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一个持久而深刻的转型期。如何协调好正在转型的社会价值观与不同的价值创造方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所有人面临的艰巨挑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两股最重要的力量驱动着社会的变革：一是个人对社会问题更为深入的关注;二是新兴的可持续的社会价值观标准，人们希望找到更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的生存模式。这两股力量驱使我们更多地关注个人利益与关爱社会这两大问题的融合点 - 公益。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英语中的慈善有两个词：Charity 和 Philanthropy。前者带有西方较强的宗教色彩;后者具有中性含义。目前普遍采用Philanthropy，它是由希腊文中的“爱”和“人类”两个部分组成，表达三层含义：增加人类福利的努力和倾向，比如通过慈爱和捐助等;对全人类的爱;旨在提高人类福利的活动或机构;
我们通常理解的慈善不单是一种观念和意识，更是由道德方面的慈祥、慈爱、慈悲和善良、善意出发，通过实际的善事、善举等行为举动对社会物质进行的第三次分配。
第三道防线：医疗慈善
医疗慈善项目是爱心和医术的结合，是以拯救人的生命、恢复人的机能，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目的，由医疗机构与慈善方共同合作，慈善方提供资金，医疗机构运用医疗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对贫病交加的弱势群体实施治疗的医疗行为。医疗慈善救助是社会力量参与大病救助的有效方式，是继医疗救助、商业保险救助之后大病救助的第三道防线。
医疗公益2.0时代
当前个人或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是传统公益在效率上具有难以逾越的屏障，如何使公益行为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如何使公益行为由个体行为转变为群体行为?如何将简单直接的捐物捐钱变成可持续的对社会问题实施真正的变革?
在美国，有超过9.2万名患者需要进行肾脏移植，这一过程由弗吉尼亚州的器官分享联合网络进行管理。以往肾脏靠刚刚去世的人提供，也有靠亲属提供的。据统计，平均每天有17名患者在等待匹配肾脏的过程中死去。尽管许多患者的家属愿意捐出自己的肾脏救助亲人，但因为条件不匹配，往往不能配对。2007年7月，美国一位肾衰患者芭芭拉急需一个健康的肾，否则性命垂危。这时候发现一个名为马特的小伙子经过一系列的身体检查符合肾脏捐赠条件，而且他愿意捐赠。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既然每个人需要一个肾脏就可以了，那么应该把另一个肾捐出去。我愿意把我的肾脏捐献出来，但是我的条件是接受我捐赠的患者，他的家人和朋友中的一个必须也要同样捐赠自己的一个肾脏给其他人。
芭芭拉患者的家属同意了，他们中的一位无偿捐赠了一个健康的肾脏，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条件，接收他们捐赠的这个肾脏的人要和他们一样履行马特的条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肾脏配对捐赠”链条，这个链条能让需要肾移植的患者的配对成功率大大提升，缩短了等待时间。受助者必须带一个捐赠者共同参加，增加了肾脏的来源。
器官捐赠可以让无数人获益，然而这却是一个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有持续稳定的可移植器官来源。虽然理论上每个人只需要一个肾脏就可以活下去，但谁愿意为一个陌生人捐出一颗健全的肾，而自己靠一颗肾生存呢?过去人们不是将希望寄托在患者家属身上，就是寄希望于茫茫人海中的某位高尚而素昧平生的捐赠者。总之，能从这一捐赠中受益的只有其中一方。
对于公益，过去更倾向于为公益而公益，不能从中要求任何回报，从公益中追求一种积极有效的反馈尤其是物质利益的回报，往往被视为不道德的事情。大家在潜意识中有种隐忧：施予方一旦将公益与效果反馈结合在一起，最终会有损公益的纯洁和高尚。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是真正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从病痛中解放出来，还是希望有更多无私高尚的人做出贡献却仅有绝少数人能因这种无私的高尚而得救!马特选择了前者，推动了变革。但是大多数人习惯于选择支持后者，因此一项事业长期陷于困境。正所谓“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善”。
中国的医疗市场最缺什么?
社会资本办医的商业逻辑不外乎考虑“5P"资源要素：服务提供方(Provider或Physician)、支付方(Payer)、服务接收方(Patient)、供应链(Pharmacy)、慈善(Philanthropy)。
中国的医疗市场缺钱么?缺资源么?缺地么?缺患者么?缺医生么?缺药么?这些都不缺。
我们缺的是公益与医疗的结合。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这个世界最缺乏的是善意与力量的结合。但是，以公益的知名、善意或被滥用、或被误用、或被借用、或被不切实际的赋予更多的作用这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而我们所能做的是要找到慈善与医疗资源的结合点，利用新的方式实现善意力量的最大化。
美国达拉斯有一家小儿骨科医院，不到100张床，汇集了美国最顶尖的几十位小儿骨科专家，专门诊治来自世界各地的小儿骨科方面的疑难杂症，只要专家认为“病例”符合要求，完全免费救治。这家医院的医疗、教学和科研设施等硬件条件超过国内很多三甲医院。所有运营成本均来自慈善捐助。通过这样的方式，专家们能够不断接触到罕见病例，并在诊疗过程中进行研究和创新，同时通过教学让年青医生获得成长和学习，而患者有机会获得最佳的治疗方案。
这样的医疗+公益的案例，其实打造了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实现了医院、医生、患者、公益基金等多方的互利和共赢。在中国，慈善基金进入医疗产业需要一定的政策条件和行业环境。目前看到政府放开非官方慈善基金的登记和准入。如果能够推出进一步鼓励慈善基金和捐赠投入医疗产业的政策(税收优惠、财团法人制)，就有可能看到更多的“嫣然天使医院”或“台湾长庚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