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书红：如何为中国公益慈善“解困”

　经历了2011年公益慈善的多事之秋，慈善的公信力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陷入了困境，人们谈“捐”色变，种种质疑之声不绝于耳。解读中国慈善的过去与现状，不难发现我国公益慈善界存在诸多顽疾。
　　
　　中国公益慈善是“聚光灯”下的慈善。每每发生重大灾情，有重要领导去到灾区视察慰问，在场的争相捐款，数目一个比一个大，领导走后，这些数字都成了难以兑现的“空支票”。更有明星、名人把慈善活动当作秀，企图以慈善来吸引更多的眼球。有时候募捐变成了富人的攀比游戏，抑或是成了明星、名人的人气竞赛。
　　
　　政府乐于搞“慈善风暴”，资源容易过于集中，又很难把钱花到实处。政绩化、行政化的劝捐、索捐时有发生，一个文件就能使政府成为接受捐款的主体，而民间慈善组织能募得的捐款真是少之又少。“官办”公益慈善组织聚钱容易，出了问题，一旦被追究，又很难说清楚钱花到哪里去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及时的帮助，反而还要收取管理费，这样很容易打击到民众参与公益慈善的热情。
　　
　　公益慈善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不足。公益人士李丽告诉我,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生存很难，当下一些优秀专业的慈善机构都在各自为政，成了散兵，难以形成合力。现存的很多公益机构缺乏合作意识、创新意识，闭门造车，有些机构甚至连会写项目书的人都没有，更别提募款、营销项目的能力了，做慈善并不是可怜巴巴伸手向别人乞讨，而是需要用专业能力与智慧济贫救难。
　　
　　政府和官员缺乏对公益慈善的深度思考，服务能力有所欠缺，草根公益慈善组织难以生存。很多政府部门对于慈善组织，尤其是对民办公益机构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有些公益慈善组织邀请领导出席活动，经常会被以“无更重要领导出席”而被拒绝。没有积极服务慈善组织的实际工作，对民间公益机构的请求置若罔闻，冷漠的态度让人心寒，许多规模很小的草根慈善组织成立之后，缺少各方面支持，关键时候很难得到政府的“雪中送炭”。多年以来，政府扮演的“恶婆婆”角色，让民间慈善这个“小媳妇”惶恐不已。
　　
　　公益慈善的主体多为政府和富人，民间慈善力量难以上位，平民慈善意识不强。相关数据表明，老百姓个人的捐赠占不到每年的慈善总捐赠的30%，这也导致了捐赠总额偶然性大、稳定性差。而在美国，同样的比例却能能够占到70%，慈善资金来源大多依赖企业家和富人。
　　
　　“郭美美事件”之后红十字会遭人诟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公益慈善的顽疾由来已久，“郭美美事件”只是个导火索，点燃照亮了我国慈善体制的弊病。有人说，改革之前的中国是计划经济，只有政府，没有市场。纵观中国慈善现状，显然它还正处于“待改革”阶段，若不及时觉醒，找到公益慈善事业的新出路，“陈美美”、“王美美”也会大有人在。
　　
　　首先，追本溯源，公益慈善改革要从体制下手。“官办”色彩浓重导致慈善组织效率低下、操作不透明、工作被动、监管缺位；政府垄断慈善资源，中国政府代管控制了90%以上的捐赠资源，一当发生灾难，资源如若要迅速、科学地配置回归到民间就很难；政府化、行政化的公益慈善体制遏制了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命力，准入门槛过高，行善受阻，民间公益慈善得不到保障。
　　
　　让慈善组织回归民间属性，应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科学的治理结构才能实现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尝试取消慈善组织和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实现政社分离，职位不再和政府级别挂钩，取消事业编制，而采取市场推广手段，不再用行政力量去募捐。我国人口众多，群众的力量不容小觑，在体制改革过程中，不管是政府还是公益慈善组织都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满足公众的诉求，公开透明地规范操作，到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确实所需。
　　
　　近期走访了一些慈善机构，了解到他们维系机构的资金基本要靠自筹，政府几乎没有提供财政支持，宁乡县某关爱残疾儿童的机构负责人告诉我，有些聋哑儿童生来已有缺陷，通过培训帮扶能一定程度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因为民办组织缺钱，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而政府相关的财政投入非常少，这让他们很无奈。改变体制问题，要求政府增强服务意识，加大对弱势群体的财政投入，支持公益慈善活动，而不是机械地将公益慈善组织收纳在自己的制度管理之下。
　　
　　其次，公益慈善解困要重塑慈善意识和文化。传统思想以“仁”为核心，乐施助人也是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所提倡的美德，由此可见民间慈善的潜能无限。但是要激发这种潜能需要改变几种认识偏差：一、公益慈善的标准以金钱多少来衡量。“善人”的光环不是只能戴在富人的头上，我们鼓励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但是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民众参与慈善，在很多国家，志愿者服务已经融入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而我们依然停留在对公益慈善非常肤浅的认识中，不是只有“捐钱”才能帮助他人，身体力行的做一些帮扶活动也是公益慈善，健康的公益慈善应当是全民参与、老百姓乐在其中的。二、救急比救穷重要，救命比救心重要，大型捐款多在重大灾难之后。救急、救命无可厚非，但是救穷、救心是治本之道，可以避免很多悲剧，可以使社会更加稳定。要公益慈善做到几者兼得也许太过苛刻，但是我们期待更多的公益慈善组织能将帮扶活动日常化，多一些人文关怀，关注贫穷地区的老百姓的生活，关注他们的心灵健康，促进贫穷群众的就业、完善医疗保障机制、改善他们下一代的教育状况。三、慈善是自上而下、富对穷的施舍。有些富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在他们看来花点钱做慈善可以扬名，却忘了慈善的本质。不管是慈善组织、政府、捐赠者，还是接受捐赠的弱者，没有贫贱之分，公益和慈善是发自内心的平等帮助，是不求回报的奉献。再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慈善也是一种投资，良好的项目运营能够使投资得到回报，同时它也是一项拉动内需的民生工程，不仅加速本地经济发展，还能实现资源的再分配，一定程度上平衡社会财富的倾斜。
　　
　　近来与一些从事公益慈善的社会人士接触，萌生很多感想，做公益慈善不是心血来潮，一些女性同志锲而不舍地坚持着自己的公益事业，耐住多年的寂寞和清贫，比如2007年的感动中国人物李丽，身残志坚，忍住身体的病痛对自己的公益机构不离不弃，堪称伟大！我们的社会和国家需要这种坚守的精神，慈善的未来、国家的未来需要更多有良知的人来守护。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根植民间的公众互助意愿是慈善生生不息的动力。”以科学现代的慈善理念做引导，有健康积极的社会慈善文化环境的滋润，公益慈善事业才能保持活力。
　　
　　最后，公益慈善还要依靠本身“自救”，公益慈善组织要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要灵活地引资引智。汶川地震时，有基金会拿出上千万来做灾区学校重建工作，但是前来应标的慈善组织没有一个能证明自己有能力把这个项目完成好，最后这笔钱没有花出去，慈善组织泛而不精，即使有无限的资源可以用作慈善，也很难将资源应用出去。近来，非公募基金在中国慈善界异军突起，大多数由企业、企业家投资设立，引入先进的商业运营模式，是慈善创新的生力军。与单纯的捐赠不同，非公募基金可以独立自主的确定基金会的主要帮扶对象和资金去处。湖南惠民农村留守儿童学前教育基金会是国内第一家以资助农村留守儿童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理事长姜斌说，为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需要，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多次下到偏远山区调研考察，得到了大量的原始数据，做了许多分析工作，为的就是建立合理的项目，切实满足受助群体的需要。当下的公益慈善组织普遍受到质疑，意味着资金渠道变得狭窄，政府干涉过多，资金得不到及时合理的分配。作为民间组织，非公募基金会在了解弱势群体的受助需求和具体的社会问题方面比政府更具灵敏性，可以快捷地直接找准政府公共服务的薄弱点，使资金迅速直接地作用于受助群体。
　　
　　过去很多人愿意做公益，但是一个团体成立之后就难以维持，民间草根公益慈善组织要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增强自己的“造血功能”，慈善基金会，尤其是非公募基金可以借鉴欧美国家慈善事业的成功商业运营模式，以国际化、前瞻性的眼光做慈善，增强创新能力，自主运作，以社会价值体现投资意义。同时，民众参与网络的热情越来越高涨，监督意识和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这也要求公益慈善组织的操作要公开化、透明化。
　　
　　未来，中国公益慈善的生命力必定回归民间，我们可喜地看到有些农民工会往捐赠箱里放上五块钱，这五块钱的意义比有些动辄上百万的捐赠更有意义，这意味着公益慈善的力量还广泛存在于民间。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深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更公平”，公益慈善的改革是公众的诉求，是政府的意愿，能使更多人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我们要有信心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若人民群众、政府、慈善组织达成共识，将财力、公信力、经营能力整合起来，慈善事业必将扭转乾坤、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