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地震对中国的民间N G O而言，是一次真正全面的检验。从汶川地震成长起来的中国公益组织全面参与了灾害救援。虽然成色不一，也有很多有待提高的地方。中国的海外援助已经有了6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对外援助被视为一种外交手段，改革开放之后，又被赋予了经济合作和企业走出去的特殊战略目的。随着中国日益参与全球化，并且从全球化中受益的同时，如何对各个不同政治文化的地区做社会服务就是一个必然的课题。尼泊尔是非官方机构第一次全面亮相，但是重要的是未来中国民间组织应该怎么走出去?就此问题，南都与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特召开蓟门决策专题论坛，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中国扶贫基金会走出去的经验
□ 王行最(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值达到6605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我们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非常大。但目前中资企业还是比较缺乏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规划和专业，或系统的规划，或者部门以及专业的人员。
总之，中国政府和企业投资了大量项目，但是大多数都是跟社区发展没有关系，主要集中在工程项目。民间组织在官方援助和企业的CSR项目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有限。仅仅是官方援助或企业的对外投资显然是不够的，如何形成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三方互动的立体对外援助的模式，应该是当前研究和探索的话题。
扶贫基金会国际化探索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自2005年开始紧急救援，我们的能力比较有限，不可能在国外长期地驻扎，更多依托于国际组织和合作伙伴进行救灾。从2009年到2012年，我们开始了第二阶段，开始派人出去，并进入社区。同时组建了专门的国际发展团队，有专门的人员负责。从去年开始，我们进入了第三阶段，开始展开较长期的项目，探索海外成立办公室，准备长期的扎根海外。
截止到目前，我们在14个国家开展了项目，总的投入超过8000万人民币，涉及的紧急救援、设备援助、民间组织能力建设、医院建设、大学生资助，除欧盟国家以外，遍布世界各大洲。
最早我们以出钱、出物的方式参与的是救灾，2005年印尼海啸、新奥尔良飓风，我们从人道主义角度参与救灾，很多人批评我们，中国和美国实力差距这么大，你们还要去援助?但是我们还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做了，尽管钱出得比较少，但是也是道义上的支持，以后我们继续参与了其它地区的灾害救援，从巴基斯坦地震到非洲埃博拉流行病，我们都参与了救助。
特别是埃博拉流行病，我们可能是中国公益机构里面唯一一家对联合国的公益救助倡导进行响应的。当时我们和腾讯合作募捐，还打破了一项基尼斯世界纪录，24小时募集了121万元，捐赠人次历史最多。
我们总结如果想要长期合作，受援国本身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2010年的时候，在商务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的支持下，我们邀请了20位苏丹民间组织的领袖，到中国培训并进行实地考察。
开始出钱也出人，这就属于第二阶段。我们一路探索，逐步摸索了一些经验。既要有援助型项目标志性建筑，更要有社区发展项目，不仅仅把硬件有形的建筑物建在那儿，更要进入软件的建设。我们在苏丹建医院，同时还派了两个人进入医院的董事会，参与医院的管理，并从国内选拔医生到当地进行培训和援助。最终我们实现了医院自身的循环运营，就诊的人数不断增加，医院收入也提高，既能进一步改善医院的服务和设备，又能给当地贫困人群提供廉价服务，这个项目得到了外交部的高度赞扬。
总的来说，政府的投入也挺大的，企业投资也很大，但是真正民间组织走出去还是面临许多的障碍，需要有关方面的政策进行倡导。所以我们在2013年组织了三个课题组分别对对外援助的总体评估情况做了一个回顾，中资海外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所承担的角色以及他们取得的一些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民间组织走出去要有什么样的战略选择，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走出去，我们也做了相关研究，并组织了民间国际社会责任的专门论坛进行讨论。去年我们还与安平基金一块合作，从各大媒体选了几名记者到非洲进行了调研，还准备启动对外研究东南亚项目的调研。
我们经常在海外听到别人讲，这是中国人的项目，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露过脸，但如果进入社区开展援助项目，这些项目就是长期性的，三年的、五年的，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就需要你有人在当地。我们现在准备在缅甸开展这样的项目，先做试点，给企业进行示范。
这个项目，我们在仰光、曼德勒的六所大学，选了50个学生，第一轮资助已经开始。第二轮，我们在办事处正式注册以后再进行大规模的项目活动。资助对象是家庭特困、偏远农村的大学生。
除了直接给援助资助以外，我们开展了大学生成才的支持活动，包括同学会，由同学们自己组织一些活动，包括开展一些其他的公益活动，在公益活动的基础上写文章，把大家的改善或者对国内发展的看法写出来进行一个竞赛，好的话我们跟中国的高校一起来交流。
在国际化探索过程中，中国扶贫基金经过多年探索，从只能出钱出物，慢慢的人也可以出去，最后能够长期的驻扎。现在尼泊尔我们还有6个人，可能是目前唯一一个坚持在一线的中国民间组织。我们自己认为，民间组织走出去，必须要坚持几项原则，首先是民间帮助民间的原则，我们作为民间组织突出我们的特性，让当地的民众受益。其次，需求驱动，根据当地的需要提供项目，而不是自己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捐赠人提什么我们做什么，强加项目给别的国家和人民。第三个原则，合作。不是我们自己带队伍过去，所有事我们自己办，这种做法诟病很多的，我们的经验是要多多和当地机构合作。第四个原则，我们有朝一日总会离开，所以必须培养当地机构的运作能力，保证我们走了后，项目还可以继续持续下去。
同样走出去必然面临的挑战，第一，关于民间组织走出去法律和政策都是空白，所以民间组织国际化无章可循。第二，我们资金来源有限，政府有数百亿的海外官方援助发展资金，但基本上没有和民间组织的合作的项目。第三，咨询和能力建设，我们缺少公益服务的智力支持。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想政府有关部门，是否应该针对民间机构走出去专门立法?我们使用外汇只能采取企业的方式，既不方便，成本还很高。设备出去了，物资出去了，能不能免税，没有成法，只能一事一议。
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建立起购买民间组织服务的政策机制，西方国家大概是30%援助是通过民间组织来执行的，而我们基本约等于零，两三百亿资金里面可能有5%由民间组织执行。政府可以建立民间组织援外的专项资金，同时制定政策、规模、制度、目的，并进行监测和评估，由民间组织负责具体的落地实施。另外中资海外企业怎么利用民间组织的专业性，提升海外项目的精准性和海外性，这也是企业界需要去做的。
60年来海外援助的经验与教训
□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的对外援助有60年的历史，总结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以前30年的海外援助，基本上集中在非洲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越南、朝鲜。非洲也相对会多一点，但主要都是医疗援助和楼盘建筑。这个时期对外援助的特点，就是军事援助比例非常高。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根据当时对中南半岛援助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对外援助一大半都是军事援助，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大家可以理解，真正的军事研究报告是不可能公开的。另外就是中国的对外援助政出多门，信息不透明，信息混乱，反过来导致了援助决策的混乱。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开始急剧减少，开始主张互惠互利，无偿援助变得非常少。中国绝大部分援助是以优惠贷款的形式发出去的，2014年的海外利益报告书来看，情况有所改变，但优惠贷款仍然占了海外援助的55%，O E C D框架里优惠贷款都不算发展援助。柬埔寨和中国有着传统友谊，2007年中国对柬埔寨援助总量9244万美元，其中无偿援助43.6万美元，只占0 .47%，其它都是优惠贷款。
中国的这种援助行为，客观还是和国家的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的。以对外援助带动本国的外贸和经济向外走，可以说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主要思路。现在政府也意识到这一方式存在很多问题，把优惠贷款与对外援助项目捆绑在一起，最后又承包给中国企业，非中国公司能拿到的项目非常少。中国海外援助的一个特点是项目以成套项目为主，所以这些项目建设最后落到各个省的国际合作公司，采购和劳务都是国内购买，最后大家发现整个中国援助跟当地人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又引起当地人不满。
中国海外援助中，基本看不到N G O的身影，这是非常大的缺陷。海外援助都是政府行为，主要是公共基础设施、经济项目领域里面的基础设施。公共基础设施多为各国的国家体育馆，一年就用几天，平常养蚊子，所以被称为蚊子馆。当然这些年也有些变化，特别是非洲的援助项目越来越多地侧重医疗。其实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海外援助最成功的就是往非洲派援助医疗队，总计23000人次以上。主要的形式是每个省指定几家地区级以上的医院，对口承包非洲的某一家医院，医生扎根在那边三年一个轮回，从1964年第一次往外派一直到现在，收效非常之好。
总的来讲，中国的对外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还是明显偏低。1973年、1974年曾经非常高，但这是一些特殊的政治原因导致的，并不值得夸耀。纵观整个对外援助的状况，我们对外援助的决策一直较为随意，缺少规划。因为很多项目是短期决策，所以这些项目普遍存在长期运营问题。再者，我们的劳务出口管理非常混乱。以柬埔寨为例，我们官方统计，真正有劳务工作许可的还不到2000人。但实际上仅柬埔寨纺织业，一半以上都是中国人掌握。当然在非洲已经开始改善，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这个工业园非常成功，90%以上的劳动力都是本地人，也不存在中方劳工的封闭管理。
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和O E C D国家的发展委员会(D A C )的海外援助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绝大部分援助走的是双边援助，中国直接给目标国。发展援助委员会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是捐给国际组织，通过国际组织再援助其他国家。N G O，在O ECD国家的海外援助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我们几乎看不到这一角色。
总结起来，我大概有这样几点意见。我们应该成立一个中国版的国际开发署，统一处理对外援助，对外援助要有专门的立法。我们优势医疗援助应该专门增加投入，提高去海外援助的医生待遇。海外援助目前占我们G D P的占比大概为0 .07%，比例过低，中国政府应该意识到并适当提高。N G O组织的海外扶贫，这些也是我们应该积极推动的，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多一些合作伙伴。要提高无偿援助的比例，不能90%以上援助都是优惠贷款。
中国海外援助的两个转向
□ 王建伟(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系主任)
中国海外援助的变化，有一个从军事化变成经济化的方向转变，今天又出现了新的动向，从单纯的经济化转向社会化的对外援助，所谓的深入到社区，争取民心。另一方面，从过去政府垄断对外援助，转向了官民并举，目前官这边比较大，民这边依然比较弱。当然美国的对外援助，主要也是官方为主，民间为辅。这种新的对外援助多样化的局面，官方和民间应该如何互补，形成怎样的一种官民结合的方式。政府、企业、民间，三者如何发挥各自最大优势，来形成最优的组合，这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利益和公益之间要有一个平衡操作，完全不讲利益不行，但是完全利益导向的援助也不可取。前面两位都讲到中国要提高无偿援助的G D P的占比，但从人均G D P角度看，中国仍然是穷国，在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还必须考虑社会接受程度。薛力提到中国对外援助的信息公开的程度很低，这一情况可能与对外援助政出多门、相互之间不互通消息有关，但可能也有政治外交上的考虑。这个因素也是我们在推动具体的对外援助政策上需要考虑到的。
目前中国民间的对外援助，着力点依然还是在紧急救助，主力还是集中在物质性的救助，真正能参与的人比较少，这是我们突出的问题。冷战时期，美国曾有过“和平队”计划。当然该计划本身有对其它国家进行渗透的政治目的，但是我在美国多年的经验观察，“和平队”对美国的外交产生很大的作用。“和平队”主力是学生，利用假期去海外参加和平队，甚至有些人回来染了一身病。但这些孩子家长都非常支持，全社会积极支持。这些学生有过这样的历练，自己人生体验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民间组织还可以借助这些经验，去加大这方面的培育和支持。
总的来说，中国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必须认真面对国际责任的问题。中国用何种方式来回馈国际社会，这是一个世界都关心的问题。但我的问题是，中国在这方面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可能物质的基础已经具备了，但是精神的基础，或者是道义的基础是不是具备?这是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