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影响力投资：待开垦的“处女地” - 公益资讯 - 宁夏义工志愿服务联合会【官网】

2012年11月,上海育才小学学生来到设计丰收,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做手工巧克力和田间彩绘。设计丰收提供

　　仙桥村，位于上海市崇明县的中部，隶属竖新镇。三位来自上海的年轻设计师在这个村租了一间当地农户闲置的农舍，将其改造为一间民宿，取名禾井——门前的一亩地，田中一口井,二者合为“耕”。

　　一个小院，两间小屋，禾井团队收购当地农户淘汰的旧砖、旧瓦、干芦苇,坚持只委托当地工匠,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打造完成民宿。屋后的石板路通向邻居黄师傅家，平日由他们帮忙打理农园。由于禾井团队的三位姑娘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她们就一点点培训了当地的剩余劳动力，让他们不仅仅是邻居，也参与到民宿的运营中来。

　　距离禾井不到两百米处有几个大棚，其中一个非同寻常：大棚被改造成集展览、活动、演艺、培训、餐饮为一体的开放空间，而旁边的几个大棚种植有机蔬菜。

　　这几个大棚在仙桥村小有名气。它们是设计丰收在仙桥村的项目——崇明仙桥创新中心。中心在2012年初具雏形。而设计丰收，是由筑道（TEKTAO ）的Studio Tao和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发起的设计研究项目。

　　设计丰收拥有自己的民宿和有机稻田，一年一季的耕种不在乎产量而在于组织有关当地藤编、扁担戏、耕种等各种活动以展示农村；为当地现有农产品、手工艺建立品牌做线上线下的商业推广。

　　2013年，设计丰收团队、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和仙桥当地匠人一同改造了空置的老房——田埂创新中心（下称田埂），和禾井一样，平时的管理工作都交给当地村民。

　　表面上只是一个有关乡村的旅游项目，设计丰收更多的是要建立平台，吸引创业者，自下而上地改变目前城乡不健康的关系。

　　禾井就是在设计丰收的影响下开始的第一个创业项目，包括陈若在内的禾井团队关注可持续乡村生活，希望为城市人提供农居体验的同时也为乡村创造新的收入来源。

无认证的社会企业

　　禾井、设计丰收，这种看似田园般的生活，在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负责投资的姚坤杰看来，却是一个很好的社会企业案例。

　　社会企业，这一概念来自于英国。1844年，英国若干名为“合作社”的组织从事企业活动以达成社会公益目的而非商业利润。20世纪末起，一些企业家开始关注社会公益事业，用企业管理模式解决与人权、环境、健康、贫穷、教育等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2013）》认为，社会企业定义应具备三个要素：目标设定、运营模式和利润分享方式。很明显，社会企业必须同时具备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

　　社会企业在欧洲发展得最为成功，而在中国社会企业兴起只是近十年的事情。比如深圳的残友集团（1999年成立）、“羌绣帮扶计划”（2008年开始）、富平学校（2002年）等。

　　2011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积极扶持社会企业发展，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社会企业”作为一个专有名词首次在直辖市委文件中出现。但是，目前社会企业在中国还没有正式的官方认证。

　　姚坤杰说，他们接触到的好些创业者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属于社会企业。禾井团队是其中之一。

尴尬的社会影响力投资

　　政府、社会，甚至是参与者都无法清楚定义什么是社会企业，这无疑影响了资本进入这个领域。投资社会企业的资本，国外有个专用名称：Impact investment（有翻译为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影响力投资最早出现在摩根大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2010年的一篇合作研究报告中。

　　但是社会影响力投资这种翻译并没有得到投资从业者的普遍认可。创思的张冬栎说，社会影响力投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翻译，因为“社会影响力”让人听了觉得会同微信、微博一样，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力，但实际上它是资本，所以她更愿意把社会影响力投资直接称为天使投资，不过是专注于社会企业的天使投资。

　　就如姚坤杰在接受《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采访时说的：“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资本。”对于政策的缺位：因为没有法律定义，社会企业要么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要么直接注册为一般企业，姚坤杰口中的“企业没有准备好”则是指大多数有社会价值的企业并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

　　上海汲原堂青少年语言发展中心（下称是汲原堂）是姚坤杰认为少数几个不错的社会企业之一。汲原堂独创“汉字本位华文教育系统”，致力成为“4-19岁华文教育最佳方案”。姚坤杰说汲原堂的社会价值在于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字的缘起开始，通过一个字根衍生出其他汉字）来学习汉字，理解汉字的内涵和演变。但推广在姚坤杰看来目前是汲原堂的最大问题。

　　汲原堂的合伙人之一苏浩擎告诉记者，在推广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家长不认同，因为这种识字方法与传统教学不接轨。

　　社会企业大多数没有成型的商业模式，是社会影响力资本对社会企业投资不积极的重要原因。姚坤杰说，如果把社会投资变成行业的话，这个行业目前还非常没有吸引力。无论对于基金会，还是社会企业研究中心，都像是在吃螃蟹。所以传统的投资机构，比如IDG、红杉资本，它们也曾经和社会创投活跃人士有过互动，但最终没有合作。

　　除了商业模式外，张冬栎认为，投资社会企业需要比投资一般企业更多的“耐心资本”。因为社会企业解决的社会问题非常尖锐，很有挑战性，找到市场和产生利润的时间会更长。

　　2010年，创思开始尝试天使投资，张冬栎接触的第一个项目是苏州的微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为跨国企业一线员工提供员工福利、提升员工忠诚感，帮助企业降低老员工的流失率，增强员工士气和提供工作效率，从而节约了人力成本。这也是公司目前的盈利模式，但是在公司创立之初的盈利模式是通过向员工提供小额贷款，而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中国行不通，2012年公司内部经过摸索，改变了原有的商业模式。

　　当然，也有对资本谨慎的社会企业。

　　姚坤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对禾井挺有兴趣的，是少数几个考察下来有投资意向的项目之一。但是，陈若对记者坦承，禾井的想法虽在三四年前就有了，但是因为装修一年多，直到去年10月才开始营业，所以现在才运营半年，对她们来说，投资的介入可能是个打破她们小本经营的全新挑战。“我们最近也在考虑投资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能否很好地把禾井转变为商业项目，尽管融资后能扩大规模。”

待开垦的“处女地”

　　中国最初的社会影响力投资来源于慈善领域，以传统的非公募基金会为典型。比较知名的是南都基金会和友成基金会。南都基金会是一家旨在推动社会创新和公民社会发展的资助性基金会，公共利益为上的理念决定了它们的属性更偏向公益。而友成基金会较早就对有符合标准的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研究机构，进行资金、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源的投入。

　　虽然，社会影响力投资引入中国的时间很短，但是近几年，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投资渐渐多了起来。

　　一些公益组织顺势而为将原有的组织转型为社会影响力投资，或者是成立资产管理投资部门。比如前文提及的友成基金会成立了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基金会的存量资金投资运作。

　　此外，一些商业机构也开始参与社会影响力投资。如联想集团在2010年对外公布，集团将会把每年净利润的1%用于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投资。又如海航集团于2011年创办“海航社会创新创投竞赛”。还有，万科集团在上海与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合作的友人家茶文化馆。

　　还有，新近涌现出的家族基金会。资产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是由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通过捐赠其与配偶、子女共同持有的福耀集团3亿股股份成立的河仁基金会。虽然该基金会目前的运作模式是委托其他慈善机构开展项目再加以监督，但因为其资金规模和制度创新，其今后投资方式的创新潜力被看好。

　　创思和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在记者看来是有别于上述三种形式的两种尝试。

　　自我定位为社会创新实验室的创思，2009年时的主要工作是以奖学金形式支持社会企业创业家创业，提供包括导师、创业辅导的培训，并通过这个方式形成了社会企业家的社群。2010年底，创思开始给社会企业提供投资，将以社区为基础的形式转为天使投资人。

　　张冬栎告诉记者，从2010年到2013年，创思一共投了16个项目，一个项目平均5万-10万美元，资金总投资在160万美元，但是在这16个项目中只有6个项目是在中国，剩下的项目多在以色列和美国。

　　“其实，我们收到的社会企业创业项目也不少。一年下来有120个左右，但是能投的真的不多，”张冬栎说，“我们更看重的是团队。在国内，能力、创业精神、执行力强，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去做传统行业了，而不少社会企业创业家的商业思维、管理能力和执行力都会相对弱一些。但在国外，年轻人愿意承担风险，他们认为做社会企业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在创业过程中寻找成就感和幸福感。”

　　姚坤杰说，因为找到可以投资的项目不太容易，与其投资别人，不如自己也尝试做社会企业。所以现在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自己也在孵化3个项目。

政府能做些什么

　　虽然目前社会企业尚未得到中国政府的官方认证，但是政府也在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

　　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社会管理创新”，标志着全能统治型政府治理范式的转变。紧接着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重新配置社会资源，“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事物进行规范和引导，调整各类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在创新社会管理的启示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成为了一种正在探索的新管理方式。

　　在英国，政府对社会企业的投资，不是直接投钱，而是组织力量孵化这些企业。国内政府对社会企业的支持大多采取这种方式。

　　以上海为例。2009年5月，在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的建议下，上海市民政局正式启动了“上海社区公益创投大赛”，大赛借鉴企业界风险投资方法为初创期的社会组织和创新公益服务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服务。

　　2010年7月，上海市社会创新孵化园开园，这是中国首家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合作，以解决残障人士就业的机构。

　　不过，张冬栎向记者介绍了一种在英国、美国已经实践了的政府支持社会企业方法——社会效应债券(Social Impact Bonds)。

　　社会效应债券是国际上一种新的公共服务融资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发行债券，私人投资者认购，由非营利组织进行运作以解决社会问题，最终政府从利润中支付认购债券的私人投资者收益。

　　这一创意由社会企业“阿育王”(Ashoka)的阿瑟·伍德在2007年提出，2008年英国首相顾问组的戴维·罗宾森和彼得·惠勒将这一理念发展成熟，由英国“青年基金会”和“社会筹资”机构共同创造了这一新型金融产品。

　　2012年8月26日，英国政府在哈默史密斯-富勒姆、威斯敏斯特、伯明翰和莱斯特郡四个地区发行4000万英镑社会效应债券，为当地受到反社会行为、犯罪、药物依赖或教育缺失等问题伤害的家庭提供援助。

　　2012年奥巴马政府将社会效应债券纳入财政预算，批准发行债券总额为1亿美元。

　　虽然美国的社会效应债券起步晚于英国，但是从第一只社会效应债券开始，美国就将商业模式贯彻到底。

　　第一只社会效应债券的认购者是高盛公司，实施者是非营利组织人力示范研究公司、奥斯本协会和岛学之友，目标是降低纽约市雷克斯岛监狱中年龄16-18岁的青少年囚犯的再入狱率。高盛为此投入960万美元。

　　依照约定，如果该项目成功地将这所监狱青少年囚犯的再入狱率降低10%，那么高盛可以获得960万美元全额本金返还；如果下降幅度超过10%，高盛可以获得利润，最多可达240万美元；如果项目效果不佳，再入狱率下降不足10%，高盛将承受损失，最多为210万美元。

　　张冬栎说，在没有对社会企业下定义的前提下，要求政府减免税收比较难，但她认为社会效应债券是一个可参考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