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全球基金陆续撤离，中国艾滋病防控领域的另一家重要的资助方——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也将结束对中国直接资助项目。
2007年，盖茨基金会承诺向中国投入5000万美元，与中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至2012年，盖茨基金会的资助即告一段落。由于一些收尾工作尚未完成，部分项目将延续到2013年底。
盖茨基金会的离场，一度被看做国际援助资金撤离中国的又一标志性事件。从2008年始，包括双边或多边发展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开始削减对中国的援助资金。
过去的30年间，这些国际机构植根于中国基层社区，为中国的教育、赈灾、扶贫、环保等领域提供了大量资金。它们或者与地方政府合作，或者培养扶持本土的公益机构，为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成为中国本土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助推者。
援助资金的减少或者撤离，引起公益界对“洋奶”断流的普遍担忧。如何促成本土基金会转型、使官办慈善资源下沉，一度成为热点议题。
不过，与人们的理解有所不同的是，包括盖茨基金会在内的诸多国际组织，并未离开中国，也不准备离开中国。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转型，这些国际组织开始在中国重新定位。它们对中国的援助，不再局限于基层的具体项目，而是与国内公民社会力量一道，共同推进中国的制度性改革。与此同时，它们更期望与中国携手帮助世界，输出中国多年来的发展经验。
国际组织的重新定位，为本土公益的发展留出了更广阔的空间。重新审视30年来的合作经验，本土的公益方能接力前行。
助推中国公益
究竟有多少家国际组织在中国活动？无论学界还是官方，都没有完整的目录。公益领域信息平台——中国发展简报收录了295家在中国开展工作的国际机构。至于其中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了中国代表机构的境外基金会，仅有19家。
早在20世纪初，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老牌机构”就在中国开展活动。1949年后，这些国际机构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扫地出门。直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亟需资金和技术支持，在中国政府的主动邀约下，一些国际机构重新进入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韩俊魁介绍，这一阶段，国际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大多集中在经济发展、教育、赈灾等传统领域。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机构进驻中国的速度加快，工作领域也更加多元，扩展到乡村选举、基层自治、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
碍于中国严格的社团登记管理制度，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NGO）一样，大多数国际组织也找不到愿意担任其主管单位的政府部门，无法正式登记注册。为了寻求合法性，这些组织大多数选择与地方政府，以及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合作。
但也有不少机构，在与政府合作的同时，也将大量资金直接投向民间。韩俊魁介绍，一些大型的发展机构在进入中国时即非常成熟。他们在设计项目时，便已规划好了五年或十年后的退出策略。至于退出后项目如何可持续地发展，这些机构往往采取两种策略：一是推动政府政策的变化，以政府的人力财力持续提供服务；另一个方向，就是培养、留下本土的公益组织，继续在当地工作。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本被认为是公益认知缺失、公益支持缺乏的边远贫困山区，反而有一大批小型的民间组织，率先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相较中国政府，这些国际组织对草根NGO的作用也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例如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包括全球基金、盖茨基金会在内的多家机构，均要求地方政府与草根NGO合作——在性工作者、男男同性恋等群体中，只有依靠社区小组，方能甄别干预对象，有效开展工作。
国际组织为这些草根NGO提供项目资金，支持它们的运营，更为它们带来先进的业务理念和管理方法，成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推力。
“我们可以为项目和合作伙伴带来知识和技术。”“国际计划”是一家以儿童为中心的国际人道主义发展组织，其中国区的首席代表马克·莱顿表示，除了知识技术的传递，“国际计划”同样重视对合作伙伴的能力培养。“我们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工作，可以选择的合作伙伴非常有限。”马克·莱顿介绍，根据当地合作伙伴的能力，“国际计划”会对工作的侧重点予以调整。一些合作伙伴则需要他们提供更多的能力建设。“国际计划”要求合作伙伴都必须遵循严格的财务管理标准，例如接受国际标准的财务审计。
北京“农民之子”总干事、燕山学堂的创办人林炉生对此也颇有感慨。2008年，当他的机构接受香港社区伙伴的资助时，尚处于草创阶段的燕山学堂还没有专门财务人员，只能对机构的收支做简单的流水账。香港社区伙伴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对燕山学堂的工作人员进行财务专项培训，建章立制，使他们的财务管理最终获得业界认可。
这样的管理运营经验，被看做国际机构给中国公益行业发展带来的最重要的礼物。
战略调整期
从2008年开始，国际资金撤出的担忧开始在业界弥漫。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是汶川大地震，悲剧背后，中国也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本土捐赠和社会动员的能力；其二便是北京奥运会，集中呈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力。
在此前后，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合作援助的出资方就中国是否有资格继续获得国际发展合作援助以及有关发展合作在中国的作用有过激烈的讨论。在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反对继续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的示威游行。经评估和双边磋商后，传统的发展援助提供者，如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瑞典等国，先后削减或终止了在华的大规模发展合作项目，将发展合作的重点调整到非洲和东南亚地区。
2010年的全球基金事件，则被看做援助政策转向的另一个节点。
2010年11月，因对资金管理及公民社会参与不足有意见，全球基金停止了对中国艾滋病防治领域的拨款。2011年5月，全球基金冻结了在中国的所有支出，涉及金额达上亿美元。随后尽管资金解冻，但预算规模缩减，全球基金的艾滋项目更确定将在2012年底撤出中国。加之盖茨基金会的项目资金也近尾声，长期接受这些项目资金的草根组织普遍担忧资金断流。
不过，据韩俊魁观察，尽管一些双边机构撤出了资金，但大多数国际组织并没有离开中国。“更准确地说，他们进入了战略调整期。”韩俊魁认为，中国社会发展迅速，政府职能范围也在不断调整之中，同时新的社会问题也在不断涌现，国际组织需要重新定位，以更准确地回应中国的社会问题。
“中国政府并不缺钱。”马克·莱顿表示，“关键在于中国政府如何选择分配这些资金。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政策的问题，也是各级政府有效管理的问题。”
大多数国际机构的一个转变，便是加强了政策倡导的力度。孙学兵介绍，据他了解，近五年来大多数双边组织在削减了在华实地干预项目的同时，明显地加强了对在华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对话类项目的支持。相应地，其在中国的业务模式、专业人员构成、优先专业领域的选择，都发生了明显的调整和变化，将知识传递、政策研究和倡导、公众沟通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
例如乐施会刚完成下一个六年的战略规划，准备采用“一体化”的项目方法。具体而言，乐施会在未来的具体项目设计中，将采用更加综合的项目规划方法，因应国内的优先考虑和乐施会的比较优势，将基于实地的示范项目与政策研究和政策倡导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在知识转移、经验总结和推广，以及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等方面的工作，从总体上提升合作项目影响和可持续性。
除此之外，不少国际组织也在重新定义中国在其国际网络中的位置。“国际组织将国际视角、先进经验带到了中国，也需要把中国的经验带到其他国家。”孙学兵表示，中国三十年来的减贫成就世界瞩目，对于传统合作理论的完善，中国的实践应该、也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更好地帮助其他贫困国家的减贫事业。
盖茨基金会更是明确，在减少对中国直接援助的同时，将加大对中国合作伙伴的战略性投资，例如对农业、疫苗方面的研发支持。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叶雷表示，中国政府和企业都有着帮助世界的意愿，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先进技术，以及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无疑将助力其他贫困国家的发展。“我们更看重用中国的能力来帮助世界。”
如何接力
面对国际组织战略调整、一些领域直接援助资金减少，本土公益如何接力，业界已讨论多时。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并不缺乏本土资源，尤其是在2008年以后，本土捐赠热情高涨，以企业家和企业为捐赠主体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关键在于如何建立资源分配和对接的渠道。舆论呼吁的方向，一是尽快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二是推动本土基金会与草根组织对接。
近两年来，两方面都已有了明显发展。2012年和2013年，中央政府连续每年拿出2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民政部也正在草拟一份有关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方案。例如在艾滋领域，失去国际资金支持的社区小组已明确得到了财政资金继续支持的承诺。2012年艾滋病日前夕，国务院副总理与防艾民间组织座谈，表示要“为民间组织开展防艾工作创造更好条件”。
国内的基金会也开始陆续走向了“资助型”定位。让草根组织感受颇深的是，这两年国内各类招投标、创新评奖的公益项目明显增多，愿意和草根组织对接的基金会也在增加。
业界关注的重点，逐渐转向这些资金的使用能否透明而高效。
在不少学者看来，相较国际机构对资金安全和效率的强调，国内很多项目仍显粗放。令韩俊魁印象颇深的是，一次在防艾社区小组的培训会上，一个小组宣传自己过去一年里，动员了两三万人。韩俊魁细问他们的动员方法，被告知是在火车站发放防艾宣传单。“可见一些机构的钱确实很好拿。”
与之对比，盖茨基金会对效率的评估可谓苛刻。“我们的指标是，你发现了多少个艾滋病患者，照顾到多少个患者，然后按照这个结果，决定给你多少钱。”叶雷坦言，这一套绩效方案，一开始遭到大量反对，“他们说我们为什么不信任他们，保证一定会有个好结果，不需要做这些测量。”但最终，这一套评估方法被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所接受，测量指标成为国家项目评估的依据。
前期的基线调查，中期的督导以及后期的第三方评估，乃是大多数国际组织为保证资金使用的效率而惯用的手法，但尚未被国内的基金会广泛运用。“一些基金会大笔大笔地往外给钱，我们看着都心疼。”韩俊魁认为，一些基金会还没学会花钱，甚至都没有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往往就依社会名声、权势选择合作方。
在财务、项目管理方面，无论是执行项目的草根组织还是提供资源的基金会都仍显不足。2012年底，网友对民办公募基金会中华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财务管理能力连续质疑，即是典型。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资源，尤其是政府购买服务的资源，依旧集中于官办组织手中。其透明度过低，缺乏社会监督，过度依附权势等体制性问题，也随着2011年的红会“郭美美事件”、河南宋基会投资丑闻等而曝光。
多家接受采访的国际组织表示，继续推动中国公益行业发展、为合作伙伴提供能力建设支持，仍是它们在中国的战略目标之一。然而，在中国当前的慈善法制条件下，不少国际组织自身也面临尴尬。“没有全国性的慈善法去界定中国政府对国际机构的期望，国际机构注册登记的法规也亟待出台。”“国际计划”中国区首席代表马克·莱顿认为，规则的缺失，使得国际机构在中国的转型成本尤其高昂，国际机构很难做出对中国的长期规划，也让它们难以找到长期稳定的捐赠者。
推动中国公益行业变革，需要国际组织和本土机构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