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的日程总是排得很满。最近这段时间，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正在为国务院扶贫办做关于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经验和案例调研。
“在看到过去几十年我国在扶贫攻坚中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扶贫目标的实现，除需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各种形式的企业发挥其作用外，社会组织的作用不可或缺。”王名特别强调：“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社会组织是扶贫开发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记者：在扶贫开发的进程中，我国的公益组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王名：在中国扶贫工作的进程中，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组织很早就投入到了反贫困的活动中。
在全国各地的所谓“老少边穷”地区，许多国内的公益组织正在不懈地开展各种形式的项目和活动。像被人们所熟知的“希望工程”、“爱心包裹”、“母亲水窖”等等，都是由公益组织发起和组织，并得到全社会乃至国际关注与大力支持的扶贫开发项目。
通过观察项目开展情况可以发现，我国公益组织开展的有关扶贫开发的活动或项目，主要囊括了9个方面：生存扶贫、技术扶贫、教育扶贫、幸福工程、人口扶贫、合作扶贫、文化扶贫、实物扶贫以及环境扶贫。
贫困最首当其冲的表现就是生存危机，也就是基本的生活与生产需要得不到满足。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的“贫困农户自立工程”，包括“饮水”、“搬石造地”及“住房改造”三大项目，可以说在生存扶贫方面颇具代表性。
生存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发展，便上升到了技术扶贫。许多公益组织十分重视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的实用技术培训，这可以帮助贫困人口从本质上脱贫，并防止返贫。
教育扶贫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青基会的“希望工程”，而幸福工程是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救助贫困母亲的行动。环保也是一种扶贫，在这方面，自然之友和地球村所开展的活动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记者：公益组织扶贫有何特点？
王名：在我国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和专项扶贫相结合的大扶贫格局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抓大项目，解决共同问题，公益组织则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帮助解决政府在扶贫中顾及不到或者还来不及做的事情，为政府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方法。
首先，公益组织通过直接提供包括资金、物资等经济资源，以强制投入的方式打破贫困固有的恶性循环，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
其次，通过开展项目，特别是伴随项目的开展和各种形式的培训，将大量有用的信息和技术技能传授给受益人，即常说的“授人以渔”。这种扶贫模式比政府自上而下、通过体制动员的扶贫模式可及性更强。
再者，在长期开展项目的过程中，公益组织选择最需要的人，积累起经验以及相关的知识、技能，用最直接的方式来完成扶贫项目，做得比较细，瞄准性和效率高。这使得他们往往比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更熟悉业务，同时也更加深入基层，能够更直接和有效地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贫困层的不同问题开展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扶贫活动。
与此同时，公益组织还可用直接执行人或中介的身份，协助并监督各级政府贯彻执行有关方针政策，确保真正落实到位。
记者：未来5年，我国将使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这一进程中，我国的公益组织有哪些可供施展的空间？
王名：实践告诉我们，扶贫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如何找到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机制和模式？怎样帮助贫困群体真正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人？诸如此类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新时代的扶贫对传统扶贫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从直接给钱、给物到授之以渔、培养自我生长能力，从个案扶贫到社区建设，都在变化。此外扶贫捐赠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要想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一定要捐赠额度小、方便快捷、简单透明。
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真正的社会扶贫需要企业、社会组织和每一个公众参与其中。我的理解是，社会组织在扶贫中就像一座桥梁，左边是企业、右边是公众。如何推动社会扶贫，社会组织应该怎么来搭建这个平台、发挥好渠道的作用？
首先要做到项目创新。随着贫困人口的不断减少以及贫困不同阶段的变化，公益组织推动社会扶贫最关键的是要瞄准需求，而瞄准需求最重要的是不断推陈出新，根据不同的需求，在不同阶段推出不同的项目。
其次要创新资金使用方式，从筹资发给贫困群众或直接给东西，到给机制、给方法，在贫困地区建立一套帮扶机制，让他们学习谋生致富的手段，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第三是参与方式的创新。这几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应用给社会公众参与扶贫带来了非常多的选择，微信支付、网络捐赠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社会组织应该发挥好互联网的作用，动员社会公众积极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