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下午，中国第三部门观察论坛(2014)在京举行，论坛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主持，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做了总结发言。
何道峰，男，现任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复旦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毕业。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研究员等职务。1999年以来，他以志愿者身份出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在战略管控、机构建设、内部管理、团队建设、项目设计和执行管理、财务管理、受益人参与项目互动等方面对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了深入改革。
以下是何道峰会长发言全文：
专家们的发言都很精彩，提出的问题也非常有深度，可以说讨论了三个比较大的问题：
一、 行政化和去行政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关于行政化和去行政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康晓光教授做了非常深入系统的研究报告，刘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又做了精彩点评，很多学者包括冬子津、贾西津、邓国胜的发言其实都在谈论同一个话题。金锦萍教授的金牌主持作了很好点睛和链接，使我的总结变得相对容易。
总体上来讲，今天讨论的是广义的行政化，狭义的行政化常常指过去的公益组织在性质上完全相当于二政府，内生机制不是一个独立的公益组织。这是从内生机制而言，公益部门是公民个人以私力介入公共事务，因此内生机制上就不可能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一定是平等关系下公民人与人之间通过《宪法》赋予的自由结社权而建构的自治组织，任何国家的现代宪法都赋予公民这条权利。但是中国所有公益组织都发源于政府，都是政府直接控制的二政府，事实上是政府的机械性延伸，或者说是包揽一切社会资源控制到政府手里的工具，这种组织从出生那天起就根本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公益组织。这个话可能极端了，但极致的表述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清晰鉴别。如若不然，为何要改革呢?
从广义上讲的行政化就是政府的功能包揽一切，或曰全能型政府。在著名的“厨房辩论”中，赫鲁晓夫曾跟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夸口说:我们的政府上管到国防下管到厨房;尼氏回曰：不，你们下管到卧房。机构是政府的，资源是政府的，连人都是政府的，没有任何主体意志，只有行政命令。这就是行政化。就是社会治理改革前的此岸世界。那么在改革后的彼岸世界，未来的社会形态只能是市场化，即社会市场。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就像经济改革一样，现在没有改到完全市场化，所以才积弊成患，带来国营经济和地方政府经商的这么多混乱，带来如今的低效与痛苦。因此经济必须走向完全市场化。克强同志反复地讲要把错装到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经济全面市场化。社会也一样。凡是没有市场的地方，就不可能平等;凡是没有市场的地方，就不可能有效率;凡是没有市场的地方，就不可能有透明;凡是没有市场的地方，就很难杜绝腐败;凡是没有市场的地方，就很难建立公正。因此，昨天的此岸世界是完全的行政化，但是明天我们追求的彼岸世界就是社会的市场化，现在我们处在此岸和彼岸的走廊里。这是一个基本的大逻辑。
所谓行政化，就是政府全能直管型，人是政府的，所有机构和职位全由政府直接任免。所谓市场化，政府变成监管型，不再是直管型了，原本由政府任命的人不由政府任命了，所有由政府拨的钱不由政府拨了，政府不再用直接管理的方法，政府从直接管理的全能政府转变成规则制定的推动者和裁判。如果不能实现这个根本性转变，那我们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市场化。
如果要完成这样的社会市场化转变，有三个重要条件。第一，社会主体生成机制一定不是自上而下的，一定是公民基于个人为最根本的单元，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相互连接而产生组织，就叫自由结社，这种组织是自治组织。内生机制是这样发生的：对于社会各种各样公共空间产生构想建构的冲动，就像邓飞一个个人要做免费午餐的冲动，联络跟他有同样冲动的人结社并自治。但结社的目的不是要推翻现政权，不是要打倒谁，结社目的不是制造社会混乱，而是想构造改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空间。在这个构筑的公共空间里：比如可以让迷失的小鹿能够有个安全的空间，可以让昆明的天气不要被粗暴的决策污染了。可以为受害于家暴的妇女构筑一个安全空间，让她可以在这里安全生活。因此，这种内生机制是最本质的。如果这样内生机制的组织在中国不够多，远远少于官办基金会协会等组织，中国社会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化。中国真正的社会市场化始于非公募基金会允许成立的那一秒钟，我在那一秒钟说中国只能看非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是建立在自由结社基础上的，拿自己的钱和志愿精神来谋构公共空间，内生机制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官办基金会天生就是不对的，基因就是错的，因此才需要改革。第二，一定要用法制系统取代行政系统，政府得告诉组织怎样做是合法的。事实上，我们现在天天想推动《慈善法》。如果没有完善的立法，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什么行为可以采取?什么行为不可以采取?常常模棱两可，如果公民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怎么能够有效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呢?怎么能够有效有序参与公共空间构建呢?因此，法制系统一定要取代原来的行政性的文件系统。第三，要创造一个理性的监管体制。说到底，核心的体制就是只有法院能判谁赢谁输，法院系统判决系统之下，可以有行政监管系统，但一定要在法律约束下监管。比如食品卫生，到底什么样的食品是安全的，得有成千上万种食品安全标准的立法。在此之下，可通过竞争性协会的构建，沿伸这些食品安全标准为生产过程标准。再让执法者和社会监督媒介卷入，方能解决。否则永远说归说做归者。现代职能型政府也只是一句空话。这个国家空话已经足矣。
如果这三个系统没有建立起来，肯定就没有达到社会市场化。中国当前处在什么阶段呢?处在从行政化向市场化、从政府全能型向监管型过度的非常痛苦的时期。处于过渡期，我们的理想就会遭遇现实中的痛苦折磨：第一，市场主体被官方垄断，凡是大的基金会都是官方的，都是各个部委的。不要以为中国扶贫基金会那么自由，我们也没那么自由，我们只是派不进来人。如果派人进来，首先得脱离体制，他们舍不得，因此就不来了。这个阶段也有好的苗头，叶先腐而菌后生，不少新生事物长了出来，比如非公募基金会是一大块，民非虽然不好过，但是也正在成长。还有些啥都不是的也在生长，长得还不错，像邓飞的“免费午餐”等依托在传统基金会下，这叫老树开新花、枯枝发嫩芽，代表未来的一个种子寄生在老枝上。第二、从国家立法层面来讲，立法严重不足，还处于文件治国时代。我现在很忧虑，上面每发布一个文件，心里就往下沉了一块石头。文件治国时代应该休矣，中国应该进入全面的法制治国时代。文件治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文件首先受字数限制，只能写原则。原则无法判案，造成模糊区间。解决了一个问题创造出十个问题。文件都是部门牵头搞出来的，没有足够利益相关方的界入与制衡，法理不周严，难免带有严重的部门利益色彩，且执法和行政的部门拥有立法权，后患甚深。比如中国现在一共有25个税收法律，人大通过的只有3个，22个都没有经过人大通过，是国家行政直接批准的，但具有法律效力。比如土地增值税，当时认为出台以后可以把房地产价格压下来，完全是痴人说梦，文件下发以后，各地觉得绝对不可能实行，实行就死掉了。于是每个地方又出台了自己的文件，预征了，预征完了以后就过去了。但是文件还在，税务部门想收拾你的时候，随时可以跟你算账，而且随时可以让你交很多钱，也可以办你。当前中国人移民的生意最好做，我们有没有问过背后到底是什么深层原因?只有我们爱国吗?他们都不爱国吗?用政治化的概念能回答如此深刻的问题吗?第三、立法如果没有全面跟上，监管就会沦为权力寻租，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在哪里?说到底，中国社会要健康发展，就是要去除行政化，建立市场化。这涉及到很多问题：第一，公民意识，有多少人认识到如果发展社会驱动需要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中国几千年形成的思维方式里常常没有人的概念，我们很容易忽视这个因素，这个因素在社会建设里是排在第一的概念，所有东西都应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公民权基础上。第二，公民介入公共事务的组织方式，到底以什么组织方式?就是自由结社，当然，可以限制自由，比如政治不可以自由结社，但在允许的领域内是不是需要通过立法来保证公民的这项宪法权利。第三，政府一定要退出募捐市场，政府如果不退出募捐市场，政府也在里面捞钱，哪里还有市场化可言?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变成了经营者，你已经不再应有的公正秩序维护的位置上了，不再是规则制定者，你也不是裁判，变成商人了，那国家不乱了嘛?谁对这个国家的公平和公正负责?第四，变部门监管为法律监管，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在谈的事情。第五，用立法治国取代文件治国，文件治国时代应该逐步消除。尤其部门发的文件。刚才冬子津先生讲到赋权公民、限权政府，如果坚持这个大逻辑，我觉得改革方向就对了。政府的权力要受到限制，公民的权利要赋予，怎么能落实到社会系统中是件大事。中国肯定往这个方向走，现在讨论《慈善法》，事实上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
二、 中国公益组织如何在现实的困境中诠释和演绎自己
中国公益组织如何在在困境中突出重围，可以概括出这么几个大问题：比如可能有些人会看到很多监管更严而生出悲观心。我从冬子津先生的发言中听出乐观心。我们还要乘十八大的东风积极拓展可能性空间，现在政府也在研究事业单位怎么改，改掉大学医院这样的事业单位而使其变成NPO, 公益部门才有希望。能否改成功，说到底，改变社会的是人，到底能有多大改变，取决于力量对比，力量对比取决于人数多少。中国当下到底有多少人胸怀建立社会市场的理想，然后从改变自我和改变组织着手，从旁观者、观察者转变成行动者?从这一点上来看，邓飞的案例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果更多宣讲、更多公益活动可以在大学里举行就很有意义。大学生想什么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像我们这些五六十岁所想的代表中国的过去。只有大学生们胸怀社会巿场的理想，社会市场的理想那才会在中国未来实现。社会转变是个慢变量，不可能短期就能巨变。要实现到达彼岸世界的理想，怎么也得有二十年。从南韩和台湾的例子来看，事实上都经历了差不多20年时间完成了社会市场的发育。当然，他们的优势在于没有事先搞一大堆官办组织，没有这个痛苦，根子就是建立在公民个人自主和自由结社基础上的，他们没有这个痛苦。我们还要改旧的，还要发育新的，还要老树开新花，还要枯枝发嫩芽，因此路确漫漫而修远。我现在觉得机遇和挑战并存。当我看到这两年发生的变化，看到很多年青人卷入进来，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希望，这让我心潮澎湃。但回头看看现实的双重变奏，又让我感觉非常沮丧，可以说我们这代人每天都生活在希望与沮丧的折磨之中。但是不管怎么折磨，我们还要行动，要使我们涉入的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演绎，以诠释我们自己未来的生命和民族的命运。
今天肖蓉问了一个好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公益组织都是关注他人的而很少关注自身群体利益的?这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政治和政策夹缝中求生存，我们只有做慈善才能存活下来，如果我当时一进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就搞社会变革倡导的话，现在扶贫基金会早就没了。那时候只能搞慈善，比如帮助贫困孩子建个桥，发个书包不行吗?农村妇女生孩子时候很危险，我们帮她募集2000元安全生产不行吗?政府肯定说行。中国公益组织做公益完全集中在好人好事和慈善方面，这不是真正全面系统的公益生态，真正全面系统的公益生态是什么呢?那就是很多组织是为谋自己团体的利益，比如种蔬菜的谋蔬菜农的利益，我们养牛的谋养牛农的利益，如此等等。可是在中国：第一，谋团体利益的时候，打上“利”的色彩，还是公益吗?在中国观念中，每一个人都不能说自己有私利，其实没有私哪有公，只不过需要公私分明罢了。在这种生态下，一说到某人有私，群体失声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比如有人说李连杰贪污3个亿，我这两天忙别的事，没看到这个消息，如果早看到这个消息，我肯定早出来说话了。太荒谬了!我不相信。不要简单地用灰暗的心理去推测一切。另外一个问题出在哪儿呢?所有行业组织都被政府垄断。必须要一业多会，如果允许一个行业里出几个协会，就没法垄断了，那就是自由结社。如果我搞一个肉牛协会，不为养牛人服务为谁服务呀，天天发爱心书包，肯定也有毛病。虽然也可以发发爱心书包，但是主要事情是为养牛者服务。一业多会以后，公益往非慈善方向扩展的空间就打开了。因此要有更多的公益组织者超越慈善去构建小的公共利益空间，而不全是高大上的慈善公共空间。一定要有很多组织是为他们自身的团体谋利益，比如一个小区社区组织，不给社区居民谋利益，天天折腾非洲的事，这肯定也有问题。为社会局部性公共利益服务也是公共空间，我们构建的空间有大公共空间，也有小公共空间。社会公益要从构建大公共空间转向构建中公共空间和小公共空间，虽然小的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比较小，但是公民赋权的容量比较大，这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应该促进和倡导公益往这方面走。以交通监控摄像头为例。同一段路上安一个100公里的摄像头，前面安一个50公里的摄像头，没有人问为什么突然由100公里变50公里呢，权力在交警，你路过时候肯定会被拍下来了。北京市的统计是每辆车平均罚款1000~1300元，全北京市单摄像头罚款就六七十亿，如果加上人工罚款上百亿，谁能告诉我这些钱到哪里去了?交警有权利随便装这么多摄象头吗?这个权力是谁给的?要不要建立必要的公共协商机制?我们能不能有公益组织过问这类事，追问这种小事。而不是都去建学校修道路帮助穷人。每建一个小区，政府就收取一大笔维修基金，像我住的小区交了1亿，北京市有上千亿房屋维修基金，遇到什么情况才能申请?设备烂了五年钱都申请不回来，能不能研究一下到底谁掌握这些钱?怎么进行公共协商管理机制才是合理的有效的?像这样的社会问题太多了。很多问题，需要一些组织来折腾，不一定大家都搞高大上的慈善捐赠，生态太单一了，单一的生态一点都不利于社会的转型与发育。
刚才还有专家谈到如何推动新联盟的形成，让社会组织的职能宽化，让组织再组织。我们在做一个尝试，雅安救灾时候我们搞了救灾联盟，组织上套组织，这样职能才能宽化，让生态系统变得比较复杂，这样才可能让社会组织变成贾西津教授理想中的协商方和签约方。她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制定很多法律跟谁协商?找单个公民协商，说我征求过意见了?三峡大坝怎么征求公民个人意见?修建一个炼油厂，说不会引起昆明污染，跟谁讨论这个问题?跟单个公民讨论，讨论对等吗?去年一些环保组织出来跟政府进行了讨论和协商，这就好多了。昆明事件处理得相对比较平稳，而且政府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非政府环保组织有了一点协商者的味道。总之，改变单一的公益生态，是个大方向。
三、 公益的本质是影响人、改变人
今天讨论到如何锤炼和推动社会企业家、公益创业家的创新精神和能力。我在想媒体中能不能多产生一些邓飞，人挪活，树挪死，为什么不能挪一挪。说到底，有多少社会创业家、多少公益企业家，这个数量决定了公益社会的群体力量。如果有一千个邓飞，那我们是什么力量?现在这个行业里精彩的组织还是不够多，如果足够多的话，不会缺钱的。事实上钱是有的，就是你没把它挖掘出来，需要用公信力挖掘的领域没有足够多的有公信力的组织，不需要挖的地方，有些人在瞎挖，把你的青春寄托在行将就木代表历史的载体上，其实这样的同志或者改革或者也应早早离开那样的地方，去创造能让你长?善舞的未来载体，人要进行改变，人的数量是决定公益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没有这些，都是空对空的，不会产生历史性变化的。我刚进入公益领域的时候一片荒凉，现在好多了，有很多同道，那时候真是很痛苦，很孤独。
学者、媒体、第三方机构怎么跟行动者更紧密地结合和联盟、更理性地思考、建立更深层次的信仰。要搞社会领域的改革，没有深层信仰是不可以的，没有理性思考也不可以。为什么有人喜欢简单曝料，当然是因为没有理性思考和深层信仰。基金会中心网和安平联合建立了一个平台，只要有争议事件，比如出现嫣然天使基金事件，“壹基金贪污”这样的事件，第一时间就发动对话机制，构建一个理性对话与社会裁判平台，专家可以说，学者可以说，当事人也可以说。现在谁被痛打一顿全体人民都不辩是非曲直地见死不救幸灾乐祸还恨不得落井下石，这叫什么群体心态?这叫什么国家和民族?完全没有分辨力，根本不看被打的人该不该打，要么沉默，要么暗自庆幸，甚至落井下石、幸灾乐祸，没有深层信仰的状态是中华民族当下最大的悲哀和最可怕的公益现状。如果有错，也要分辩，也要有必要的保护，毕竟参加公益的人还是太少了，和完全不做公益也不犯错误的人相比，是不是也应认真调查、理性分辩?当然如果是恶性事件，当然是要打的。总之，如何更理性思考和建立更深层信仰是个大问题。
我们今天还讨论到在行政化和去行政化双重变奏中如何争取扩大我们的资源，这个讨论挺有意义。洲鸿谈到政府购买服务一年花几千亿，彩票公益金现在一千亿，但是我给大家一个预言，彩票公益金在中国未来可能会从一千亿涨到五千亿，彩票又是垄断的，增加那么多钱，也不是政府的钱，是公众的钱，应该还给社会，但是这些钱用于公益确实需要大家通过思维和方法创新去争取。用哪种办法能影响决策人?美国公益组织把众议员和参议员全部画到地图上，研究每个人的生活、兴趣、主张等各个方面，再去有针对性地劝说他们。他们是这么做倡导的，我们现在做倡导的水平太差了，我们演讲一下就希望人家能听我们的，怎么可能?这仅仅是在圈内自娱自乐，要影响和改变社会必须有行动力，因此要学习怎么搞倡导。
在座各位新闻媒体记者要学习这套本领，这在未来的中国是完全用得上的，将为你们这代人的理想插上翅膀。每一个组织先把自己身边的事做好，要让更多有公信力的组织挖掘潜在资源。潜在资源还是很多的，但是有公信力的组织不够。邓国胜教授说现在已经开始了，公信力有一定用处了，要按照邓教授的预言开始让更多组织培育公信力，挖掘靠公信力捐赠的那些资源。
最后，人的改变是国家最大的改变，在座的人就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最宝贵的财富。大家的变化决定着中国未来社会的去向，尤其年轻同志，我们老同志就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如果年轻人想干什么事、想加入这个行业，我们老同志一定坚定不移地支持，要转行的可以转。公益最本质的目的是影响人，如果不能影响人的改变，这样的公益是没有用的。现在中国政府每年税收十万亿，卖土地的收入五、六万亿，捐赠的几百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捐款所做的公益能够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改变，从而推动社会向善行善治方向转变，则善莫大焉。说到底公益就是要影响人，通过影响人来改变人，进而改变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