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将考察一些细分的领域，以及广东各地市的实际操作。这些细分的领域，涵盖了现在广东三级社工委系统所推动业务的方方面面。
诚然，广东，或者全国的社会建设，其核心的内容，无非是以下主要方面：社会政策、社会管理体制、公民社会、社会创新。
社会政策，主要包括教育、医疗、就业、社会福利（狭义的，主要指养老、助残、拥军优属等）、社会保障、住房保障、收入分配、人口政策（计划生育）等几块。有些时候各地还会用“社会事业”或“基本公共服务”这样近似的表述方式，其中社会事业有时涵盖的内容要更宽一些，似乎不仅是政策，而且包括了相关机构的运营；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则是一个更宽泛的词语，它可能还包括公共安全（社会治安）、公共文化服务、环境卫生、公共交通等等诸多内容。官方会比较喜欢“社会事业”这个用语，而本人则更偏好使用“社会政策”一词。
对社工委系统来说，这些领域皆属于政府口的实务，涉及到财政税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医保、计生、住建等诸多部门，基本上都是社工委只能协调而不能有太多主导的，但社工委至少可以向党委政府提出宏观的目标或改革计划，上升为一级党委、政府决策，之后再要求相关部门加以落实。
“社会管理体制”一词，更多是从政府的角度视之，也是社会改革的核心目标。其主要内容，大概应包括“非政府组织”（NGO、NPO、GONGO）的登记与监管、社区治理结构、政府社会政策与社会事业的垂直管理与横向协调机制等几项内容。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管理”一词改用了“治理”，几乎把社会领域的一些从业者感动得泪如雨下。但是如果细读全文的话，整个文件似乎仍是在政府的角度上使用“治理”二字，并不足以表明政府的理念已从国家对国民的管理转向了政府与社会、国民“共治”的角度上来。共治要求的是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与协同性。
对于“非政府组织”，官方似乎比较厌恶“NGO”一词，而更乐于使用“社会组织”一词，从中央到各省，正式文件皆用后者。但从学术的准确性来说，“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外延最大的名词，它将所有非政府机构皆归入类，也更符合“社会建设”的本意。
至于“社区治理”，很多时候官方则会用“基层管理体制”一词。显然，后者是从行政管理体制的角度来看的，将社区视作行政体系的末梢；而前者，更多是从社区的角度看问题，希望能建立一个以社区自治为基础的共同治理模式。我们勿宁说，后者是现状，前者是目标。从后者到前者的过程，就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从政府的角度看，“社会组织”的管理及社区的管理，构成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其中两项核心内容，而从社会的角度看来，这两项也正是“公民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当然，我们也许应该称之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因思想理论界对这词有着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公民社会”只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只属于海洋法系国家；而有人则认为“公民社会”既可以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产生在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如何，它有赖于一个公共空间的存在。
“社会创新”一词，与前三个词语基于不同的位度，更多是描述一种创意与改善的状态。我们也可以说，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政府介入社会创新的主要手法。但更主要，它应该是社会主体整合资源的模式创新，有点类似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味道在里面。
在国内的各个省份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往往被归类到社会建设里面来，并且被放到最为突出的位置，那就是党建。此一事务更多由中共的各级组织部门直接操刀，所以社工委能够统筹的并不太多。但也就可以理解贵阳市的做法了，该市党委设立了一个机构“群众工作委员会”（简称“群工委”），其主导社会建设的职能与广东的社工委类似，但是在贵阳市委的序列中，它被放在“组织、宣传、统战”等传统的三大部，以及纪委、政法委之前，号称排名第一，是否有协调组织部的意味在里面？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似可以有“社会建设是个筐”的感觉，啥都可以往里装了。但是各省的社会建设主导部门不可不察的是：自己的核心业务究竟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