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目前的中国面临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中国的企业，也不得不开始正视自身的社会责任，甚至开始向社会企业的转型。
从企业社会责任到社会企业，这是一种质变的转型，但在中国尚未完善的社会治理结构下，从非营利的志愿者组织到社会企业的跨越充满挑战，所以，有必要厘清具有社会责任的资本与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路径，探索通过管理创新，提升社会企业与公益组织的效率。基于此，麻省斯隆企业与社会论坛在北京举办，来自MIT斯隆管理学院、友成基金会、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等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了讨论。
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公益性
约翰格·兰特(麻省理工斯隆全球经济与管理高级讲师)：大约是在100多年前，企业就出现了，然后政府必须给新建立的企业制定一个相关的章程。之后它们建立了一个和约，规定企业必须在同时也对社会作出一定的贡献，这是企业社会责任最初的雏形。这时候企业开始逐渐地发展，逐渐地要实现他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企业在追求最大的利润的同时，还要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
政府初始介入到企业的运营当中，主要就是为了回应工业革命，比如说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会有垄断出现，所以政府开始对企业来进行进一步的介入。大约是60年前，在公共讨论的环节当中，大家开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讨论。学术界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在十年之后，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人们又谈到了企业应该怎么样来做，企业对于社会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在过去的20年当中这个问题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得到了回答，对于企业来说，应该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盈利，同时要考虑更为宽泛的社会环保方面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企业强调的是企业社会责任。
为什么企业要非常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这里面有三个领域可以探讨。在2000年之前大家审视企业的话，可以看到几乎世界领先财富500强很少会发布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或者可持续报告。可是现在几乎每一个企业，都会发布非常详细的社会责任方面的活动。因为这么做，对自己有益，对社会有益，客户也非常关注，因此企业本身也会关注。
有很多的调查研究涉及到了企业对于自己社会行为方面的态度，一个全球调研当中表明，77%受访者认为，对于企业来说对社会负责任很重要的;50%受访者认为，如果一个企业有更好的社会责任，他们会进行更多的消费。同时对于一些良好的企业，如果他们在社会方面是非常负责任的，对于客户肯定也是会相信的，否则会产生疑问。对于客户而言，如果这家企业即使犯了错误，但是对社会负责任，他们也更多地愿意原谅。对于员工而言，特别年轻一代，70%的人认为，他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会受自己雇主的影响，超过50%的员工说，他们更多地愿意去拥有社会价值观的公司去工作，即使他们的收入减少15%。
新公益具有社会价值创造能力
王平(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新公益和老公益和传统慈善有什么不同?区别只有一点，就是社会价值创造能力，其实翻译出来就是im pact(影响力)，这有一个维度是公共性和社会性，传统慈善往往是一些企业家、富人或者个人寄托着自己一些情感的要求和价值的体现，来帮助弱势群体去做一些捐赠服务。这个从公共性来讲更具个人性，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一般就是捐钱捐物救助的一些模式。在影响力上是在比较低的范围。
第二个层次就是说公益比传统的慈善又近一步，在议题上更加具有公共性。同时它的组织方式更加具有专业性，更有组织性。但是传统的公益也往往还是救助辅助的一种模式。我们所说新公益是什么呢?新公益是跨界合 作 的 社 会 创新，用的这些方法都是具有创新性的，解决的方案都具有系统性和可持续性，采取的议题也是更加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
当我们看着在具有社会性公共性方面和解决方案的专业性方面，有延伸的时候，社会价值创造力即影响力越强，这就是我们所说新公益和传统慈善区别，可以把这些变成一些量化的指标体系。相反的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公共性和专业性，可能会在不当的慈善当中，损害人的尊严和能力，造成等、靠、要的一些堕落。
为什么要强调社会价值的创造，而不简单是一个救助?因为在新经济和新技术时代，这是一个能把事情加倍放大的效应时代，通过科技具有放大的效应。还有就是资本，我们在做很多投资人，也有放大的效应，在这种放大性方面，一个很小的蝴蝶翅膀，都可以带来很大的飓风，如果没有价值选择，可想而知它的放大方向是错的，将是一个巨大损失。
如何取舍，取决于我们的选择，这个选择其实是走向解放还是走向奴役的选择，如果我们回归到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评估体系，而不仅仅是说以钱为本，以利为本，以经济发展为本，我们就有可能获得解放，就是这些工具和放大都会让我们加速实现自我升华和解放。相反如果不以人为本，反而对人的异化，对环境、社会和人心的破坏，就会把我们变成被奴役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要讲社会价值。
加大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黄亚生(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我今天从创新这个角度来讲，来探索一下企业的社会性。先从经济发展前景这个宏观的主题讲起。对中国将来20年的经济发展的预测，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国内的学者一般来讲是比较乐观的，国外的预测机构不是那么乐观。世界银行、麦肯锡他们预测今后20年中国发展会到5-6%，而中国国内的预测一般来讲还是在8%左右。
发展的模式的问题，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动力是大规模的资本的投入，大规模的人力的投入。而创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个的比重中，只占大概是30%左右。而这30%里面差不多有60%是因为农村的人口转移到城市，从事工业工作，就是这么一个转换，而不是我们想的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发展只有很少成分是创新完成的，包括是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
但这种发展的持续性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斯坦福大学的课题组从上世纪90年开始，到中国的农村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调查研究。这个调查研究就是把在农村的劳动力，按年龄去分组，比如说16-20岁、21-25岁，然后去看在这个年龄组里面有多少人还在做跟农业有关系的工作。上世纪90年代在16-20岁年龄段大概只有24%左右的人做非农业的工作，21-25岁是34%左右。但是你看到2007年，16-20岁这个年龄段已经有93%的，21-25岁是91%，也就是说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生产力的增长只是占30%，而这30%里面60%再发展的空间几乎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了。这个对中国将来的经济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中国将来经济还要长期地发展，必须改变现在经济的模式、企业的模式和社会发展的模式，必须要加大创新在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
创新在中国经济今后的20年的发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中国今后20年的经济发展能否保持过去的快速的增长，能否避免中等收入的陷阱?回答是二者皆有可能。
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首先，应该有一个包容性的普惠的增长模式，这也是麻省理工学院一位经济学家和哈佛一位经济学家提到的，他们通过全人类过去2000年发展的历史发现，如果经济发展不是包容性的，也就是不是普惠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经济发展当中获得收入增加，出现极大的不平等，那么，没有一例国家能够长久地发展下去。
斯坦福大学课题组做的研究表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只有几个国家和经济体成功地避免中等收入的陷阱，这些国家和这些经济地区，他们具有一个共通性，即发展是比较具有包容性的，也就是说从技术角度来讲，他们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
其次，要加强企业和经济社会管理的水平，要宽松企业运营的环境，要更多地依赖于创新和技术发展，同时要健全法律制度，市场竞争，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有效的金融市场和学术自由自主和自治。
世界上有两种科技体制，一种叫做科学共和，在科学共和下有学术自由的，有学院自治的，是一种开放的体系。比如说数据共享、合作研究和同行评审制度。还有一种体制，比如说前苏联，还有中国古代也是属于这种体制，叫做政府共和，政府控制了研究机构和大学，政府任命大学高级管理团队，对大学有非常微观的控制。在过去人类历史上用技术发展、科技发展成功的例子都在科学共和，而不在政府共和。
社会企业也应拥抱新商业模式
吴伯凡(《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主任)：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是脱贫致富，少数人先富起来。中国很多的商业性组织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脱贫，如何在这个市场上以最快的、最简便的方式赚到钱。这里面有点像丛林法则，但少数人先富起来的逻辑，就意味着多数人是贫困的。问题是今天贫困已经不在是少数人的事情，你可以说我赚到了很多钱，但是你不能把大多数人呼吸的肮脏的东西扔在身后，别人的贫穷不再是别人的贫穷，也是你的贫穷，别人的糟糕的环境也是你糟糕的环境，你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主动或被迫去解决他人的问题。帮别人跟帮自己之间的界限，过去是非常分明的，甚至过去两个是敌对的，而今天企业不得不面对的是共同的问题，就是公共财富的问题，公共财富、公共价值的创造，已经成为企业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反过来，如果从一开始不是做一个商业性、营利性的组织，而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在这一点上却也和商业组织面临着类似的先天不足。商业组织先天不足就在于，把别人的、社会的价值和环境的价值，可以抛弃脑后，甚至以牺牲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来换得商业上成功。中国社会企业必须要补一个课，就是中国企业作为一个商业组织，真正经营管理企业的经验不足，在很多程度上是机会驱动、资源驱动，真正能够供一个其他的组织来借鉴的所谓的秘诀、法宝，都不可移植。所以我们社会企业，面临着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没有办法用一种真正成熟的商业管理的方法去运行一个组织，尽管这个组织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
当然对于一个组织的设计，尤其是对于组织的商业模式的设计，社会企业也同样有一个商业模式。在追踪客户价值、客户需求上面，要有一种强大的识别力，需要有一种商业企业该有的对于商业模式、对于需求识别的隐信息、微信息的感受力。很多社会企业抱怨，我们这么投入但经营还是那么困难!能不能反过来问，我们真的像商业企业那样做到在捕捉客户价值、追求良好的客户体验的时候殚精竭虑?有没有用自己的善意就掩盖了我们在商业经营和商业需求的把握上的弱点?
另外就是盈利模式。这不是商业企业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要追求利益相关方最大化。这个设计很多商业企业已经走在社会企业前面。比如说互联网企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互联网企业带有很强的公益性，很多互联网企业把免费的商业模式作为他们的主要的商业模式。这个免费在传统商业组织里面就被认为是匪夷所思的，但其实在这个时代，由于转移支付和交叉补偿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它把免费已经做成一种非常可靠的商业模式。当互联网企业、新兴的商业组织都在利用社会价值去创造商业价值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企业反而是在这一方面相对反应比较迟钝的。
社会只要是一个组织，一定有绝大多数的相通性，而在今天这个时代，商业组织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特性，或者换句话说越来越像社会组织，像社会企业。反过来我们社会企业也应该顺应这个潮流，应该去拥抱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应该把自己划到不是一个在商业领域之外的异类，而是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以自己独特的商业模式，去创造独特价值的一个组织，在这一点上也许在未来，企业履行他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企业去经营他的组织之间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开始跨界，而跨界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