可以是人力资本的捐赠。公民社会是私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公共区域，也可以称为“独立部门”。在美国独立部门的就业人数占了全体就业人数的10%，它的资金来源就是公益资本。至于社会创新作为一种新的策略和理念，在政府、商业和公益这三个领域是共通的。这三个领域都在寻求创新的方式，并利用他们各自独特的力量或者说影响力来推动社会创新。在中国，在我观察到的社会语境中，社会创新这个理念，以及商业、政府和公益这三个领域之间逐渐模糊的界限，已经引起社会大众关注。

　　社会创新的契机与中美慈善捐赠的差异

　　美国出现的社会创新方面的新理念，特别关注三个社会领域之间越来越模糊的界限。上周我们与“加州参议院银行和金融机构委员会”在斯坦福大学曾组织一场会议，谈到了一些新型公司——灵活的目的企业、福利企业以及它们与NGO的模糊界限。2011年10月通过的法案为这一类企业提供了种种便利，但仅有少数加州企业参与注册。而美国仅有5个州有意识并且已经立法来寻找和鼓励创造社会价值的企业，加州是其中之一。对这类企业的资助来自何方?可能来自慈善的捐赠——这会引起非政府组织的担忧;也有可能来自一些风投、股权投资或者银行业。

　　谈到中国的公益创新，我不禁想到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儒家精神和道家精神。在中国，企业逐渐向着社会目标的方向转变，我认为是基于这两大传统的一种自然演变。中国有着强政府的悠久历史，而美国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公民社会萌芽时，还没有形成全国政府。学校、宗教组织和医院都是由公民自己建立的，并且在之后的两百年里，与政府平行地发展着。而中国是先有强有力的政府，再出现公益组织，所以情形决然不同。中国在外交上的睦邻政策，比如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之后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在我看来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根据世界银行的记录，中国现有1843家基金会，2009年至2010年的增长达到32%。由此可见公益慈善在中国文化中的厚重分量。

　　中国慈善捐赠总额只占到GDP的0.1%，和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总共捐赠了60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与2007年和2009年相比都要多出300亿，这是政府呼吁企业捐赠的成果，2008年之慈善捐赠回到了比较正常的水平。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政府不会出面号召企业捐赠。这体现了中美两国慈善运营的方式有所不同。

　　另外一个区别在于，中国捐赠的10%-15%为个人捐赠，80%-85%为企业捐赠，而在美国占主要比例的则是私人捐赠。美国在2004年到2008年慈善捐赠总额达到三千亿美金，占GDP2%-2.2%，这2%或者2.2%GDP创造了美国10%的就业机会。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大约30%的资金来自政府，同时政府也会减免一些税收作为优惠政策。随着慈善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更加有效地做慈善已经成为我们热论的话题之一。这三千亿美元的71%来自于私人捐赠，这是2010年的情况，过去40年亦然。另外8%来自于个人遗产，两者相加即占到了83%-85%，人均每年2000美元左右。此外，基金会的贡献是14%，而公司在5%左右。这个比例，中美两国是反过来的。在美国很大一部分捐赠给了宗教组织，这个比例已经从50%下降到了35%，而这些捐赠里只有10%最终留在宗教机构，絶大部分在社会领域再分配。

　　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合作的新趋势

　　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方向，则是探讨如何在扶贫中运用社会创新。比如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就有一些专门针对扶贫的项目和发明创造，比如De Light、Embrace(一种两千美金启动资金的孵化项目)。在美国加州，尤其是斯坦福大学，我们一直在探讨怎么样利用资源推动社会创新的情况。

　　公益事业目前存在一些新趋势，包括全球化、微型金融、投资者合作、捐赠圈、复杂性趋势、公益创投、价值分享。我们需要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人结合起来，同时要更加有耐心。对于一些风投来说，要得到期望的投资回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社会影响力投资概念的影响下，我们如何更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对公益的看法?在不断举行的会议和沙龙中，很多问题会不断涌现出来，所以这项工作要做得更加具有战略性。美国公益界像今天这样的对话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提出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大家更好的回答，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策略以及评估的标准，看看对整个社会能够产生多大的收益和效应。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合作，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集结在一起，而不是单独的一种力量。

　　影响力投资非常关注对资金的使用，尤其关注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能不能引发出社区更大的参与积极性，是否试图了解投资人在想什么，愿不愿意付出耐心资本。当一个公司产生经济效益的时候，分享价值随之产生，盈利和社会影响这两者如何能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有一些相应的金融工具可以借助。在美国可以向政府筹措资金。筹资对于社会影响力方面的一些长期产品的创新非常重要。同时它的比较优势、在金融方面的绩效都是重要的衡量因素。在非盈利和商业这两者之间走钢丝，非常需要领导者和相关的人力资源。

　　建立相应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每个公司薪酬最高的前五个人是必须要公布的，公共披露或者信息公开的机制对于整个企业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

　　要缩小鸿沟或者说缩小差距，作为企业的领导人，如果与非盈利NGO进行合作，如何确保公共和私有部门两者完美的结合?更好地发觉企业社会责任所能够发掘的潜力，作为一个企业或者公司来说，你们和政府还有非盈利机构如何更好地取得平衡，从而发挥最大的合力，这一点最重要，同时也要有共同解决的问题。对于政府的领导者来说，他们也非常乐于看到这一点。看一下中国的公益和慈善事业，我们必须要了解，它对于整个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应当为此成立一些什么样的基金。比如，非洲对水资源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资金的筹措，人们会问，水和整个非洲的慈善事业究竟有什么样具体的关联呢?事实上，当人们进行评估以后，所有人都同意，需要开发水资源的领导力，而且尤其需要女性的领导。因为社会资源方面的雇员有90%到95%是女性，对于剩下5%的男性来说，他们如何为女性提供相应的培训，如何提高她们的领导力，由此达到逐渐消除差异和鸿沟，更好地把妇女纳入到整个社区的工作中来。

　　在美国，他们也做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但方式不同。就增强商店雇员的能力来说，她们来自于低收入的妇女，以及教育水平比较低下的妇女。我们会问她，你是如何得到第一份工作的，你是如何面试的，你是怎么样来卖货的，我们会为她们提供相应的培训。这样，我们帮助失业的女性雇员重新找到工作，帮助她们取得更好的工资绩效，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消除鸿沟的做法。

　　我们必须要通过教育，通过减贫，或者通过一些健康的提升和改善，来促进整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把一些实践者、专家和相应的机构纳入进来。

　　中美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新趋势

　　吴伯凡(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中国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创新，与许多商业的创新一样，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把赚钱的商业和满足社会福利的 事情做到一起。孔夫子最早讲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古老中国的哲学命题，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寓义于利”。这是所有企业、非盈利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一直倡导集中三种部门的人一起探讨这个问题。社会创新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投资，用投资的手段来启动社会创新。

　　王振耀(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速度要比我们此前想象的快得多。人均1万美元是发达国家的门槛。到目前为 止，中国社会对人均GDP1万美元还没有做好准备。当社会财富量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阶段，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社会创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公 益慈善事业面临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转型，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小额捐赠和学雷锋做好事，而是要运用慈善组织、大额的捐赠、金融投资等各种社会要素来提升中国 社会。

　　目前还有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平台不够，现在非常缺乏像21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这样的对话平台和经常性的联系。第二，没有通俗化的系统理论 体系做支撑，来说服中国大众。第三，倡导力度非常有限，它需要多种多样的活动。在香港，港府民政局和大众在一块摆摊参与社会创新，用财政款项来做社会创 新。

　　今天《21世纪经济报道》其实已经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希望这个平台能够促进整个民族理念的转化，解放那些具有巨大潜能的生产力，为中国的公益慈善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源源不断的动力。

　　成卓(爱心火炬基金发起人兼主席)：美国政府对社会企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税收减税是怎样的?

　　Kim Meredith：现在美国能够给社会企业比较灵活的政策，最近加州发布了《社会企业法》，允许社会企业盈利并享受一定的减税优惠，还鼓励社会企业接受捐赠。

　　Elliott Donnelley(美国西部慈善论坛主席、白沙投资集团总裁)：很多创业公司一方面做资产组合投资，另一方面又做影响力投资，他们整体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小心的。最近的例子是做“捐赠者指示基金”(donor-advised fund)的Impact Assets。过去“捐赠者指示基金”的捐赠对象仅限于非盈利领域，现在可以做影响力投资了，他们通过自身项目的推动，也推动法律体系针对这种捐赠形式做到进一步完善。同时他们也在创造产品和服务，比如小额信贷服务和一些水资源项目，给捐赠者更多的选择。政府也会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进一步监管，相关人 士包括捐赠者都在推动政府政策的出台。

　　Kim Meredith：事实上每个人都在推动法律的变革，为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基础建设做贡献。刚才Elliott提到Impact Assets,他们得以让捐赠人把减税后的资金再投入有可能盈利的社会项目。不管对个人还是风投公司，这都非常有吸引力。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 Legacy Ventures，他们原来只做投资，获得的利润全部投入社会项目，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已经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Elliott Donnelley：我们家族基金会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探讨和探索，比如在“捐赠者指示基金”中，要是有人的捐款投给了类似谷歌这样的公司，结果获得了 10亿美元的利润，他不能要回这笔钱，这笔钱还是留在资金池中，只能继续投给新的社会项目。另外，在传统的非盈利组织里出现了“非盈利财政分红”，Impact Assets把它叫做PRI，即项目关联投资，让其他人向现存的“捐赠者指示基金”账户投资。这种机制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对这种投资提供一定的财政激 励，如在管理费之外保证6%的年利息率，若此账户盈利更多，投资者还能得到更高的“分红”。这种多样、复杂的金融机制在慈善基金会中出现，是非常激动人心 的。

　　慈善能否经营，慈善如何经营

　　赵萌(斯科沃莫斯科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斯科沃新兴市场研究院研究员)：在美国和欧洲，个人的捐款已经能够被投放到二级市场进行再生产，而且个人 可以创办基金会。政府甚至设计出一套政策，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帮助政府和公众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来偿付公共债券，这些社会企业的项目可以发行社会债券，每个人都可以投资。在中国，个人的资金给到非盈利组织这一步是明确的。到底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扩大中国非营利组织和中国慈善捐赠人资金来源的 机制建设?它可以来自基层设计、政府层面、银行部门的金融产品创新，以及社会企业自己的产品创新。

　　王行最(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慈善需要经营，慈善必须要经营。一种意见是，基金会属于慈善性质，不能经营它。但经营并不等于商业化赚钱，非盈利组织也是要盈利的，只不过所盈的利用于什么目的，是工作人员分了，还是所谓股东分了，还是继续投到公益里面，这是本质的区别。我们一直坚持慈善 是可以经营的，以财务管理为核心，以最小的人员投入产生最大的收益。

　　另一方面是隐性的小额信贷，它与传统的慈善不同。公司化经营是社会企业的一种形式，它的主要追求仍然是社会影响和社会目标，但是采取商业化的方式经营。但这一形式同样遭受到捐赠人的负面反馈。我把钱捐给你，你拿捐款发放贷款，而且用的是非优惠的利率，近似于高利率，这怎么行?如果一笔钱你捐了 100万，发给100个学生应该是1万块钱，一年以后全没了。但这笔钱如果作为小额贷款发下去，到一年期收回来，会不断增值。

　　小额信贷确实促进公益慈善发展和社会创新。但是我们的融资碰到很大的问题。我们跟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国家开发银行的总体战略是走下去扶持草根金融。我们也跟农行合作，农行商业化以后往深一层，乡镇一级肯定覆盖不到，这样我们用小额信贷的方式给它嫁接，等于把服务半径延长，这也是农行服务三农的方式。在小额信贷没有合法化名分的时候怎么办?干的足够大的时候，国家自然就认可你了。比如现在放款一千万，服务对象五千人，让国家批准合法化可能吗?但是当服务一百万农户，年贷款量超过100个亿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就有分量。

　　我问Kim一个问题：中国公众捐赠不超过20%，西方国家公众捐赠往往是80%或者超过80%以上，这个问题很困惑我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可能由于税收的问题，还是说美国慈善传统?美国的慈善是从贫民慈善发展起来的，从社区一步一步往上走，而中国所谓慈善是政府推动的，是自下而上的。

　　Kim Meredith：你刚才讲的很有意思。政府在这方面发挥了一点作用。事实上我想要澄清的一点是，确实美国政府有自己的税收政策，但是我们也能看到整个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不同的关系。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1+1等于3的发展模式，在中国也可以适当的借鉴。

　　在美国，个人是不是愿意交的税款用于慈善呢，这是我们的个人税收政策所决定的。对于企业来说，由于整个市场上不断有慈善家涌现出来，不断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他们不得不迎头赶上。监管机构也在跟踪企业在社会公益方面的运作和做法。社会公众，或者说企业的潜在股东们对这方面的关注也日益加深。现在美国在激励机制这方面也在不断改进。

　　成卓：你是否认为企业在未来会有更多的贡献?比如说来自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Kim Meredith：我现在很难下结论说会有这个趋势。在2009年企业慈善增加了10%，2010年又增加了8%，两年内增长近20%。这种比例的上升背 后，也可能是经济形势造成个人捐赠的数值下降了。但是纵观5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会看到，企业的捐助逐渐呈现增长的态势。美国国会正在讨论，对个人和企业的慈善捐赠税收减免政策是否要调整。如果这样的政策转变真的发生，企业的慈善所占的比例可能也会发生一些转变。

　　Elliott Donnelley：从传统慈善公益来看，美国慈善款的效率很低，我们需要有非常聪明的决策和战略才能够拥有高效率和明智决定。往好的方面看，现在出现了很多聪明的投资者，不再进行低效的慈善投资，而是进行高效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在商业领域，公司是基于利益的，如果公司破产就出局了，因此商业领域的资金是高效的。我觉得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在美国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更高效地配置这些资源，在中国可以来思考一下如何对西方的做法去粗取精。

　　赵萌：我们一直讨论美国有什么，中国有什么，包括基于政府、民间、宗教的机制，包括透明度、问责、第三方认证等问题。如果有一些机构帮助非盈利组织，会更有效益。特别像社会企业指数，或者专门提出来一些指标，衡量哪些公司做得好，告诉人们从什么公司接受捐款。第三方认证机构非常重要，人们需要了 解，我做投资以后谁来真正检验这个过程是否公正和有效率。中国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现在各个大学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开展这样的讨论，事实上会形成一种环境，让人们自然地互动，慢慢打破一些隔膜，建立起相互的信任。

　　肖晗(岚山社会基金创始人)：我觉得，目前中国整个公益行业缺少一种动力。多年来互联网行业突飞猛进，它的动力是什么，如果能把这种动力引入到公益行业里来，对这个行业有极大促进作用。现在公益组织都觉得缺人，缺钱，缺效益，缺自由导向，没人去问责，没人去要求透明，所以整个公益行业跟现在基本的商业机制有点脱轨。其实社会投资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商业化的机制引入到公益行业里面来，让公益行业更有效率，能吸引更多人才和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