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的报道称，微软老板比尔·盖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呼吁中国的富人多做慈善。他认为中国缺乏系统性慈善行为，并称政府应考虑对慈善采取政策鼓励，例如减免税收。
其实，中国对慈善行为是有减免税收的法律的。在《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里，提到内资企业和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款额度，如果占应纳税所得额度比例分别在3%或30%以内的，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这就能解释一个现象，为什么有人买彩票中了头奖，会拿出一部分奖金来捐献—因为减少了部分纳税。如果没有捐款，那么税款极高，个人税后所得也许还会更少。
但恐怕比尔·盖茨并不知道中国有这样的减免税法规。别说他不知道了，中国人自己都未必知道，单位的财务人员当然也没注意。玉树地震、汶川地震、印尼海啸，不少人都捐款了，听说谁去税务局申请减免税收了吗?税务部门也从来没主动抻过这个碴儿。
在美国，可不是这么回事。不仅日常的慈善捐款、基金能免税，做志愿者、当义工这类的慈善行为，也能考量进行免税。当然，还有针对大富豪们的遗产税政策—把财产留给子孙，交上一大笔税款，折损甚巨，不如把钱用来做慈善，获取免税。比尔·盖茨自己，过半的财富都投入在慈善基金里面，或许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回到中国，慈善免税，有宣传不够、渠道不畅通的问题，也有减免额度太少的问题。中国的遗产税方案迟迟没有出台，甚至还有人打算把遗产税搞成针对全民各阶层的税收，这就过分了，不仅危及慈善，还危及个人财产的安全。
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也不得不提，那就是中国富豪的道德水准。有一批富豪，并非靠勤劳和智慧致富，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无法言表。这样道德水准的人，指望他们主动搞慈善，就像是与虎谋皮。个别人即便是做了慈善，要么是为了洗白自己，要么是为了洗白金钱。甚至很多人生怕别人知道自己有钱，更不肯拿钱去做慈善。
同样，中国的慈善渠道也非常单一。民办慈善组织生存艰难，官办慈善组织又被频曝贪腐浪费，原因都在于监管不力。缺乏透明的监管体系，让一些慈善组织声名狼藉，人们对它们缺乏起码的信任，慈善观念和行为的普及更加困难。现在有不少中彩票大奖的人，宁可多缴税也不愿再捐款，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缴税，好歹知道钱是给了国家。捐款，则不知道钱被谁用了。
所以说，慈善行为缺失，并非只存在于富豪一个层面，也并非只是减免税收不够。从政府到个人，整个社会层面都该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建立透明的监督机制，鼓励各式各样的慈善，是最需要做到的。从上到下都对钱不那么眼红了，慈善这事儿才会有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