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中国，我们准备好了吗

 

核心阅读：慈善，包含了个人美德与公共责任。现代公益，是基于平等关系的相互施与。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公益慈善组织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既取决于其自身的转型，也依赖于政策与体制的更大空间。中国的公益慈善，正站在现代化的门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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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是一种追问、一种交代，是慈善组织最宝贵的软实力，是慈善组织最脆弱的软组织。公开性、公信力和透明度是现代政治治理的三个重要价值，对于慈善领域亦然。

 

■本报记者 洪蔚

 

人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缺乏善心的民族，“乐善好施”是我们民族的美德，然而，从实际统计数字上看，现实和这种自我想象似乎差距很远。

 

据统计，占有社会财富80%的中国富豪们，对社会的捐赠所占份额不足20%。另据一份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登记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其中，有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慈善是一种普世观念

 

于是，有人评价说，面对数千万庞大的贫困人口和巨大的社会救助需求，国内许多企业与富人对公益慈善的态度是冷眼旁观。

 

台湾中研院学者陈弱水在《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分析了中国两种矛盾的社会伦理观念，在他看来，“世道险恶”是人们对社会的一个基本看法，同时，“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和救援”，是中国社会伦理意识的核心。前者是占主体地位的，后者“是一个被宣扬的价值”，由于宣扬它的“机制是松散的，也缺乏社会组织上的配合，渗入人心的程度如何，颇可怀疑”。

 

从中国慈善文化的传统看，一些学者指出，中国慈善文化具有内敛性、封闭性的特点，从而妨碍了人们的慈善行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张小劲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我国传统慈善行为，有着浓厚的家族、地域色彩，缘起于乡里乡亲，终止于乡里乡亲，较少地扩展到对陌生人的帮助。

 

对身后巨大财富的处理思想上，东西方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别。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有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句话，在一百多年来，成为西方富豪们从事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和驱动力。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和对财富安全的考虑，则与此相反，中国的富豪们，大多选择把财富传给家族子孙。

 

佛教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佛家的果报说也影响着社会大众的行为。“因此，中国富人更倾向于募捐给寺庙，在偏远的地方修建华丽庙宇，而不是让慈善行为，真正地进入社会化生活。”张小劲说。

 

近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的公共性、现代性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了“普世”的、非功利的公益、慈善愿望，然而，这种愿望在目前的公益组织、管理状况下，很难流畅地转化为行动。

 

“在郭美美事件之前，社会公众对于慈善和慈善捐助还是有一定积极性的，”张小劲评价说，“而这一事件对目前尚不完善的慈善事业管理体制，造成了摧毁性的打击；同时，也将不完善的管理体制拖入了社会关注的聚光灯下，戏剧性地提示着不完善的体制有必要进行改革。”

 

公信力是公益慈善的生命

 

“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这是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作出的评价。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光坤说，由于其活动的特殊性质，公益组织的财务状况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在他看来，“捐款人对所捐款物去向及用途不放心、个别企业或个人假借捐款提升自身形象，是目前存在的两大主要问题”。

 

不久前，曾以“高调”做慈善而名扬天下的陈光标，身陷“诈捐门”引起轰动。陈光标是否真的“诈捐”，很难有人作出准确判断，而透过陈光标事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慈善事业面临捐款流向不明、信息披露不足等严重制度问题。

 

对此，有位官员曾表示：“公信力是一种追问、一种交代，是慈善组织最宝贵的软实力，是慈善组织最脆弱的软组织。公开性、公信力和透明度是现代政治治理的三个重要价值，对于慈善领域亦然。”

 

而从我国公益慈善领域的现状看，目前在信息公开透明的问题上，没有足够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压力，这影响到公信力的建设进度，并制约今后的发展。

 

目前我国公益慈善机构的决策权往往集中在机构负责人手中，缺乏必要的内部监督机制。慈善机构有时会作出一些违背宗旨和捐赠人意愿的错误决定；造成部分慈善机构缺少必要的行业自律，在款项使用上随意性大，甚至出现侵占、挪用、贪污捐赠款物的行为。

 

说到借慈善提升企业形象，一些知名慈善企业家公开表示，做慈善是一种“双赢”，为企业公关、宣传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甚至表示，这种公关性慈善行为的确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回报。

 

一些公益慈善组织的负责人也表示，有些捐赠人提出了为其宣传的要求，对此一些慈善组织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在学者看来，这是一种社会和文化上的认知误区：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体系中，公益慈善并不带有“成圣”的诉求。只有创造一种宽容轻松的环境，提倡以善促善，才能建立一种长期可持续的公益发展模式。

 

公益事业的中国式管理

 

公益慈善事业往往涉及到巨额财富的管理问题，对社会的体制、机制、法制都是一种考验与挑战。

 

“自产生以来，公益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刘光坤在探讨中国慈善所面临的问题时，将这一问题列在首位。

 

“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长期带有垄断性，政府统一运作，统一管理，我国的许多慈善组织，尽管名义上不属于官方组织，却有着很强的行政色彩。”张小劲说。

 

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首份中国慈善会发展报告，截至2012年6月，全国共有县级以上慈善会1923家，对其中30家省级以上慈善会进行的调研发现，29家慈善会会长、理事长均为现任或曾任公务员，其中，80%以上享受国家省部级待遇。

 

刘光坤说，我国公益慈善组织较之西方公益组织而言，对政府依赖性仍然较强，注册登记较西方慈善组织困难很多。

 

对此，张小劲认为，对社会救助行为应当有所区分，属于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如大型自然灾害的赈救，以及属于普惠性的救助，如对低收入阶层的权益保障，是国家应该担负的责任；而对于补充性和辅助性的特殊性救助，比如对需要特定救助的小数量社会特定人群等等，可以由民间组织和爱心人士来承担。

 

然而，打破长期的行政垄断，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久前，十八大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解禁”了民间慈善组织的注册问题。

 

对此，张小劲表示：“这是让人欣喜的一步，然而，更重要的是慈善组织的运作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更好更清晰的出路。”

 

其中的难点之一，就是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设在中华红十字会下的崔永元公益基金，“乡村教师培训”是该基金的长期目标之一。该项目在湖南展开时，湖南省教育厅给予了“三不”回复：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

 

张小劲说，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嵌套式锁定状态”，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慈善事业也涉及到政府各部门的协调运作问题，“乡村教师培训”涉及到了教育领域，又不仅局限在教育领域，地方教育领域的官员对此项目进程，无力独自承担责任，以“三不”回避，是一个既无奈又合乎官场逻辑的选择。

 

解决这类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全社会的体制、机制、法制建设的艰难过程。单从公益组织运作上看，“是否能进行‘公募’，将是我国慈善事业的分水岭，而目前我们在法制、体制上的准备，还远远没有成熟”。

 

然而并不是说，在现阶段我们就“无可作为”，张小劲表示，“各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初期，也面临着制度不完善的问题，成熟和发达的慈善事业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的。”

 

他表示，在中国，我们可以先从较成熟的领域、从较易操作的层次做起，从社区、街区进行尝试，在实践中逐步促进体制、法制的建设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