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析，中华儿慈会的资源开放，对于那些缺少资源的草根NGO来说是雪中送炭;反过来，数百家草根NGO对儿慈会的支持，则赋予儿慈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因为数百家草根NGO的背后是数万、数十万支持者群体，他们都力挺儿慈会。也许，还因一个“乌龙”，引来了无数关注的目光，有心人会上儿慈会官网看个究竟。也许，是儿慈会囊括全国优秀儿童慈善项目的吸引力和财务透明度，给关注者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进而吸引他们主动掏腰包捐款。打开儿慈会网站，你能看到其每天的财务收支情况，就连寄一个快递支出10元，也会在网上披露。
儿慈会遭遇困难时，我曾在《京华时报》撰文评论：“‘祸兮福所倚’，儿慈会不妨把此次危机当作机会，把一个活生生的机构完全袒露给社会，让更多的人来剖析，来批评指点，来做横向比对。如能借此全方位提升自己，进而引起大家的反思和理性判断，倡导健康公益文化，推动公益慈善体制的改革进步，岂不善哉!”所幸，期望变成了现实。
近年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在支持草根NGO发展方面也是独树一帜，成效斐然。除了邓飞的“免费午餐”基金，社福会还与瓷娃娃、宝贝回家、金羽翼残障儿童艺术、活力社区等16个有影响的草根NGO联合设立了专项基金。最近，社福会成立联合劝募中心，招募符合条件的草根NGO入驻，为其提供全国性公募平台、组织劝募培训、开展劝募活动。草根NGO可通过提交申请资料的方式提出申请，每月由公益行业研究专家、公益媒体代表、公益组织负责人等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每次评审通过上限为5家机构。目前，已有上海、北京等地6家机构确定入驻，涉及艾滋孤儿救助、儿童医疗救助、残障少年儿童艺术康复、社区助老为老服务等领域。舆论称赞社福会联合劝募以“没有潜规则的评审方式帮NGO解决筹款难题”。
联合劝募模式最初起源于英国，19至20世纪在美国得到了快速发展。126年前，即1887年，美国丹佛市一批公益服务组织组建了联合劝募机构(United Way)，变各个公益机构独立募款、多头出击为联合劝募，再把募到的捐款分配到会员机构中去。这个做法受到企业和社区公益组织的欢迎，很快就发展到了全美各地。现在，美国联合劝募有会员机构1800多个，每年筹款约40亿50亿美元，分配给数万家NGO使用。联合劝募也落地在全球40多个国家。2010年，福布斯全球最具价值品牌公布，联合劝募会是唯一上榜的非营利机构，它以143亿美元的品牌价值排名第26位。
社福会的创新之举，抢占了全国性联合劝募的先机，其品牌价值几何，目前判断还为时尚早。如果他们好生运作，经过100年的努力，也许可以奔143亿人民币。在地方，还有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也以“联劝”定位，他们起步更早。令人遗憾的是，早在15年前，中华慈善总会就已经成为国际联合劝募的正式成员，但至今没有接受联合劝募的模式，错失了良机。
在中国，公募权仍系稀缺资源，属于公益慈善界的“特权”。当下，这种“特权”唯有与草根NGO分享，才真正具备价值，才能产生正能量。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不把这种权力用于支持民间公益，而继续支持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计划经济思维，继续帮助政府垄断慈善资源，你筹款越多，留给草根NGO的资源就越少，对行业发展就越不利。
讲正面案例，一般少不了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基会从14亿捐款中拿出2000万公开招标5·12灾后重建项目的事。这是中国公募基金会首次面向草根NGO公开招标资助项目，体现了捐款使用的公开、公平、竞争、高效的原则，社会好评如潮，被民政部推为“2008中国社会组织十大事件”之一。时任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说，2000万招标资金使用的社会影响超出了另外投入灾区的14个亿。
深圳壹基金属于纯民间公募基金会，自成立至今，已与450多家草根NGO产生了合作关系。4·20芦山地震发生后，壹基金与合作伙伴一起，第一时间到达灾区，又借政府权力主导灾害捐赠的有利时机，筹款超过4亿，参与捐款者数以百万计。同样与草根NGO资源互动做得比较好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则夺得基金会行业4·20捐款亚军，捐款超2亿。
中国青基会实施25年的希望工程，还在继续根据捐赠人的意愿支持贫困地区农村教育，捐款使用的机动空间不大。他们还是努力拿出机构投资理财的收入，投入自有资金500多万创办了“新工场”，为初创的NGO创业团队提供办公场所、财务托管、资源链接和能力培训，到他们长大可以自立时，帮助其自立门户。目前，“新工场”入驻NGO已经达到25家。此模式如在全国青基会系统30多家地方青基会复制，对民间公益的支持分量将不可小觑。
民间公益慈善行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是一个互相依存的生态系统，杨澜将其比喻为“热带雨林”。热带雨林里有高大的乔木，也有花草、灌木和攀附植物，还有各种与之共生的动物、微生物。热带雨林需要土壤、阳光、雨水和养分，好的外部条件有助于万物茁壮生长。如果把基金会比作大树的话，它应该是热带雨林中的参天大树，而不是沙漠中的胡杨林。
历史上发生过的无数改革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都证明，革故难、立新易。绝大多数公募基金会都存在改革转型的挑战，也面临着创新的机会。创新的空间很大，机会多多。谁把握好创新的机会，谁就有未来。任何一个机构的未来，都是与整个公益行业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
基金会如果还做胡杨树，那么，我们面对的将永远是无边的沙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