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多数时间是在给广告、电影和电视节目写曲子，对于富豪阶层的慈善世界一无所知。直到2006年发生爆炸性事件。那年，我父亲沃伦•巴菲特履行诺言，将他的绝大部分财富捐献社会。我父母多年前创建了三家基金会。除了若干笔巨额捐款，父亲还资助了这三家基金会，并让三个孩子各经营一家。
我和太太开始踏入慈善事业后，才体会到所谓的慈善殖民主义。我能感受到，捐款者有某种“拯救世界”的冲动。大家(包括我自己)对某个地方知之甚少，却自以为能帮当地人解决问题。不管是种田技术、教育、职业培训或商业，在我耳边不断听到的是，把甲地的成功模式生搬硬套到乙地，根本无视文化、地理和社会风俗的巨大差异。
我们的决策常常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为预防艾滋病，在红灯区散发安全套，结果却抬高了无防护措施的性交易价格。
但我现在觉得，还有一桩事情危害更大。
由于父亲的名声，我占据着一些常人想都不敢想的位子。你去参加任何高层次的慈善会议，都会看到国家首脑与投行经理、商业领袖交头接耳。大家都在讨论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可能是因为坐在左手边的人失职造成的。很多数据表明，不平等的状况仍在加剧。同时，根据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研究，非营利部门的规模却正在稳步增长。2001年至2011年间，非营利组织的数量增加了25%。其增长率超过商业部门和政府部门。这是一桩大生意，单单美国2012年的规模就达到3160亿美元，雇佣940万余人。
慈善已经成为消除差距的“独门法宝”，源源不断地创造出会议、工作坊和各种交流团体。
这个体制创造的大部分财富供极少数人享用，它摧毁的生命和社群越多，就越是大公无私地宣扬“回报社会”。我称其为“洗涤良心”——坐拥正常人一辈子享用不完的财富，然后做慈善撒出一点点，保证自我感觉良好。
但这只会维护现行的不平等体制。富人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其他人只能保证不造反。每每有人通过做慈善换取心安理得的感受，世界的另一端就会有人牺牲在不公正的体制之下。
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商业头脑的人物踏入慈善界，商业原则也成为慈善活动的重要元素。我听到有人问“投资回报率多少”，仿佛投资回报率是唯一的成功指标，而那是有关疗救疾苦的事业。小额贷款和金融知识普及率(我可能会得罪一些大人物和好朋友)——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大家必然会融入我们的债务和利息贷款体制。人们会超越每天2美元的水平线，然后购买更多商品和服务。可是，这不是在给老虎提供食物吗?
我不是在呼吁制止资本主义;我是在呼吁人道主义。
我常听人说：“要是他们和我们一样就好了”(拥有洁净的饮用水、医疗服务、自由市场、优质教育、安全的生活环境)。是的，这些都很重要。但任何“慈善”(我憎恨这个词)事业都不可能解决以上任何一个问题。它只能把易拉罐踢到路边而已。
我和妻子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解决方案，但我们知道如何倾听。我们将一点点学习，支持体制变革的每一小步。
现在亟需新的操作系统。不是什么2.0或3.0，而是从头做起。采用新的代码。
我们正在经历想象力的危机。爱因斯坦说过，你不能用创造问题的思维解决问题。基金会的资金是最好的“风险资本”。
有人正在努力实践，创造另类的生活方式，真正让所有人共同繁荣(我的意思不是为更多人创造更多商品)。
金钱应该用于创造新的概念，撼动这个把世界改造成大市场的现行体制。每个街角都有无线网络就是进步吗?不。进步应该是，世上没有一位13岁小女孩被迫上街出卖肉体。但只要人们还在为自己的慈善行为沾沾自喜，贫困机器就仍然主宰着这个世界。
这已是老生常谈。我们需要新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