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捐的钱用在哪了？我怎么能无损地帮助受助对象？我怎么参与？”这是慈善公益行为参与者最关注的三个问题。然而由于制度的不透明，草根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正在透支
最近，在“爱心社区”的帮助下，33岁的江西都昌县青年程晓鹏终于实现了走出家门，亲眼看看县城变化的梦想。为了这一天，高位截瘫的他，整整等了15年。
“爱心社区”，是当地一个基于网络组建的民间慈善组织。这个组织以“微慈善”的方式于平民百姓中展现生命力，在改变一些人、一些家庭命运同时，也传承着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然而，与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民间慈善公益组织一样，“爱心社区”至今还无法在民政部门合法登记。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江西等地的采访中发现，由于现有政策的限制和有关部门的模糊态度，民间慈善事业正面临严重的发展瓶颈。一方面是公办慈善机构面临信任危机，另一方面是民间慈善组织面临注册难、发展不规范等诸多难题，这使得社会救助和帮扶进退两难。
一些慈善界人士和专家建议，应尽快对民间慈善组织发展进行政策松绑，规范管理、科学引导，形成多层次、多手段、广覆盖的帮扶机制，帮助慈善组织构建公信力，建成道德高地。
“好比热脸蛋贴了个冷屁股”
“如果政府相关部门继续以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的态度对待民间慈善事业，一些民间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和道德信誉将被急剧消耗。”谈到当前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从江西省都昌县民政局局长岗位上退休、现为都昌县太阳村理事长的周裔开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周裔开所在的都昌县太阳村，全称是江西省太阳村鄱阳湖儿童救助中心。建村5年来，先后收养了220名服刑人员子女、孤残儿童和特困儿童等，目前有158人入住。
“现在我们已经面临发展难题，没有办法过多地收留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送来的需要救助的孩子。”周裔开说，按国家规定，民间慈善组织要到民政部门注册，并找一个挂靠的政府管理部门。这样的政策规定使得相当一批民间慈善组织无奈地成了“三非”，即没有注册的非法组织，开展的是非法的募捐行为，管理运行也非法。
据统计，这种“三非”民间慈善组织在几年前就数以百万计。“我当民政局长时帮助都昌太阳村在民政部顺利登记。而北方某市的‘太阳村’成立17年之久了，仍未取得合法慈善组织身份。”周裔开说。
“非合规”身份对民间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有颇大影响。2011年7月20日，南昌首个民间慈善超市以“将旧衣变成善款帮助他人”的方式开业。而仅11天后，超市就遇关门停业之运。怀着一腔热情的超市负责人、“80后”小伙儿王志文显得无奈。他告诉记者，他的经历是不少民间慈善组织都面临的尴尬，即“非合规”身份。
“目前，民间慈善机构要通过注册取得合法身份仍比较艰难。过多的限制，可能伤害社会的慈善心。”江西省社科院资深研究员王明美认为，应该在政策上保证民间组织参与发展慈善事业，并走上健康的可持续的轨道。
“‘郭美美事件’之后，民间慈善机构变得异常活跃。然而著名影星李连杰创办的‘壹基金’也遇到政策和体制难题，反映了民间慈善组织面临的困境。”周裔开说，“这就好比热脸蛋贴了个冷屁股。”
“‘郭美美事件’对公募基金会是一种警醒，能促使它们更加诚信地公开捐赠款物的使用方式。”江西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罗良意表示，由于财力所限，江西省对于一些爱心人士或企业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采取“在不违反政策规定前提下的”支持态度，目前全省有非公募基金会15家。
缺乏监管组织“自生自灭”
近年来，民间迅速增长的帮扶需求和慈善热情，促使民间慈善组织迅猛发展，通过互信互助自发开展志愿活动的民间公益性网络团体越来越多。
为了给患有白血病的男友筹钱治病，江西九江市女孩王霖今年５月在淘宝网上开始“卖火柴”。不过，王霖所卖的不是真的火柴，而是一个虚拟的爱心商品，买家支付6.66元人民币便可以收到一份感谢和祝福。
“治疗费用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王霖说，家里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又因不符合官方慈善机构的救助条件，她只有通过网络求助。
王霖的求助得到“爱心社区”的响应后，短短10天内，“爱心火柴”已经卖出8276件，加上一些爱心人士的捐助，筹集善款近6万元。
“不一定有官方背景，可以没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参与的人也不一定富有，也许还没有庞杂的组织和程序，但一定要响应快速、公开透明、亲身参与、看得见结果。”“爱心社区”创办者袁奇说，“爱心社区”成立短短一年，就招募了500多人次参与，募集善款和物资超过8万元，帮扶困难对象超过600人次。
然而在周裔开看来，来自民间的慈善意愿虽然日益高涨，但类似太阳村、“爱心社区”这样的草根慈善组织的发展和管理方式，却存在三大瓶颈。
一是管理能力存在短板，回应社会质询不足。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初期运行相对简单容易，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随着慈善募捐行为的增多，管理人才缺乏和管理机制简单粗放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长期积累下来的信誉逐渐被消耗，必然危及慈善组织的生存。近段时间，“天使妈妈基金”等一些小有名气的民间慈善组织也都出现过此类问题。
二是政府部门的一些过度管理和参与，影响一些民间慈善机构发展。一些民间慈善机构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后，纷纷转型为当地政府部门对外宣传和交往的平台。政府部门一些缺乏节制的参与乃至失当干预，对民间慈善组织生存和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是企业和组织参与热情不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信誉的消耗，企业和组织参与的热情降低。有的企业和组织捐助不多，附带的苛刻条件则不少。
夹缝求生期待政策松绑
在采访中，慈善界人士及相关专家反映，民间慈善机构的生存与健康成长，需要建立稳定的长效机制，并纳入法制的规范管理轨道。
“如果缺乏对民间慈善公益行为的规范管理和有效引导，无节制地私募和公募，就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反感。”周裔开认为，这需要国家从政策和法规层面考量，尽快出台《慈善法》，以此规范和完善慈善事业的发展，组织和引导形成多层次、互为补充的社会救助和帮扶机制，打造社会公信力。
都昌县太阳村村长詹学银告诉记者，太阳村对孩子们的帮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安抚、学习成长上的引导，以及融入社会时的帮助。“在接受社会捐助的同时，我们特别需要得到政府机构的协调、学校教学的协助、社会咨询机构的帮助，等等。”他说，现在太阳村正面对越来越多的救助需求，这既是对太阳村的考验，也是对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考验。
北方某城市17年前成立的太阳村由于财务没有向社会公开，缺失监管，曾受到社会质疑。该太阳村负责人表示，这是全国的民间慈善组织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捐的钱用在哪了？我怎么能无损地帮助受助对象？我怎么参与？这是慈善和公益行为参与者最关注的三个问题。”周裔开认为，当前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纠纷矛盾、贫富差距、疾病和治安等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导致需要救助和帮扶的对象增多，而大量从公办慈善及公益机构流失的捐助，正在寻找民间慈善的出口。“这需要政府在政策上加以支持和引导。”
“社会并不缺乏良知，而是缺乏释放爱心的良好平台。”王明美认为，国家应通过制定条例、规则，在降低门槛的基础上，对成立申请规定一些基本条件，如场所、人员等基本要素；赋予政府某部门一定的监督职能，对成立后的组织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草根慈善组织应接受社会，包括媒体的监督，对运行机制特别是管理和费用提取、财务管理、募捐善款的使用情况，作出公开透明的硬性规定，压缩其可能谋取私利的空间，保障慈善机构健康运转。□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沈虹冰胡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