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经历了2008年井喷式发展之后，迎来了大量企业基金会的出现。企业家追逐企业基金会的热情与民营经济的成就密不可分。
如果说，美国长久以来的企业家慈善传统是孕育企业基金会的种子，那么企业基金会近年来在中国的走热，更多反映出国内民营企业家建立在个人道德基础上的一种自我实现意识，正如耀华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所说：“我们的经济发展历史太短，企业家的资金都在项目上，还没有退出来。我已经宣布退了，才清零上岸。我坚定地相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家在历尽艰辛后，会走上慈善之路。”
然而，热情只是慈善火种，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常常因为制度缺失和实践经验太少而面临诸多问题。
例如，国内80%以上的非公募基金会都是以企业基金会方式注册的。但是，这种情况在国际上并不是常态。
在美国，非公募基金会大都是以企业家个人或者家族成员创立并命名，通常也被称为独立基金会。与之对应的企业基金会的数量并不多，只占到所有慈善基金会(包括了公募基金会)总数的5%，它们掌握的资产则更少，只占到所有慈善基金会总资产的4%左右。在企业基金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有时候，它们的强势与主动也让人们将其与慈善“黑箱”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眼下，中国企业家们在企业基金会上的热情正遇到操作实践、方法、工具和目标等方面的诸多挑战，其中最明显的争论和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企业基金会和企业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企业基金会的公益慈善行为应不应该和商业行为形成战略协同?
慈善“黑箱”：
企业和基金会之间的争夺战
根据成立基金会的动机和目的差异性，国内的企业基金会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短期功利型、战略慈善型和公共利益型。
第一种企业基金会往往喜欢打着基金会的旗号资助各种社会公益项目，以期望获得比打广告、开展营销活动更佳的商业推广效果。
战略慈善型企业基金会的重要项目则会与公司的市场战略密切相关。在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同时，这一类企业基金会也期望获得强化公司品牌、提高商品和服务的美誉度等商业效果。目前，国内有不少的跨国公司基金会是属于这一类型。
最后一类是公共利益型。它们纯粹以追求人类进步和社会福祉为目标，不会涉及到公司的任何商业利益。在商业性和独立性两股力量的博弈下，企业基金会表现出更复杂的面貌特征，甚至于其中一些会深陷“内部人”控制，不仅无法有所作为，而且容易沦为广受公众和媒体质疑的慈善“黑箱”。
在西方社会中，企业基金会最初兴起的重要原因，除了慈善款项可以抵免企业税收之外，也与一些精英企业家们希望将企业家精神、专业技能和商业模式等先进生产要素导入到公益部门之中有关。他们希望借此提升公益部门的资源利用效率，让它们更加有效地服务于社会某一个阶层或者全体成员。这种将市场化手段和慈善事业相结合的做法，也催生了后来的“慈善资本主义”。
在这种背景下，国外很多非公募基金会虽然没有用企业基金会来注册，但大型基金会都特别强调专业人才和专业服务能力。像税务专家、金融或投资专家、各类专业的项目管理人员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往往会分成两种类型：一部分人专门负责赚钱，确保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滚滚不断;另外一部分人则负责花钱，保证慈善效益的最大化。
不过，这种做法也引发了另外一个结果，即虽然国外大型基金会都会设有专门的投资代理人或者机构，表面上与企业的运营部门完全分开，但是在实际上商业能力的关联，导致基金会捐资者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剪不断、理还乱”，这也是从政府、公众到媒体历来关心的内容。
早期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经将8.62亿美元资产中的5.53亿美元投到6家石油公司，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论。类似的情况，在国外的非公募基金会里也屡见不鲜。有人认为，基金会和企业之间的资本嫁接，不仅保证了捐资者对基金会的控制，还免除了企业的税金，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个人从事慈善事业的满足感，这样的做法可谓“一石三鸟”。
在中国，企业和基金会的关联形态则更具多样性。
随着捐赠免税相关立法和国际接轨，税收优惠也开始驱动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成立非公募基金会。
2009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民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符合条件的非公募基金会可以申请税前扣除资格。
该法规首先表示，非公募基金会在接受捐赠时可以开具免税证明，但个人或者企业向受助对象的直接捐赠目前还得不到免税证明。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就提出，他之所以成立企业基金会，一方面是希望自己今后能够按照理想的方式和更高的效率投入到被认可的社会公益慈善项目之中，另一方面，又能够规避以往直接捐赠给受助对象无法解决的免税问题。过去20多年里，曹累计捐赠的2亿多元善款大多采用了直接捐赠的方式，由于没有税务部门认可的捐赠证明，其中大部分捐赠无法享受返税补偿。企业捐赠之后，依然需要为这一部分数额缴税，显得非常不合理。
企业基金会涉及的免税政策在中国很少受到质疑，但是其中企业和基金会之间的“珠胎暗结”往往受到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和诟病。
曹德旺在2009年初拨出巨款成立慈善基金会的做法就遭遇了舆论界的不少负面评价，甚至有人称之为“作秀”和“伪慈善”，进而质疑其动机。
在中国，相关立法的不完善、慈善行业缺乏透明度和生态机制的不完善，往往导致企业家倾向于选择“内部供血”的做法。这样，不仅投资代理人或者机构无法与其运营部门分开，而且，大多数企业家会认为，“内部人”控制是最安全和最有效率的慈善之道。
但事实上，这样的做法不仅无法提升基金会的专业服务能力和慈善行业的成熟度，往往更容易因为缺乏操作上的透明度而陷入慈善“黑箱”。
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初，最大的50家基金会中的半数以上都是被某一家与捐赠者有关的股票所控制，后来，随着政府税法的强制要求，许多基金会不得不分散投资，并与其他基金会交换股票，以规避风险。福特基金会曾经一度持有福特汽车公司88%的股份，后来被稀释到16%，并且还在进一步分散。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更重要的是，事实上，即便是在美国，像福特和洛克菲勒这样历史较为悠久的大型基金会已经与最初的捐资企业脱钩，但是一些小型的美国企业基金会仍然带有明显的“公关”性质。与此形成对应的是，目前，中国社会中“第三部门”的奇缺，导致公众对于企业基金会的动机和目的大多心存疑虑，而慈善“黑箱”的存在，无疑又加大了这种风险。
战略式慈善：
公益和商业之间如何协同
由于眼下，企业基金会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讨论企业的公益慈善战略和商业行为的协同问题，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尤为现实。
而在现实的操作中，关于企业的公益慈善战略和商业行为之间要不要实现协同或者如何实现协同的问题，国内不同企业的做法也大相径庭。
有趣的是，被认为在保持企业基金会独立性上有更多经验积累的跨国企业，往往倾向于追求慈善目标群体和商业消费对象的潜在一致性，而那些被认为与“去社会责任化”和“原罪”有关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则更多地会愿意让企业基金会以纯粹的公共利益诉求出现。
上世纪90年代，管理学者迈克尔·波特就将企业的慈善行为分为三个阶段：公共义务、博取好感，以及战略性捐赠。而另外一位学者克雷格·斯密斯则提出了开创性的“新企业慈善行为”理论——对特定的社会公益事业和活动所做出的长期承诺。斯密斯认为，企业从事慈善活动不仅是提供现金捐助，使企业与捐赠对象之间形成战略联盟。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开展慈善活动的同时也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保证了企业从事慈善行为的可持续性和更深远的社会意义。
迈克尔·波特将战略式慈善从备受争议和非难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中拯救出来，是一种对视公益活动为企业累赘的偏见的反驳。
很多企业的慈善公益活动之所以未能释放出应有的活力，往往要么是因为它们把企业与社会对立起来看待，要么只是追求“捐支票簿效应”，未能将企业慈善公益活动与自身的商业战略和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这和彼得·德鲁克的企业事业理论无疑是背道而驰的，成功的企业本身就是和谐社会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器官”，企业和社会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一些聪明的企业巧妙地化当下的社会问题为商业机会，找到企业与社会的“共振点”，从而踏上了可持续性发展之路。
当然，目前国内也有一些具有前瞻意识的企业基金会已经开始尝试推行战略式慈善。
施耐德公司选择慈善项目时会遵循一个原则，即必须同时满足和企业相关的三个重点人群——投资者、员工和企业所在社区——的需求。在对项目的选择上，施耐德把这三个方面的利益进行均衡考虑，既照顾到投资者的经济追求，又兼顾到员工意愿，将商业需求和回馈社会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而腾讯基金则是把腾讯网的核心能力和公益需求结合起来，通过网络平台让更多网民参与慈善公益。如建立一整套爱心积分体系，网友可以通过腾讯公益网为公益组织捐赠现金和时间，也可以捐赠QQ积分，他们的捐赠行为会被记录下来，最后爱心积分可以在腾讯终端上有所体现，达到一定额度后，就能得到一颗爱心标志。在网民热心参与慈善的同时，这种做法无疑也增加了用户粘性，对公司的品牌影响力也起到了积极的提升作用。
在企业基金会实施战略式慈善的路径选择上，波特提出了两种战略模型：自内而外的“价值链模型”和自外而内的“钻石模型”。
前者是企业可以把自身的价值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包括从内部后勤到人力资源管理的诸多价值活动。企业可以在详细检查价值活动的基础上，发现与企业社会责任正面或负面相关的问题，然后对这些问题按优先次序进行排列，尽力解决可能产生负面社会影响的问题。
而“钻石模型”则是指社会环境的变迁对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战略及对手表现等四个产业竞争力因素产生的深刻影响，最终会改变企业竞争的外部环境。
像IBM、微软、英特尔和可口可乐等企业都会通过在对青少年进行技术教育或社会教育等方面的长期投资，来在年轻人群中树立品牌，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扩大了自己的潜在客户群，这就是明显的“价值链模型”驱动;而像壳牌石油考虑到需求条件的变化，采用“钻石模型”推动慈善事业，每年提供大量资金和专业技术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如道路系统和电力设施，同时显著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环境。
企业基金会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目前所遭遇到的难题恰恰凸显了中国公益机构管理中的两个突出薄弱环节：缺乏战略管理能力和专业化程度的偏弱。
中国特殊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如登记注册门槛过高等原因，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大多处在创新探索阶段，有效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模式并不多见。在一个充满了前所未有风险的社会危机管理情境下，企业基金会作为中国社会公益组织的一支重要力量，背负着公共产品和服务创新的重任，依旧要在未知中继续摸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