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2日，以“发展、融合、透明”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这是我国首次举办国家级、综合性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被学界誉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本届慈展会上，2011慈善蓝皮书的主编杨团回顾过去一年，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到来的转折关头，慈善很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在这个转折的关头，土生土长的草根机构从长期被边缘化的领域，开始“洗脚上田”、登堂入室，解决身份之困，也迎来了发展的空间与机会；官办NGO,在面临着“去行政化、去垄断化”的大势所趋时，开始探索透明、专业化运作之路，而慈善交流也登上更广阔的舞台，以国家级慈善交流会的形式出现。
现场
公益嘉年华的欢聚
这是一场公益慈善界的盛会，来自全国的540多家参展机构中，既有鼎鼎大名的行业大佬级组织，又有名不见经传的草根NGO,还有代表着资本力量的财团企业。它们因公益而相遇，因展会而相聚，它们间的跨界融合，昭示着中国公益行业崛起的更多可能性。
“好玩”的壹基金
“到我们壹基金的展柜来看一下，绝对是最好玩的。”永远是那一套蓝色T恤示人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鹏，逮着每一个公开的场合，都不忘做广告。
不得不承认，位于深圳会展中心6号馆核心位置的大展厅，经过了精心的布置。如海洋般蓝色、静谧的基调，与壹基金的一个核心项目海洋天堂计划不无关联。从7月12日起，这家着名的公益组织还将把关怀投向孤儿群体。
除了直接给弱势群体做服务，杨鹏更看重的，是现代公益理念的传递。比如，壹基金在公益市集所摆放的产品都颇具特色，透明的伞、透明的水晶蝴蝶，这是他对透明公益的期待。“另外，我们想表达的另一个意义是蝴蝶效应。每个人的公益行动很小，但可能改变世界，这也是壹基金人人公益的理念。”他这么解释道。
“好玩”同时来自于展会现场成人扮演的卡通小动物，他们边派宣传单张，边摆出各种可爱的姿态，吸引参观者驻足。
因李连杰而成名的壹基金，却没有被明星的光芒遮盖，在专业化的道路上愈行愈远。帮助草根N G O提升能力，培育一个完整的公益产业链条，也是杨鹏与他的同事们不遗余力所追求的目标。仅仅在去年，这家组织就投入了3000余万元，与超过200家民间组织发生关联，被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高度评价为“真正的枢纽型组织”.
让杨鹏还有一点“小得意”的是，壹基金在财务管理上的创新。“一般人都希望财务是自家的，我们却主动把财务送出去了。”目前，壹基金公益基金已全部由招商银行托管，每笔账的进、出都得经银行之手。公众通过招行捐的每一笔钱，都会马上得到信息反馈；而壹基金花的每笔钱都须银行方同意，要是某条标准达不到，即便是秘书长出面要钱，也是不行的。
杨鹏认为，唯其如此，公益组织方能取信于人。
被善待的社企
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社会企业来说，残友集团无疑是其中最闪耀的一颗明星，它吸纳了4000多残障人士就业。展会的公益市集上，残友员工手工制作的精美手机套，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深圳市残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卫宁介绍说，刚开始产生念头要做IPH O N E后面的手机壳手工贴钻时，他不太敢弄，觉得没有人才、没有领先商业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后来他把马云的一个伙伴请过来，给对方投资了100万，在工商局注册，用各方的资源就在淘宝开了一个商城，一共32个柜台。每一个柜台，卖不同花样的装饰，每一个柜台每一天都能卖到220个左右。残友就把罗湖区的九个街道的所有残疾人，都去做这个壳，每个人每个月的收入都在3000元左右；上个月残友开始把40、50人员拉了进来。
“二十几位大姐，用做家务之外的时间来贴钻，平均月收入也在3000元左右。”郑卫宁感叹道，做社会企业的时候，还要有专业的资源来支持。残友的32家企业，每一家都有非常不同的社会博弈的经验和血的教训。不过，他相信，中国未来的社会企业在世界工厂的基础上是一定会成功的。
体制内的资源输送，也是残友行走的重要力量来源。6月份，深圳高新区一块“绝版好地”被残友以3670万元的底价拿下，在寸土寸金的深圳，无疑引发了巨大轰动。楼建成后年收入预计将过亿，对此，郑卫宁深感幸福：“媒体的社论说，善待社企就是善待社会。我一生就想把残友的模式推广到全世界，现在我觉得具备了这个可能。”
五湖四海的草根N G O
在这场公益的大聚会中，大型的N G O并不是天然的主角，来自五湖四海的草根机构，散发出独具一格的气质。它们生长和扎根于社区，承接地气，没有华丽的外表，却怀揣一份对公益的执着和热情。
多家来自云南、宁夏等西部省份的N G O人，他们扛着大包小包的资料、坐长途火车来到繁华的深圳，落脚在拥挤的小旅馆中，但并不影响他们把展会布置得细致而温馨。琳琅满目的绣品剪画、颇具民族风情的竹篮花瓶、各种在城市中几乎已绝迹的手工技艺……都是这些从民间破土而出的组织生命力的载体。
这样的高规格展会，在展示自我、开拓眼界之余，也让他们找寻到资源支持的机会。在南都公益全媒体展示的广州“志愿时”系统也吸引了不少组织的目光。
广州“志愿时”系统负责人庞州锋说，已经有好几家省外的慈善机构主动联系，请求系统支持。
据悉，“志愿时”系统是一个量化管理志愿者服务的系统，志愿者不仅可以运用它来准确计算他们服务社会的时长与价值，还可以通过它来获取更多社会服务的消息，与各公益机构获得联系从而参与到更多的社会服务活动。
“志愿时”系统在广东地区受到关注的同时，也正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接下来广州“志愿时”系统除了会和珠海、汕头等省内城市的慈善机构合作之外，和云南省、陕西省的慈善机构亦将有合作。
采写：南都记者朱丰俊（除署名外）
高峰论坛
社会化媒体建立传播新秩序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邓飞的免费午餐，还是公众对于苹果公司的问责，2011年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公民意识的崛起。在这个过程里，产生了新的工作方法，新的合作方式以及新的产业链。”何道峰说。
何道峰（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
7月12日，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财富》杂志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合办的“中国公益传播论坛暨公益媒体主编峰会”在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
作为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的峰会之一，本峰会围绕“公益新秩序与跨界合作”展开，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何道峰、副会长陈开枝，《中国财富》总编辑余刘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曾志教授、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及北大公益传播媒体高级研修班第二期的师生们共同探讨了新媒体时代公益传播的重要性以及媒体与公益如何跨界合作。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陈开枝认为，新媒体促进了有效的社会监督，领导公益组织积极加强自身的建设，弥补了传统媒体和舆情监督的不足。与此同时，也提供了便利的传播和动员的通道，降低了动员成本，提升了公众通过社会化媒体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公民意识的传播和公民社会建设。艺术评论家、独立策展人岳路平分享了自己利用微博抵制法门寺景区借佛敛财的公民行动，并认为，社会化媒体就是一个新公益和新公民孵化的新子宫，赋予每个人以一种公民、公益发声的身份，从这个角度上看，社会化媒体本身就是公益。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认为，社会化网络可以加快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润滑剂，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良政和善治。
观点：新时期产生新工作方法
何道峰：“我始终想把我们谈的现代公益，和传统慈善进行区分，想把传统慈善和学雷锋做好事区分，这些概念里边带着巨大的时代印记，背后的道理和逻辑完全不同。”
何道峰解释，学习雷锋做好事是传统慈善，传统慈善出于人类共有的悲悯心，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而公益是一个现代概念，它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息息相关。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变革拉动了经济变革，经济变革推动社会变革。当经济变革完成后，会留下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治理问题，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遇到。对于改革后的遗留问题和多余的财富分配，政府无法面面俱到，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开放社会主体。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邓飞的免费午餐，还是公众对于苹果公司的问责，2011年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公民意识的崛起。在这个过程里，产生了新的工作方法，新的合作方式以及新的产业链。”何道峰说。
他认为，在这个时点上，媒体需要承担传播、问责和倡导的责任。问责和倡导牵涉到公益事件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根源。而如何对公益事件进行深刻问责，如何寻找公益未来的导向，推动公益界的发展，需要媒体与公益的跨界合作。（南都记者钮小雪）
慈善体制急需改革
“继续强化全能政府是资源错配，甚至是吞噬社会，因为这边强了社会就弱了。我们希望的社会化服务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7月12日下午，由深圳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和社科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2《慈善蓝皮书》发布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讨会在深圳举办，该蓝皮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主编，内容涵盖了对2011年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状况的描述和数据，对2011年热点事件的分析。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锦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何道峰、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等众多专家学者，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组织出席了会议。
《慈善蓝皮书》主编杨团在会上做了2011年慈善发展回顾：2011年社会组织46.2万个，比2010年增长了3.6%,基金会的增长率是18 .8%.2011年，在政策层面上，中央明确政策的思路，地方扩大创新，而2011年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大量的公众慈善问责，尤其是郭美美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公益行业的发展，而网络微博的兴起，也让中国慈善行业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微博的自组织行动变成了集体投身的公益联盟，使得非营利组织，不管公募的非公募的，不管政府背景的还是民间的，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杨团认为，“在这场由社会底层发动的社会运动当中，慈善公益组织只有加速自我成长，包括有政府背景的组织用自我改革的方式来自我突围才能不掉队。”而政府也应当需要重新考虑慈善事业的顶层设计。“大背景的变迁有三条，一是慈善捐赠的量级上升，平常年份已经开始向千亿量级进军；二是参与慈善的公民总量在上升，透过微博数以亿计；三是企业界在觉醒。”
观点：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社会呼应
徐永光：“政府要放弃每年一千亿的慈善资产资源给民间，拿自己开刀。官办慈善机构要转型，同时加强行业自律。”
徐永光在发言中表示，社会要问责、舆论监督，社会事业发展一定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但现状是计划体制越来越强。计划体制的特点是强制性、垄断性，社会化体制是自愿性、竞争性、高效。“继续强化全能政府是资源错配，甚至是吞噬社会，因为这边强了社会就弱了。我们希望的社会化服务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南都记者张玥晗）
社会创新怎么做？
“俞可平先生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我想说的是，垄断是个坏东西。我更想说的是，民间垄断比政府垄断更坏，其副作用更大。”
刘润华（广东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
7月12日下午的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玫瑰三厅，“大佬”云集。围绕着“中国社会创新：理论与实践”这一热点议题，一场来自政府、学界、企业和民间组织间的高峰论坛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
作为慈展会的10场高峰论坛之一，这场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研讨会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
着名学者、《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作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和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的出席，让观众充满期待，王振耀、刘小钢、杨鹏等一众公益圈名人的参与，让社会创新的话题变得光芒四射。
观点：社会创新需要宽松的体制环境
刘润华：“在社会领域，我们仍然抱残守缺，固守传统的体制：一方面是政府对社会实行全方位的管控；另一方面是政府继续唱”独角戏“,以成立事业单位的方式，大包大揽地提供公共服务。这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因此，社会创新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彻底清除社会体制中的各种计划经济痕迹，从推行”政社分开“入手，厘清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体制。”
刘润华提出，社会创新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他认为，社会创新需要有一个宽松的体制环境。
政府要有所不为
首先，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要有所不为，对于具体和微观的社会事务，只要是社会能够做的，哪怕社会现在做得还不是太好，或者说，只要是政府可以不管的，哪怕政府现在管得还不错，都要积极创造条件，放手让社会去做，为社会的发育和成长让渡空间。”
其次，要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体制改革。正如企业是经济建设的主体一样，社会组织就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因此，通过清除社会组织体制中的计划经济痕迹，不断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成为广东推进社会创新的核心内容。社会组织体制中最为突出的计划经济痕迹是“行政化”,社会组织成了“二政府”.对政府而言，社会组织就是自己的腿，对社会组织而言，政府就是自己的靠山。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就是要剪断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链条，让社会组织回归其本来的民间属性。
最近，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简化登记程序，探索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实行由民政部门直接审查登记的体制。
垄断是个坏东西
“垄断化”是社会组织体制中又一个十分重要的计划经济痕迹，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实行“一业一会”政策。一个行业只允许有一个协会，这是当前我国行业协会普遍能力不强、作用不大的体制性原因。为此，广东积极推行“一业多会”,支持在一个行业成立多个行业协会，通过竞争，优胜劣汰。
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会有不同意见。刘润华说，有些5A级的行业协会问：“我们的协会办得这么好，为什么非要成立多个协会和我竞争？”我们的回答是：“你的协会已经是”龙头老大“,难道还怕一个”小萝卜头“和你竞争吗？”有些办得不太好的行业协会问：“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得很艰难了，推行”一业多会“,还让不让我们活啊？”我们的回答是：“正因为你们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才要引入新的竞争者。”
他同时指出，实际上，不仅是行业协会，在其他社会组织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垄断化”倾向。比如，公募基金会只许官办不许民办，就属于官方垄断。
“俞可平先生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我想说的是，垄断是个坏东西。我更想说的是，民间垄断比政府垄断更坏，其副作用更大。”刘润华说，因此，在社会组织“去行政化”之后，如何加快社会组织“去垄断化”的步伐，成为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推进社会创新中，必须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放在首位，绝对不能把部门的或小团体的利益置于公众的利益之上。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必须排除万难，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建立一种竞争性的社会体制，这是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