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并不是一个小概念，而是公共利益的大概念。”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公益行业，而是一个公益事业，社会自治和公共利益的一个行业。”
“安平公益传播奖”定位在“倡导客观、公正、深入的公益传播报道，促进有创意、注重公共利益的公益传播和新媒体运用”——师曾志
近日，由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安平公共传播基金联合发起的“安平中国?北大公益传播奖”，自8月20日面向全社会征集作品外，目前进入评审的尾声。最终的评审结果，将在9月29日的颁奖典礼上揭晓。
为何要设立公益传播奖，它给公益和媒体界什么样的影响？带着这些疑问，江淮记者采访了此次传播奖的发起人，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揭开了此次公益传播奖背后的设计与思考。
A 初衷是推动媒体人 关注公益和参与
2009年，时任北京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的师曾志，偶然与资深媒体人、南方都市报评论记者何雪峰结识。在交流中，他们发现公益与媒体彼此存在很多的共性地方，都在“守望社会和公平正义”。可实际中，公益界与媒体界彼此又有太多的不了解。
于是，“架起公益界与媒体界的桥梁”的想法就这样生发出来：媒体应更专业地报道公益行业，并推动发展。这后来也得到了包括媒体人、基金会等很多人的支持，他们都认同这样的理念。有远见的基金会希望记者多了解些公益行业自有的专业性，以及公益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特有功能。同样，公益发展还是很弱小，也需要媒体的支持。
就在这样基础上，连续举办了三届“北京大学公益传播媒体高级研修班”，共有80名左右的记者参与了公益媒体的培训。这三期培训班聚拢了当时全国各大媒体的优秀深度报道和时评类记者，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财经记者舒泰峰、前南方周末记者陈鸣等都在其列。
培训班快结项时，师曾志、何雪峰又与几位媒体人一起讨论碰撞，最终提出了成立一个媒体人共同体，站在社会的大的角度，推动更多的记者更广泛地关注公益事业的设想。于是，终于在今年诞生了“安平中国?北大公益传播奖”。
“通过对奖项的评选，推动更多的媒体和记者不仅关注公益行业，而且更多地参与到公益。”该奖的发起人之一何雪峰，阐述了设奖的初衷。“传播本身不仅仅是新闻报道，而且公益行动本身也是一个传播。”何雪峰解释，当下公益发展是在新环境下，记者们参与公益，既有传统的报道方式，也有新媒体和互联网方式。同时他也认为，公益发展到现阶段，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传播力，而媒体人投身公益，具有比普通人更好的能力和资源优势。
而这也是该奖区别于其他的传统新闻媒体奖的特点。因此，在今年的8个奖项设置中，就设立了“行动传播奖”和“自媒体创新奖”。
B 大公益， 就是公共利益
尽管关注到公益的弱小，需支持发展，但所谓的公益“并不是一个小概念，而是公共利益的大概念，”师曾志强调并解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公益行业，而是一个公益事业，社会自治和公共利益的一个行业。”
何雪峰也认为，公益“是站在公共利益大的视野，对中国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一个良性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师曾志也注意到很多记者更多地关注的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缺少对社会改革的关注。
“记者在报道时，应有社会变迁下的发展意识。对公益的理解和报道，也应置于这个环境下去探讨，而不是简单地批判。”举办的公益媒体培训班，给这些媒体记者“打开一个窗户，洒下一颗种子，让他们了解到社会发展的方面，而且是积极、建设性的”。它也更多把一种希望由放在体制转变到从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人作为主体的复杂。而且当下，新媒体技术运用的趋势，以及市场化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承载的是一个公共利益的话题，而非一个简单的好人好事。
何雪峰认为，当下对自媒体的运用，也有利于形成一个公益记者的共同体，大家互相去探讨和思考，包括对公益事业报道。这对共同体以及共同的价值的形成，是有很大的帮助。这在移动互联网之前是很难实现的。
正因带着这样对“大公益”的理解，所以“安平公益传播奖”定位在“倡导客观、公正、深入的公益传播报道，促进有创意、注重公共利益的公益传播和新媒体运用”，凡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稿件都可申报。
短短的20天申报时间里，共收集到331件新闻作品，既有《中国新闻周刊》、《南方都市报》等作品，也有来自《人民日报》到《糖尿病之友》的作品，经过秘书处初步筛选，共有273件作品进入初审。最后共有40件作品入围。
何雪峰称，“在有限的准备下，这超出我们的预期”，而且这些作品也反映了这几年媒体记者对公益新闻的报道，同时也说明申报奖项的媒体人对该奖设置理念的认同。
此次安平公益传播奖，共设置了八类奖项，从公益人物报道到评论，从特稿到视觉，甚至也为“自媒体”在公益传播起的作用而设定“自媒体创新奖”。这八类奖项又细分出四个奖，包括安平奖、致敬奖、新锐奖以及入围奖。这些奖项的最终结果，将在9月29日的颁奖典礼上揭晓。
C 评奖过程： 去中心化的民主实验
“此次奖项的设置，也是一个民主的实验”。何雪峰也评价此次设奖的特点，整个过程中都是“公开和民主”的方式，来确定评审过程中的民主议事规则。
师曾志介绍，这次公益传播奖，其实在当初有规划，但怎么做，大家都不知道。直到7月，七个热心的媒体人聚到一起，成立了秘书处，大家讨论之后开始分工协作。也因此成立了不同的微信群来合作，既有发起人的讨论群，也有评委秘书处的，以及评委群。
其中最耗费精力的当属此次公益传播奖评选标准。师曾志介绍，先由评委秘书处起草出一稿，再交给评委群来讨论。
在这试验场里，没有人是领导，参与进来的媒体人都是一份子。而维系这群人的，则是对大公益的理解，以及对讨论出的规则遵守。为此，师曾志还邀请胡益华律师和国务院法制办的朱卫国进入评委秘书处，对评选标准的讨论全程监督。
此外，一些媒体记者在参与初步的评选标准制定后，因自己也要参与申报作品，为避嫌也主动退出了。评审过程中，这些参选的新闻作品全部采取匿名评审。直到最终评审这环节之前的所有沟通协调，都靠微信这个新社交媒体来实现，而评委之间有的之前都没有见过彼此。
而“新媒体让包括记者在内这群人，在技术赋权下的背景下，实现了由原来的组织赋权到现在的社会赋权的转变。”师曾志评价道。
就在最终评审的前一天，师曾志不时要“屏蔽”一些外来烦扰。有人来跟她说情，能否让评委会让批判某协会的新闻作品不要获选，而这也被她“交由评委会来决定”的回复来化解。
“我们不是站在某一家媒体或基金会的角度去评，而是站在整个公益行业的基础上，独立公正地去操作这样的一个奖项。”何雪峰对此次评奖进一步补充，“在公民社会发展中，公益和媒体是两个重要的力量，双方需要携手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