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党和国家不断就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制定方针政策、做出工作部署，有力地推进社会管理改革创新。2004年6月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管理”这一概念；2011年7月份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提出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并重点提出，“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
在世界各国的社会管理发展历程中，公益慈善事业一直是政府实现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慈善事业不仅是一种公民品德的体现，对于政府而言，更是一种社会管理创新。公益慈善事业通过价值观、财富和知识在政府、企业、慈善组织和公众形成良性的流动和分配，帮扶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是社会管理创新体系中具备柔性互动和显性社会效果的方式。
在经济发展遭遇瓶颈，国内外经济形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节点。长达三十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使得社会改革相对滞后，并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同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主动经济刺激不同，公益慈善是从民众的需求出发，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创新和自下而上的行动创新，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结合点，从而实现社会创新和社会转型。在通过公益慈善参与实现社会创新问题上，政府部门之间、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民众之间并不存在的认识上的差异，目标一致成为创新的最大源动力。
政府作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多元化主体之一，其作用不可替代。在立法层面，政策创新正在地方蓬勃开展，上海、深圳、成都等地出台的相关条例，已经体现出“小政府、大社会”的政策思路。开放“社会市场”，培育社会组织，慈善事业正在成为社会创新的“先锋队”，通过政策创新明确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责任、在不断探索政府和社会的边界，从而逐渐确立社会转型的方向。在操作层面，政府购买公益慈善组织服务的类别和范围正在逐步扩大，在很多地区，政府已经不仅仅把公益组织视作专业化的捐赠管理机构，而是将社区服务、养老助残、灾害救援、社会救助等一些服务事项和课题研究、政策草拟、标准研制、考核评价等管理事项，转移和委托给公益慈善组织承担。
公益组织的蓬勃发展和专业化的运作方式给社会创新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公益组织由于自身的志愿性和专业性，比政府更加深入了解公众的需求，运用专业化和透明化的运作方式，可以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社会战略的职能延伸，也可以成为政府实现社会自治和管理创新的帮手，对于社会而言，其公信力和执行力也是公众广泛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途径。比如海惠(小母牛)助贫服务中心在政府的支持下，引进外部资源，以畜牧生产作为切入点，基于社区整体发展的理念开发项目——“云南龙陵县蛮旦阿昌族社区参与式发展与妇女能力建设项目”，除通过培训、成立互助小组以提升农村妇女综合能力之外，还进行了如圈舍改造、社区公共卫生、公用设施的管理工作，更通过“阿露窝罗节”的方式保护少数民族文化。
由此可见，公益慈善事业的凝聚力和资源整合力对于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也是政府部门、公益组织、企业、公众达成共识，形成合力的过程，因此，建立一个以公益慈善事业为切入点，整合各方资源的创新机制是创新成功与否的前提条件之一，2012年8月27日，在宁夏区吴忠市举办的“第二届城市公益慈善指数发布典礼上”，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中国城市公益慈善与社会管理创新平台”(以下简称“创新平台”)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创新平台基于中民中心在慈善信息统计、慈善政策研究和地方慈善事业规划上的专业优势，并结合友成基金会长期以来在社会资源协调平台搭建、组织、运营和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是一个致力于为地方政府促进公益慈善事业、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和推动社会公正和谐发展提供创新路径和解决方案的开放的跨界合作平台。
创新平台的目标是通过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与当地社会(社区)的社会资源对接平台，提高城市慈善政策制定、慈善规划设计、慈善项目实施的水平，进一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创新平台的职责是从政策制定、制度设计、项目提供、组织培育和资源动员等角度出发，探索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企业的合作机制与模式，促进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之间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引进外部公益慈善资源、孵化当地社会组织、挖掘本地社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系统性、可持续地解决城市发展中遇到的社会问题，从而满足社会需求、激发社会活力、创造社会价值，使社会创新平台成为走向公民社会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