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该洗洗睡了？——评安子杰“国际组织在给中国帮倒忙？” - 义工新闻 - 宁夏义工网【官网】

最近在公益圈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国际组织在给中国NGO“帮倒忙”？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学者安子杰(Anthoney J. Spires)，最初发表在《中国学刊上》(The China Journal)。该文甫一刊登，立刻得到众多公益人士的追捧。我的理解是此文说出了很多国内NGO的心声，大家很有共鸣。

　　看完中文的文章摘要后，担心由于翻译原因造成理解有误，我找到英文原文，研读两遍，对于其中的几条重要观点，不敢苟同。尤其看到本土公益人士一片欢呼，我觉的此文有可能会误导一大批人。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谈谈我的几点看法。

　　该文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是国际组织一厢情愿，不去真正设身处地地考虑本土NGO的需求，而是生搬硬套北美的经验，结果是国际组织的项目不接地气，无法真正帮到本土机构，相反有时还越帮越忙。最近，什么“被培训”、“被能力建设”、“国际组织不真诚”等之声不绝于耳。笔者供职的国际组织也有NGO能力建设的项目，这种抱怨和指责也听到不少。平心而论，一些机构确实存在这些问题。但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有个全面、客观的认识，不可人云亦云，更不可意气用事，否则不利于中国NGO健康的发展。

　　任何打着“保持草根性”之名，行不思进取之实的想法和做法从本质上来说是反智的，不利于本土公益的发展。别人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成熟的做法，总结出先进的经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沉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学习呢?说得不客气一点，别把无知当个性。你甭跟我拿“中国国情”说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100多年的历史见证了中国人在“西方文明”和“本土经验”之间的纠结，可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能见到“拿来主义”的身影。总有人扯起“中国国情”的旗号，打着“中国特色”的幌子，拒绝接受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普世价值。笔者考察过好几个转型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当地机构交谈中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跟我一再强调其国家的复杂性和独特国情，我本来还以为只有中国的国情特别、事情难办呢。

　　一、中国NGO的发展必须向专业化、职业化迈进。

　　NGO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就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的一个典型例子。借用一个段子：人家明明已经告诉你大路在哪里，你非要摸着石头过河。专业化其实就是安子杰文中两个作为反面案例的培训项目所提供的关于机构治理、筹款技巧、战略规划、项目设计、逻辑模型、财务管理等内容，另外还有就是所工作领域的专业知识。然而我们NGO的现状就是热情有余，能力不足。专业领域一知半解、贻笑大方，机构内部管理混乱、内讧不断，项目设计目标不清晰、逻辑不严谨，人际沟通语焉不详、不着边际……。不专业除了无法很好的解决社会问题，也无法为自己与政府和企业的对话中赢得对方的尊重和一席之地。

　　公益既是一份事业，也是一份职业。经常听到有人说：等我退休后就投身公益，或者说等我赚到多少钱后就怎么怎么……。坦白地说，作为职业公益人，我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地伤害，好像我们是不务正业。我们不仅从事的是正经工作，而且是对职业技能要求很高的工作。笔者供职的国际机构致力于减缓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项目人员几乎全部是能源、环境的专业人士，项目负责人一般都有10多年的相关工作经验。对于我们来讲，像工人、教师、医生、运动员、律师、公务员一样，我们是职业公益人，专注在环境问题。由于专业性的缺乏，现在国内的公益圈显然不是规范的行业，而更像一个江湖。规范的行业需要兢兢业业、高素质的职业人员，而江湖通常需要带头大哥和草莽英雄，有时为了争夺领袖地位，大佬们谁也不服谁，甚至互相攻讦。

　　NGO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对从业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仅仅有激情、甚至悲情是靠不住的，也不可持续，所以更需要理性和职业素养。从职业技能来说，很多其实和其他行业的要求是一样的，甚至更高。这些方面，本土NGO都与欧美有很大的差距。类似文中提及的能力建设项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二、本土NGO的功利主义

　　文中多处提到，国外的模式与中国的现实脱节，这些“精英分子”根本不了解实际需求，携资金优势，能力建设成为自上而下的灌输。这些论述看似有道理，实际非常荒谬，主要是包括本土NGO在内的中国人功利主义在作怪。

　　当前NGO的功利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NGO的领袖人物有意无意地希望通过公益获得公众、媒体的关注，所谓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经常受到领导的接见，出尽风头，成为众多年轻人的偶像，这种感觉简直太过瘾了。此为另外话题，不详述。

　　另一方面，功利主义还表现在希望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所谓捷径。很多国际组织的培训只是提供先进的理念和工具，没有打算帮助直接解决问题，中国的问题还需要中国人自己去寻找答案。所以被培训者也不应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案例仅供参考，还需要大家长期不懈的工作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三来一补”开始的，因此大家的惯性思维就是最好我不用动脑筋，别人给我一个标准模板，我只要照着做就可以了。记得有次跟南方的一位政府官员谈低碳发展的事情，他问我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做得比较好了，他们去考察一下，然后回来把那些好的技术都应用在他们这里，他觉得这是实现低碳发展最便捷的方式。但考察回来的结果除了失望还是失望。看来中国的山寨思维深入人心啊!对于NGO领域的“拿来主义”也是一样，需要调整期望值，摆正态度，不要急于求成，沉下心来虚心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然后跟本土的实践相结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其中文章提到一个关于“问责”(Accountability)的例子，中国人讲“问责”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能够合规，从而可以从国际组织筹款。据我所知，这种思维不仅是GONGO才有，在很多草根NGO中也很普遍。与NGO人士交谈，每次问到现在最需要什么或什么是最大的挑战，通常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经费。可是从出资方的角度来说，混乱的机构管理、不规范的财务以及言之无物的项目申请书，如何保证捐赠人的资金能够得到合法、合理与高效地利用?我完全同意文中那家国际组织培训机构的观点，练好内功，经费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还有，文章批评国际组织运作项目商业性与可控性，这种批评非常可笑。公益投资与商业投资在很多方面没有什么不同，都要讲究一个投入和产出，只不过商业投资关注的是经济效益回报而公益投资在意社会效益的回报，商业投资需要对投资人负责，公益投资需要对捐款人负责，两者都要进行风险控制。换位思考一下，这有错吗?

　　三、国际组织可以洗洗睡了吗?

　　中国的“改革”是与“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开放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应该有很多，但至少有这么几点：1. 资金和技术，2. 先进的管理理念，3. 为本土企业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功范例。另外可能就是鲶鱼效应，激励中国企业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并与国际接轨。在经济领域，总的来说这种战略成功了。

　　同样的道理，在NGO领域国际组织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不过其出发点不是希望在中国赚钱，而是帮助中国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从历史上看，国际组织，像WWF、福特基金会、国际红十字会等，在其各自领域都为中国做出过重要贡献;同时一些国际组织积极地与本土NGO合作，共同应对中国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国际组织示范其专业性，并给本土机构提供能力建设，帮助他们成长。在中国的NGO还处在幼年期，国际组织将继续发挥作用，既充当伙伴，也充当老师。

　　另外，我发现安子杰的这篇文章成于2012年，可是他用的大部分事例却发生在2005年至2007年间，甚至还引用了1999年的论据，这无异于刻舟求剑。中国的情况是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年年有变化：中国人对公益的认识，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有了很大的提升;政策层面最近几年有所变化，尤其是“郭美美”事件以来;本土NGO不断进步，其状况和需求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例如文中提到当年很多NGO不理解“治理”的含义，现在“治理”已经成为主流话语。同时，国际组织也在与时俱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入国际组织的决策层，能力建设项目日益本土化，项目设计注重自下而上和参与性，笔者身在国际组织，亲历我们机构在中国的学习和适应过程，因此深有体会。

　　四、结语

　　《国际组织在给中国帮倒忙?》一文言之凿凿，但仔细推敲很多观点其实站不住脚。比如关于“参与性”的问题：培训人员大谈NGO工作中必须贯彻公众参与，可是培训本身却如说教，缺乏学员的参与。不过笔者参与的一些培训却遇到另外一种情况，培训中需要学员发言、提问，下面却鸦雀无声，也许是传统的中国教育让我们从小就养成了多听少说的习惯。这一现象，我想既有培训设计或培训师的问题，作为学员难道一点问题没有吗?文中类似于这样偏颇的观点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然而，文中也有一些中肯的观点，比如关于同行学习效果最好，这是成人学习的一个重要特征，近年来国际组织的培训大量采取这种形式。

　　研读此文后，可以看出其作者做了不少研究，搜集了一些案例，访问了一些公益人士，同时也做过志愿者，担任过国外考察团的翻译，因此对国际组织在华工作的有效性进行过思考。但由于始终处在外围，只能通过过时的、表面的、碎片化的信息进行分析，势必以偏概全、主观臆断。

　　对于本土公益人士，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正确对待自身的弱点和国外的先进经验，卸去内心的浮躁和功利，不断加强自己的专业化程度和能力。对于国际组织，应始终持真诚地态度，将中国的实际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让批评的声音不断鞭策自己。

　　作者：ISC中国区首席代表万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