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一代人来说，慈善传统是一种严肃的职业行为，或者是当人们在退休以后才开始的行为。现在，具有慈善“未来基因”的一代——年轻的财产继承人、年轻的富豪和年轻的高收入者，在他们的早期生活中开始慈善活动，并正寻求新的和更综合的方法来平衡慈善与其他行为。
当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家族成立了一个小型基金会，我开始接触到慈善并逐渐深入其中。时至今日，作为一名社区组织管理者，慈善开始慢慢地浸润到我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并成为了我学术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研究慈善对政府政策变革的影响。我还以志愿者的身份成为几家基金会的董事会核心成员。2010年，我成为了“勇士慈善”(Bolder Giving)第一个全职执行董事。
首先，我需要向大家解释一下慈善“未来基因”这一术语的含义。在我刚开始接触慈善的时候，我曾困惑于如何理解慈善的“未来基因”，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渗透力的概念。
谁是具有慈善“未来基因”的下一代?
相对于传统的代际划分，如1946年至1964年间出生的美国婴儿潮一代，我们对“慈善代际”并没有如此明确的起始界限划分。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慈善家，尤其是那些拥有巨大财富的捐助者，都是在晚年开始涉足慈善。当下，有更多的人在二十多岁，三、四十岁时便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这个现象的背后有如下几个因素：全球背景下慈善文化认可度的上升以及其社会认可度的提高;科技型企业中较快积累财富的年轻一代;美国和西欧国家中财富的大规模代际传承。
人们不禁要问，我们所说的具有慈善“未来基因”的下一代指的是哪些人?一般而言，我们所指的具有慈善“未来基因”的下一代是指二十到四十岁的青年慈善人群，这个年龄跨度的慈善人群中存在显著的变化，而且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先进的南非”研究所慈善咨询师阿曼达•布洛赫回应了这种不确定性，她说：“我不是很确定，自己应归属于上一代还是下一代慈善家，我刚刚步入40岁，也许把自己定义为当下的一代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吸引我探讨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对慈善“未来基因”的两项早期研究结果的深度分析：慈善援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 Fundation)于2012年发布了《慈善未来之星》报告，这是一项对北美、欧洲、亚太地区国家1500名年轻慈善家的调查报告;美国的大峡谷州立大学约翰逊慈善中心于2013年初发布了《慈善的未来基因》报告，这是一项针对310个美国高端年轻慈善家的调查，其中包含30个深度访谈。这两项研究为我们探讨全球慈善“未来基因”人群的异同提供了基础，并反映了年轻的慈善家针对这一问题的反馈、访谈和分析。
我读到这些近期公布的报告有所共鸣，也发现了自己的经验与这些调查和访谈所表达出来的想法存在偏差，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年轻的慈善家存在着不同。
两代人看待慈善的差异
下一代的年轻捐助者比起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更早地接触和参与慈善，慈善似乎更直接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并被看作是表达自己激情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行动。这逐渐成为一种全球趋势。
巴西Geração研究所主任伊莱恩•史密斯注意到，虽然巴西还不见得会马上出现新的大规模的慈善捐赠行动，“但是这里似乎出现了一种潜在的思想转变，人们不再忽略慈善，而且不再仅仅通过商业来创造和分享价值。”本着同样的精神，来自印度一家战略慈善基金会的慈善论坛负责人尼塔•萨洛奇注意到“年轻的一代没有将慈善仅仅定义为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和阶段，他们把慈善作为一个生命中的连续的统一体”。
与其说这是两代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如把它看成是年轻的慈善家开始其慈善旅程最初阶段的一种现象。对于上一代人来说，慈善传统是一种严肃的职业行为，或者是当人们在退休以后才开始的行为。现在，具有慈善“未来基因”的一代——年轻的财产继承人、年轻的富豪和年轻的高收入者，在他们的早期生活中开始慈善活动，并寻求新的和更综合的方法来平衡慈善与其他行为。
当被问及参与家庭慈善事业的影响，亚历克斯•巴菲特•罗泽克(沃伦•爱德华•巴菲特的孙子)指出，“我最大的顿悟，可以这么说，起始于对基金会的参与，为什么我仍然心怀感激地参与直到今天，其原因就是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空间来储存对世界的看法。”
随着年轻的捐助者在他们的生活中更早更深入地参与慈善事业，我预测我们将继续看到商务和社会活动之间、慈善事业和投资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下一代慈善家将为社会的综合变革开发出新的模式。
寻找系统性改变的机会
同样，当我们面对全球财富日益不平等，气候变化威胁到对国家和全球治理的挑战，下一代捐助者似乎将优先权给予了解决那些最紧迫的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并寻找系统性改变的机会。我认为自己的慈善行为以及与其他具有“未来基因”的捐助者的多年合作正反映了对这一变化的推进，如社区组织优先，倡导退伍军人服务，儿童福利事业等等。美国慈善机构“代际资源”执行董事杰西•斯佩克特认为这是年轻的捐助者“了解我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和寻找新的方式以支持社会体系改变”的兴趣。正如埃及马迪社区基金会创建者马尔瓦·埃尔•戴利指出，来自“古埃及”的年轻慈善家想要回应社会的根本性原因，而不是仅仅解决一些表面化的社会症候。
这些问题正在获得所有代际的关注，来自阿拉伯之春和新占领运动的一代日益感到，如果要为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孩子创建一个可持续的世界，就必须要用超越传统的方式来推动慈善事业。制造社会抗议运动源自一系列政治理想的幻灭，它不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好的社会，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战略性慈善推进会产生改变社会的影响力。阿曼达·布洛赫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她描述了南非的“下一代”慈善家当民主没有实现时候的“气恼和失望”，这些慈善家希望通过对社会正义的倡议和支持来表达他们的理想。
更多地公开谈论捐助
公开谈论捐助行为并与其他的捐助者分享捐助故事是“下一代”捐助者比较明显的特征。我认为这是数字时代发展的结果，在线生活和社交媒体的联结产生了实时通讯并改变了隐私准则。如尼塔·萨洛奇所说，当我们的父母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印度年轻一代的捐助者感到自己有责任倡导变革，积累来自朋友和同行的支持，从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来改善我们的社会……年轻一代似乎在书写围绕慈善事业的全新对话并准备向下一个阶段推进。
“下一代”的捐助者认识到从来不会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相对于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我们更快速和更热情地支持捐助发言人并应和其倡议，我们明白分享我们的故事实际上是一种服务行为。如杰森·哈奇森·奎利恩在访谈中所提出的：“我想要与更多的人分享这些令人惊叹的秘密：慈善不仅可以使其他人生活得更好，而且也将让你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从遵循父母到独立
“新一代”的捐助者都经历了一个先遵循而后独立于他们的家庭的慈善实践历程。我看到美国下一代捐助者就动物保护、环境、公民权利等事件进行宣传。青年、家庭、教育等基本问题作为与我们父母和祖父母讨论的议题而被高度关注。这使我意识到，我们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与我们的父母有很大不同。
研究证实，关注艺术和文化、宗教和健康的组织现在需要更多地注意从事慈善的“新一代”捐助者，并且需要面对捐助者不断老龄化的问题。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将有更多的时间来探讨艺术，面对更多的健康问题，并在我们开始抚养子女时更多地关注宗教，这些都是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目前应注意的重大变化。
很多的“新一代”捐助者正在寻找与他们父母的慈善主张相应和的方法。《慈善未来之星》作者指出，“这一代青年比他们之前的一代人更接近他们的父母。他们互相分享价值观、利益和目标，他们希望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来改变父辈和自己对价值的看法。”
亚历克斯•巴菲特•罗泽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可祖父沃伦·巴菲特的理念，认为应该把钱捐给他们最了解的人。但与祖父做法不同的是，他创办了一个大规模开放式的在线课程MOOC，将人们聚集起来，并通过捐助基金会向他们提供资助。
我们还将目睹来自我们这一辈捐助者的更多的创新，这些创新建立在我们的经验、成功与挑战之上。家庭的参与也将定义我们的慈善路径。
随着年龄的增长将会发生什么?
新一代的捐助者在未来几十年将如何发展是一个公开的话题。积极参与我们所支持的慈善机构的行为将不断增加?或者当我们有了孩子以后会减少我们的行动?在推进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将面临更大挑战?我们是否对推动社会变革的捐助行为抱有持续的激情?我们是否会因变革的节奏过慢而甩手不干，并回退到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里去因循守旧地开展一些传统的慈善行动?面对风险，我们的倾向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吗?
当我被要求谈论“新一代”慈善家的问题时，我总是会界定年龄与代际之间的区别。青少年经常反抗他们的父母，但这是一个年龄的阶段性问题，而不是代际的原因。代际的特征会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动态地持续，呼应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规范，并产生这一代人所特有的事件。接下来我们才可以看见哪些是“新一代”慈善家的持久性代际特征，哪些只是第一代人在青年阶段参与一定规模的慈善事业的年龄特征。
我期望，当下的“慈善基因”将以不同于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方式继续从事慈善。我以一颗同样好奇的心，想看看未来的一代将给慈善带来哪些事件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