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调查记者邓飞转身做民间的免费午餐公益活动。经过两年的努力，他在公益道路上成绩斐然，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女童救助等数个项目也在进行中。在上个月底颁出的北大公益传播奖上，邓飞获得年度人物奖。颁奖词中，对他有“公益永动机”的赞誉，可谓恰当。
邓飞最近的受奖，是国家扶贫奖项，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给他颁奖，并且对他说：我知道你，邓飞加油。这一幕在社交媒体上传开来，邓飞本身倒没什么，仍然坚持本色，矢志公益。反倒有些议论出现，大意是：当代青年要学邓飞与政府建设性合作，不要做愤青云云。
在面对公益时，总有一些人首鼠两端：要么冷嘲热讽，认为公益无所作为，不干也罢；要么在民间公益稍有所成时，大赞政府开明，将公益的困苦归咎于不与政府合作。具体到邓飞，那种声音只怕也不是他想要的，因为事实不是这样，官民公益的合作不那么简单。
邓飞之所以能够在民间公益之外，获得官办慈善以及政府的善待，从根本原因上来说，绝不是邓飞采取了低姿态，而是他及其伙伴确立了民间公益的主体性。正是在坐稳了民间主体的情况下，邓飞才获得官办慈善与政府的认可。离开这一点，情况不是这样。
邓飞的角色，在公益格局中被称做“跨界”，他算是“跨”得比较好的人物。这固然得益于他自身的隐忍以及周全的个性，但也与当代公益的大势有关。这一大势就是公益不再只是政府的囊中之物，予取予夺。民间公益的力量壮大，从而策应了做事的邓飞。
由是观之，在评价邓飞与政府关系时，简单地归结为“与政府合作才行”这么肤浅的结论，不仅是对邓飞本人的误解，更是对公益大势的愚昧。邓飞及其团队乃至于民间公益的版图，不是政府的“赐予”，而是通过符合社情民意的需求建构出的现实，不是仰人鼻息的产物。
若要挖掘邓飞对青年人的借鉴之意，那也不是非要“放下批判的武器”，更不是用什么含糊的“建设性”来影响青年。相反，要有批判的视野，才能发觉被实情遮蔽或熟视无睹的公益需求，而“建设性”的要点更在于建设社会主体，充实社会力量。
将邓飞公益的成就纳入到陈旧的解释框架里，将其当做是“政府开明”的结果，这是一种唯行政论、唯政府论的腐朽认知，已经不合时宜。即使是政府本身，也在设法收敛，承担恰当的角色，并且乐见社会主体的诞生。邓飞做公益，已是政府的同行者，而不是“随从”。
因此，如果有志气的年轻人希望从邓飞的经历中获得对公益的借鉴，那一定不是顺从那种陈旧的政府至上的解释角度，而是能从公益在建构社会主体性上汲取自我激励的勇气。民间公益只有不断地稳固自身的主体地位，才能与政府实现更好的合作，这才是所谓的“双赢”。
打一个比喻，我们从来不会对朋友说：正因为你放弃了愤青态度，学会了建设性，才能与我相处。而朋友之所以成为朋友，是因为T A是一个独立的主体，而不是我之附庸。所以，学邓飞不做愤青与政府建设性合作的言论，实在是偏颇的庸俗之论，社会自能明辨，不为蒙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