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北欧中心研究员，上海慈善基金会荣誉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城市研究、社区与志愿组织研究等。主要著述有《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社区发展研究报告》、《上海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研究报告》等。编译有 《第三域的兴起》、《城市社会学文选》(英文版)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社会理论的核心范畴”等多项课题。主持课程“西方社会思想史”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及上海精品课程。曾获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教学名师等荣誉。
今天，因为“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项目”(以下简称“爱飞翔”)，把我们大家感召到华东师范大学的会场。我们的组织者说，“这是一个草根项目”，他们的态度非常谦卑。但在我看来，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高调”。这个“高调”，在于他们所做的事意义非凡：所谓“草根的公益”，正给中国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我们都说“爱飞翔”做成了人人公益，你可以为一个教师买一张来沪的火车票;或在家中接待乡村教师一天，请其来体验一下普通上海市民的生活。无论能力大小，“爱飞翔”让我们大家都有了献爱心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一条公益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它改变了公益长期只有政府一个主体的局面，回归了公益源自社会自发自愿的理念，从真正意义上发展了以社会组织为主导的公益实践。而这种全民公益，与政府公益的目标是一致的。它是壮大而非削弱的中国社会公益力量。由此发展出来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在公益实践上的良性互动，才是公益的真正繁盛之路。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爱飞翔”公益创新的实质就在于：发现社会，发育社会。
发现社会，发育社会，这在中国是了不起的大事。过去30多年，中国发展做的最伟大的事，在我看来莫过于要发展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不仅在经济上有活力，而且在公益上有活力，合起来就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建设的大文章。经济上焕发活力的社会是有待继续书写的上半篇，而公益上活力渐起的社会建设或还刚刚开篇。如果说，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福祉而有所作为是市场社会的原则的话，那么，个人必须为社会的福祉而有所作为则是公益社会的理念。
然而，相较于市场社会，一个充满公益活力的社会更不容易发现，其发育需要的努力也更为艰难。下面，我先借助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关于两种整合的理论，来解释一下如何发现和发育公益社会。
公益动力何处来
行政公益不乏成功的案例，但要发掘公益的源头活水，要发展公益可长可久的持续之道，我们需要从社会本身的力量来发现其可能性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世界是由两种方式得以整合的。一是系统整合，系统指的是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它们依靠权力和资本的持续投入进而持续地组织起来和维持下去;一是社会整合，让社会中的个人团结起来为互益和公益的目标而行动。
实现社会整合的媒介，既非权力也非资本，而是道德信念和价值共识。人们很容易发现政府和市场的存在。这不仅因为这两类组织有显示其存在的实体形态，如政府大院、商业大楼、企业的厂房仓库等，更因为，它们的持续存在是现代世界得以运转的关键。而社会的整合，通常依靠社群合作和集体行动产生信念资源，其持续存在不仅不是必然的，而且多半是有困难的。困难首先与社会的性质有关。社会在其最自然的自发的意义上，是一个混合体，而非一个组织。相较于政府和企业，社会既没有集中的公共资源(公权力)，也没有集中的市场资源(资本)，就不可能以持续的资源投入，维持一个持续可见的 “社会”。这不是社会的缺点，但的确是社会对比政府和企业更不易被发现其实存性的原因。
公益社会为何很难被发现?第二个原因是从人性而来的。居民个人自发的善意，自然随处可见;人们彼此帮助，增进他人和社区福利的善行也非罕见。但如果社会的公益，只能期待于源自个人自发的善心，恐难以成就大的局面。而从人性来说，人的利己心多半比利他心更强烈、更持久也更易发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要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理由。因此，激发个人的努力和动员更大的集体的努力，是公益活力得以持续的关键。
进而，每个人有限的知识和见闻，也会影响个人的行善能力和成就。若非大灾害大事件，在日常的、和平的、分散的生活状态中，多数个人并不怎么知道哪里及哪些人需要帮助，也不知道自己能为改善他人处境做些什么。人们或许在自己的职业上有能耐、有创意，但并非在公益事务上同样有想法、有创意。公益如果只有业余的奉献，而无专业的运营，只有居民个人自发的参与，而无集体合作的事业，就很难做成有较大社会参与面的社会公益。最终我们看到的，将只是个体意义上的分散的努力，而非一个公益社会在行动。
第三个原因，是从中国公益的体制而来。政府主导的公益，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也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曾依据的理念。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将所有的经济职能，也将所有的社会职能包括福利职能都与国家这个主导中心联系起来。虽然，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的，居民个人自发的善心和善行散布于日常生活中，但事实上，建国以来，我们熟悉的公益活动多半是由组织倡议、动员和实施的。只是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后，有组织、有规模的民间公益才多起来。迄今为止，国人熟悉的主要还是政府主导的公益。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公益未必一定意味着社会的缺席。但由政府主导的公益，其创意和主动性确实难以得到最大程度的施展和发挥。对于由政府主导的公益而言，其优势在于以组织的行政力量动员社会，而不足也在其组织。权力媒介对于社会成员的公益动员不仅不妥当，其效应也有限。法令或可以强制捐款，却无助于爱心的自然激发和滋养。善心发动存乎一念，因而最要紧处是自愿、自觉、自主。行政公益不乏成功的案例，但要发掘公益的源头活水，要发展公益可长可久的持续之道，我们需要从社会本身的力量来发现其可能性。简言之，我们需要让社会运转起来，让社会成为另一个公益的主角。而在让社会运转起来的过程中，恰恰需要超越公益垄断，需要公益创新。这正是“爱飞翔”作为一项公益创新的积极意义之所在。公益创新的关键，在于发现一个可能的公益社会，发育一个积极的公益社会。
“爱飞翔”和“开心小屋”
发现社会的过程，一直包含着发育社会的努力。公益创新在发现社会的同时，也发育出了一个个公益社区，或言，公益网络
“爱飞翔”以及其他种种公益创新项目，如后面我们将要谈及的“开心小屋”，它们发现了社会的什么呢?我想，首先是发现了受助者和受助者的需要。
西部的乡村教师需要进修，农村的孩子需要有营养的午餐，社区的孤寂老人需要归属，嫁入上海的外来媳妇需要融入社区……所有这些需要都存在于社会中，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个体都了解。了解这些需要，需要爱心，也需要眼光和洞察力。是邓飞让农村孩子的午餐营养，成为一个公众关切的话题;是崔永元、查建渝和钱倩，让“孩子天生有翅膀，老师带他们飞翔”这句话，从只是乡村教师怀揣的心志，变成社会各界乐意助力实现的计划。
光发现受助的需要还不行，你还要能找到提供帮助的资源。今天大家济济一堂，几乎全是“爱飞翔”的捐助者和志愿者。因为一项造福西部乡村教师和乡村孩子的公益活动，平日互不相关的个人和机构走到了一起，平日分散的、点滴的善意和资源汇聚成流。发现如何去帮助他人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发现社会的过程：一个可分享善意、可合作行善的社会!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常常为我们所忽视，那就是发现帮助者的需要。
做事是需要理由的：看在钱的份上，看在朋友的份上，或出自职责的要求，等等。但为不相识的乡村教师捐钱捐物，似乎以上的理由都不成立。那么，为什么上海市民还争先恐后，涓滴善意，汇流成河?我想，这是因为“爱飞翔”项目不仅激发了上海市民对乡村教师的同情和善意，也因为参与此项志愿工作，满足了他们对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让普通家庭因参与改善社会而获得了成就感。这种追求，因为生活小康和日趋富足而显得尤为迫切和实在。最有意思的是，当“爱飞翔”真正把“人人公益”变成一个可操作的方案，它不仅发现了受助的需要、发现了帮助者的需要，也在努力试图满足这些需要的同时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源贡献。发现资源的过程，也成为一个创造资源的过程。
以上海家庭接待乡村教师一天为例。在这一天中，你带着乡村教师去公园晨练，去菜场买菜，在家中包馄饨并一起午餐，去社区活动中心参加排演，等等。事实上，即使不接待西部的客人，所有这些活动也都是你平日里的常规活动。但一旦它们成为公益实践中的一个具体落点，就又创造出新的积极体验，成为过有意义的生活的新资源。这不是创造，又是什么?是的，发现社会的过程，一直包含着发育社会的努力。公益创新在发现社会的同时，也发育出了一个个公益社区，或言，公益网络。
今天我们在华东师范大学见证的，就是一个“爱飞翔”公益社区。我之所以将一个项目说成一个“社区”，是因为它首先将上海众多素不相识的帮助者们集合了起来。他们有的是公益领袖、大学教授、企业家，有的是医生、青年学生、普通市民。在未来，他们将向素昧平生的乡村教师奉献知识和爱心。而不久之后，受助者，即我们的乡村教师们，又将成为新的帮助者、志愿者，令他们所在的公益社区更见壮大。
下面我还想用鲍美利的“开心小屋”的例子继续发挥“公益发育社会、创造社区”的观点。
故事的背景，是上海大规模的旧区改造及数百万里弄居民迁往新的住宅区生活。原有的邻里解体了。在单元结构的新城里，到处都是熟悉的陌生人。而鲍美利，一位普通的退休教师，在小区有门禁、楼道有门禁、自家有门禁的情况下，主动打开大门，诚邀有共同爱好的居民来到自己的家，学唱歌，学弹琴，举办个人专场演唱会，同创共享“快乐小屋”里的快乐人生。鲍美利打开的是一家大门，迎来的是多家邻居，创造的是一个为音乐结合而成的社区，同时发生的，则是麻将桌会的冷落和消失。
上海人向来看重家居的私密性，并不轻易开门接客，更不必说将自家空间延展为公共活动空间。鲍美利的创举，虽然也引来小区内更多类似的“开心小屋”的创设，甚至多达18家，但我还是认为，将私人空间直接变成公共空间，即便活动时间有限定，仍是一个不易为上海市民模仿的公民个人的善举。我关心的正是“开心小屋”的社会学含义：新式小区满足了居民私密性的需要，却隔断了人们对彼此交往和欣赏的“公共性”的需要。但“开心小屋”的出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弥补了上述“公共性”的匮乏。它将人们从孤立无援的寂寞中、单纯为消磨时间的游戏中解放出来，发展出具有艺术陶冶、德行砥砺、人性丰富和社群归属等积极心理感受和实在人格成长的团体来。这不是社区又是什么?这难道不也是一项发现社会、发育社会的创设?
无论是“爱飞翔”社区，还是“开心小屋”社区，都是居住空间上日益隔离、社会空间上日益疏远时代下的新产物，都是新的社区共同体。但毫无疑问，其创新皆源于公益、为了公益，又因公益而获得更多更持久的动力。是公益的实践，跨越了城乡的距离;也是公益的实践，重启了邻里间紧闭的房门。
社会发育的意义
发育社会，就是要让各种人格的人都可以在更自由、更宽松、更友善、更多给力的社会环境中，发挥自己、实现自己、做出各自的绝活
发现社会、发育社会的意义何在?在演讲的最后部分，我将着重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些讨论。
从先前所述的两个案例，无论是“爱飞翔”，还是“开心小屋”，它们都表明，民间公益的兴起对于发育一个更具福利创造能力的善意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发育社会的意义，首先涉及的是社会和政府的关系。
社会为什么需要政府?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所需要的基本公益，如安全、秩序、基本教育和大众健康等，若只有市场供给，则一定是匮乏的，更可能是失败的。需要政府说到底就是需要公益。当代经济学家已将此道理讲得扎扎实实。但政府公益的提供能力受制于财政汲取能力。进而，仅有政府主导或垄断的慈善公益，也有力所不逮的限制。我们说过，社会公益的动力在于其奉献主体的自由和自觉，而若以科层制的权威关系动员和组织公益贡献，必定由于贡献主体感受的不自由和被动，而缺少可持续的冲动和激情。
本演讲反复强调民间自发自主的公益，不仅在激励资源整合上，优于任何外在组织化的公益，而且其动力的不竭源头，恰恰在于居民主体的自发自动及由此汇成的社会的自发自动。一切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单位”组织的公益，已经很难适应当前这个日益多元的社会。事实上，民间公益组织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已获得强大的发展动力，如今已日益成为富有活力的公益生力军。这并非有着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近年来不断遭遇公信力危机的直接后果，却恰恰体现出，民间公益已具备了动员和组织民众的能力，更能体现民众公益贡献自主、自发、自觉的特点。因而，也就产生了公益组织与民众公益意愿的非科层的结合。
其次，发育社会，有助于创造公共参与的社区网络，进而提升公益实践的效率。
人人公益，从唯有人人参与才有公益发展的源头活水看，是价值论的;而从唯有人人参与才能实现公益的目标看，则是效率论的。以环保为例，哪怕是像垃圾分类或电池回收这样的日常小事，若没有社会组织进入社区开展示范和帮助工作，就很难有居民的全面参与和实践。政府若仅仅满足于一般号召，如何产生改变千百万人固有生活方式的效果?日常的坚持，日常的鼓励，日常的相互制约，都发生在社区，发生在基层，发生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如何能够了解一切细节、决定一切过程，却又达成最好的结果?
台北实行垃圾不落地及分类的经验，可以为本节观点提供最好的案例。从当地政府确定上述目标后，这项改变台北人日常垃圾处理习惯的政策，就成为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三方全面参与的实践。不仅地方主管开各种大会小会宣讲垃圾分类和不落地，每周带领各部门首长直接参与垃圾处理劳动;各种倡导或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社会组织，更是挨家挨户为居民示范并提供帮助。
环保的例子可推及公共事务的一切方面。作为最终的受益者，社会普通成员只有同时成为自主自发的参与者，才能真正实现公益的目标。
最后，社会发育的意义，在于让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在社会的改善中行动起来，做自己想做且力所能及的事。如去安徽农村义务执教的上海女工查文红;辞去华尔街工作，一心投入艾滋病孤儿救助事业的香港青年杜聪;以及开门纳邻创办“开心小屋”的鲍美利。他们在帮助他人、帮助社会的工作中，也成就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都是求仁得仁的道德理想的践行者。
无论成就什么或成就大小，做事说到底就是做人。通常而言，具有公益人格的人在人群中有着自然分布的比例。如果在一个社会，即使是草根也有自主发展和自由发挥的可能，不仅最有利于公益型人格成就各种公益目标和公益事业，同样也最有利于其他类型人格做成他们想做的事。而发育社会，就是要让各种人格的人都可以在更自由、更宽松、更友善、更多给力的社会环境中发挥自己、实现自己、做出各自的绝活。
这样的丰富性、创造性，是从社会中、个人中涌现出来的，是政府设计不出来的。 “爱飞翔”的“人人公益”的创意是如此，鲍美利的“开心小屋”的创意也是如此。而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创造各种适宜的条件，或适时给予各种鼓励，让这个有活力的社会环境更好地培育和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