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发言记录最后，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告诫在场企业家的那句话：持续性衰退的冬天刚开始，但春天来时，你要在。
“我活在死后。”尼采的这句话，经济学家许小年曾反复对记者提及。在这个平庸虚无的年代，知识界选择对公众发言的立场与姿态从策略和实效上来说举足轻重。
许小年敢这么说，早就想得很清楚。
“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你要告诉大众他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这是你的工作，既然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或不理解，那就意味着你是要脱离大众的”，“脱离大众”的许小年并没有变得激愤难平，反而充满了一种聪明的冷嘲，“我不好说走在大众前面，一走在人家前面就好象成领导了”。可冷嘲并不意味着没有担当，“你必须要为不解甚至怨恨做好精神准备，要是没有这个精神准备你就别当独立学者，就去跟着大众一起走。”
不同于他的多数同行，许小年谈论、思考问题的落点往往跳脱出经济学的窠臼，有时穿越历史、体制、文化，直指人们的思维习惯。对此，曾做过吴敬琏助手的《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柳红评价说，在上世纪80年代充当过改革智囊的那一代经济学人中，许小年“一直比较活跃、是比较有社会关怀的”。
事实上，许小年对自己为学、发言的方式有相当自觉的体认。
他对我们所处时代有一个大判断，“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二个‘礼崩乐坏’的大转型的时代，第一个则是春秋战国时期”。
“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感?从未见过今天这样的道德沦丧，价值和信仰缺失，唯利是图，世风日下?因为社会由经济、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组成，三者彼此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社会才能平稳运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子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制度和观念基本上仍是旧的。”
“我们现在很尴尬，改革若不往前走，三个子系统天天打架;往前走，有人很痛苦，因为改革损害这部分人既得利益。普通人改变观念也很难，他们还是期盼‘明君清官’。市场经济的观念绝对不是‘明君清官’，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如果说第一次大转型基本完成了从周代封建制向皇权专制制度的过渡，那么第二次大转型的任务则是从传统社会进入到公民社会，因为“只有公民社会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建立公民社会，首先要打破守旧的制度与观念。在许小年看来，人们的惯性思维像是一层硬壳，顽固地包裹着旧观念，愚昧地拒绝新思想，需要用尖锐的方式，“用事实和逻辑产生冲击，敲碎这层硬壳”。
如此一来，所讨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都超过了经济领域，经济学者不得不相应地将研究拓展到了社会、政治、法律，甚至历史和文化”，有了这样的判断，布道者许小年清晰地找到了自己发言的位置。
计划与跃进：痛苦的体悟
“一割麦子，麦芒扎在手臂、脸上，汗水一浸，痛痒难忍。队长没有表，看日头决定上、下工时间，每天在山上十几个小时，一年辛苦下来勉强填饱肚子，现金收入5.17元。那是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的年代。”
上世纪70年代初，许小年随两万知青下放延安，经历了那个年代的狂热与痛苦，40年后，他写下这样的感慨：“那个年代的记忆不断提醒我：计划经济毫无希望，不能开倒车”。
今时今日，几乎已没有人公开地反对市场经济。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发达国家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仍存在着浓厚的计划色彩，各种未经充分论证调研的规划方案层出不穷，拍脑门的长官意志，既得利益者的市场垄断，正在严重阻碍着改革进程。许小年对此体会极深，批评也最激烈。
1974年，许小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4年之后，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成为“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许小年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主要负责国家大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他和同事们参与了包括三峡、山西煤炭基地开发、山西能源基地综合开发建设规划、管道输煤在内的一系列项目论证。1983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他们主持了一项大型预测研究——“2000年的中国”，为政策制定与规划提供依据。
25年后，许小年和当年的老同事们重聚，谈起当年的预测研究，“结果发现只有人口预测是准的，其余的都差了十万八千里”。这让他愈发坚信：“什么规划、计划都是瞎扯。”
即使是严肃周密的规划都难以有效，更不用说一些未经充分论证的大型项目的出台，高铁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正是从过去的经验出发，在高铁发展初期，许小年就和它“过不去”。
2010年12月4日，看到一则“高铁时速达480公里，刷新新纪录”的新闻后，许小年就写下一条微博：“高铁经济效益如何?事先不论证，事后也没交待。当年三峡工程的论证历时几十年，成百上千的专家、学者参与，各陈已见激烈争论。高铁几千亿投资，草率决策，将来若出问题谁负责?”
不幸言中。在2011年7月23日那场震惊世界的高铁事故发生前，许小年已连续撰写20多则微博批判。大跃进的惨痛经历，让他对高歌猛进的数字有一种天然的警惕。在2011年的一次读书会上，他建议立即把高铁停掉，组织社会各界的力量首先要把事故原因分析清楚，然后再来探讨下一步怎么办。
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总结，在高铁发展上仍有各种争议，一些官员认为“高铁不能只讲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社会效益”，许小年回应道：“如果为社会效益建高铁的话，则只能用财政资金，而不能用银行贷款，因为贷款就是百姓的存款。为保证存款的安全，银行放贷必须看并且只看项目的偿还能力，也就是项目的经济效益。”
高铁之后，保障房建设、光伏产业、家电补贴、汽车下乡，均成为许小年批评的对象。在他看来，这种靠政府规划拉动的“鸡血疗法”“花光财政，拖垮银行，只为装点短期业绩”。
而对各级政府目前热推的庞大的“城镇化”规划，许小年同样保持警醒：“城镇化的潜力巨大，但只能通过市场发挥出来，而市场化的效应不是政府事先能规划的。政府应做的是取消户籍制度，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形成土地一级市场，促进资源自由流动，以及提供公共设施与服务。”
政府与市场：谁才是放火者?
如果让许小年用一句话总结自己所做的工作，那就是严格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批驳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与管控，不断进行着一场前路漫漫的市场启蒙。
许小年在多个场合批评“凯恩斯主义”的陷阱。“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增加需求的办法来刺激经济、保持繁荣。可在许小年看来，“凯恩斯主义”最伟大的地方在于指出市场也会失灵，而在指出企业与个人具有的“动物精神”后，其存在着内在逻辑的矛盾：假设一个完美的政府来解救非完美的市场，但事实上，完美的政府并不存在，政府同样具有“动物精神”，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就是例子。
而对“凯恩斯主义”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所发挥的作用，许小年也持保留意见。“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才降到单位数。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也创造了工作岗位，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许小年在著作《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序言中写道。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再度回归，美联储采取一系列措施“救市”，避免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可在许小年看来，这个“救火者”恰恰是这场危机的“放火者”，美联储推行的低利率政策扭曲了金融市场中的最重要价格——利率，成为资产泡沫的重要原因。
危机中，面对大量出口型企业的大面积停产和倒闭，中国政府“在惊慌失措的气氛中，以及GDP挂帅的惯性作用下，紧急启动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扩张计划，即所谓的‘4万亿’财政刺激和2009年近10万亿元的新增贷款投放”。
据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回忆，在金融危机期间，他带领下属加班加点地工作,在几个月时间里编制完成了《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150项细则。
但在许小年看来，这一切却源于政府的一次误读与误判。他认为，政府混淆了中国与美国经济形势的根本区别，在国内金融体系基本健康、不存在系统崩溃危险的情况下，盲目比照国外，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措施，不仅没必要，而且“推迟了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助长了‘国进民退’的趋势，政府投资替代民间投资，降低了经济的总体效率，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房地产便是其中个例。多余的钱进入房市，贷款与按揭提升了购房需求，使房价居高不下，越调越高。许小年认为，平抑房价的政策应该是收紧货币供应和放开土地供应，目前的政策恰恰相反，严厉的“限购”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与经济学原理，不可能有用：“首套房刚需，第二套投资，第三套投机?一天仨馒头刚需，第四个浪费，第五个囤积?一年五身衣服刚需，第六件显摆，第七件奢侈?刚需、柔需能准确定义吗?即使能定义，凭什么要限制、打击后者?自由选择是消费者不可剥夺的权利。”
毫无疑问，政府该管的事情没有管好，却管了太多不该管的事情，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而目前这种情形大有愈演愈烈，不断向私人空间渗透的趋势。6月4日，《武汉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若干规定》意见讨论稿中的一条对未婚妈妈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定引起争议，7月1日，根据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不常回家看望老人将属违法。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启蒙的年代，是一个常识匮乏的年代。
重新发现个人
“勿以抽象的人民替代具体的个人，勿以伟大的人民压制平凡的个人，勿以神圣的人民否定世俗的个人，勿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只见过张三、李四、王五，从未见过人民”，许小年对以一切抽象面目出现的“人”，始终抱着深刻的怀疑。
他演讲著述，旨在呼唤在中国进行一场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启蒙运动，并认为在现代社会崇尚个人权利不会形成隔绝、分散的“个人孤岛”，市场经济会消除个人之间的冷漠;在为他人生产的市场经济中，利已必先利他;市场假借人的利已之心为社会服务，正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
作为一名学者，许小年从不避讳钱的问题。199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此后5年他一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Amherst学院担任助理教授。在一次国际论坛上，当许小年发表完一场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演讲后，有个香港人上前问他是否愿意到投行去做研究工作，许小年问去投行有什么好处，对方答曰钱多。在得知许的年薪后，对方毫不犹豫地说：Double(双倍)。许随即向美国的大学请假一年，来到美林证券香港研究部工作，对他来说，“没有财务自由，就没有思想自由”。
在参加一些媒体举办的活动时，许小年也不忘调侃一下自己。在一次活动上，许谈到由于“社会的浮躁、本人的价值取向，以及对于研究人员、学者的薪酬制度等，造成了中国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研究上和国际上的差距”时，就指了指自己，“我们现在的大学教授、研究人员不甘心于经济研究，一天到晚在外面走穴，就像我今天在这儿一样。”
一个现代社会里的理性人，在各种场合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并没有错，因为他同样要受自己内心与外在规则的束缚。只有自尊、自爱的人才懂得真正去尊重、关爱别人。
许小年谈到自己“公民”意识的得来时，讲了一个小故事。那还是他在人大读研期间，一次和几个同学在假期骑车去山西五台山玩。他无意问庙里一个和尚：凡人能否成佛?和尚回答可以，“那么怎样才能成佛?”和尚答曰：“视人人如佛，你即是佛”。这让许小年大受震动，其实传统中许多东西与现代社会的公民精神是吻合的。
“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体，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在《从来没有救世主》的序言中，许小年满怀启蒙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