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第一场“人民战争”
2012年春节刚过，一张4岁女童的“开胸照”造就了龙年开端公益圈里最具争议性的新闻（报道详见2月7日出版的本报报道《小益益：在争议中告别》）。质疑者吴旭新1月29日下午在新浪微博贴出照片并提出质疑，仅仅几个小时之内，这张照片就因被数万次的转发而迅速传播。一时间“卖器官”、“被虐致死”等质疑声甚嚣尘上。
与之相对应，受到质疑的一方--河南儿童希望基金会，很快也开始利用微博发出回应，并发布了相关的书证--尸检证明材料上显示益益的死因是以往在家虐中受到的创伤突然恶化所致。而后，讨论虽仍在继续，但随着相关证据浮出水面，诸如“儿童希望卖器官”等比较离谱的猜测也很快迅速消弭。
儿童希望的负责人张雯在事件进程中接受《公益时报》专访时表示，这比2年前他们面临另一场舆论危机时的状况好多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招架之力。现在我不但知道对方是谁，也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渠道。”
龙年的第一场针对公益领域的微博“人民战争”并没有像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那样最终引起轩然大波，但也在短时间内同样经历了类似的爆料、争议、澄清、消弭的全过程。细数2011年发生在公益领域的重大新闻事件，我们发现相当多的事件在最初的发生、后来的传播以及最终面对的舆论环境中，都少不了以微博为代表的各种社会化网络媒体的推波助澜。“郭美美”、“卢美美”、“红会”、“宋基会”……轮番面对着一轮又一轮在互联网线路上以光速传播着的拷问。
这些拷问的速度和规模令人吃惊。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郭美美”事件被很多舆论研究者进行了量化的分析--来自百度指数的数据显示，2011年6月20日，郭美美在新浪微博炫耀她的奢华生活，当天对其关注的微博好友仅2126人，由于其“红十字商会总经理”的头衔如此敏感，仅仅3天后，其粉丝就达到了19万余人。27日，关注她的用户就达到了70万余人。
2月10日，刚刚经历了“小益益事件”的河南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掌门人张雯，与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和知名媒体人、清华大学博士后郭宇宽一起，参与了由基金会中心网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燕山大讲堂”.
作为事件的当事人，或基金会领域的引领者和观察者，三人各抒己见，结合具体实例展开讨论。事实证明：信息化时代，基金会如何及时地传播自己、从容地化解公众疑虑、提升自身公信力已成为不可规避的话题。
徐永光表示：基金会之所以会引发公众的强烈质疑，根源就在于基金会是否透明，信息是否及时传递给公众。在互联网上开一个网站没有多少钱。信息化是机构生存的基本条件，而现在中国大多数基金会却是脱离信息化生存的。真正的公益环境应该是法律规范、政府监管、组织善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选择、平等竞争、优胜劣汰。【详细】
“基金会加大信息化管理很有必要。公益组织之所以会引发公众的质疑，其根源就在于它不够透明，不能及时、真实地进行信息披露。”耿和荪建议各家公益组织都应有明确的信息处理人员，负责机构官方网站的信息披露和更新，加强新闻信息的报送和公共媒体的联络，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开通官方微博，积极反馈公众的质疑，化解公众的疑虑。【详细】
“全民监督”时代到来
种种迹象表明，一个全民都能参与监督的时代正在来临。
在整个中国社会大的社会公益气候还尚未完全成型的背景下，曾经是所作所为少人问津，甚至可以常常在角落里自娱自乐的公益组织，转瞬之间就被推向前台，要将自己尚不熟稔的动作放在放大镜下检视。但这还不算完，一时之间，好的、坏的、专业的、不专业的声音从四面八方飞来，而对于这些公益组织而言，更大的挑战在于--需要面对这些声音中大量的质疑和误解。
中国的公益从业者，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如何应对新的舆论环境之挑战。如果时间回到2011年上半年，可能绝大部分公益组织的从业者想都想不到自己所处的舆论监督环境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一切变化的基础都源于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社会化媒体的狂飙突进，使得一直依靠社会信用来维系与发展的公益组织，发现自己面对的环境，在一夕之间发生了巨变。
发表于2011年8月号《新闻导刊》杂志的文章《从郭美美事件看微博时代的舆论领导去权导向》中这样说：舆论指公众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对于自身或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意见和态度的总和。传统舆论形成主要依靠媒介的“议程设置”与“拟态环境”对受众产生的影响，而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则是对传统舆论形成的过程进行修正。在互联网出现以前，由于人们接触媒介的局限性单调性，往往难以形成自发的舆论监督。正因为如此，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认为舆论由政府控制，相对于政治而言，舆论是不自由的。而在微博里，起作用的不再是议程设置，而是“滚雪球效应”和“病毒式传播效应”.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认为，“身份之识别，德行之彰显，品行之保障”是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之本。正是因为公益事业具备如此的特性--关乎社会民生，且需要依靠社会信用维系与发展，公众监督欲望一旦终于有机会释放，公益领域发生的事件成为了公众所持的意见和态度猛烈释放的对象也就顺理成章。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依然还处于成长阶段，本身就尚未发展成熟。所以在面对各种各样纷至沓来的质疑时，有些事情是可以讲得清楚的，有些事情可能以往和现在，都还处于模糊地带。比如关于“透明”的话题，即使公益组织也知道面对公众监督，透明是大势所趋，但是究竟要怎样做到透明，却依然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约定俗成的模式和说法。
或许，这种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公益组织的发展也是一种契机，压力和监督下，一直走的不疾不徐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迎来的是一个迅速提升的契机。
呼唤真正的“公民监督”
截至2012年2月13日，演员姚晨拥有超过1700万粉丝，这是她在中国最大的自媒体平台--新浪微博上使用的账号显示的数据。比起依靠硬性指标“粉丝数”来衡量而获封的“微博女王”称号，姚晨曾在微博上公开表示她自认“公民姚晨”的说法更有含金量。
姚晨在自己的微博上从不回避公共话题，也不怕参与争议性话题的讨论。她微博上关注得最多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从业人员，在她的微博上，很少有大多数艺人以及时尚人士喜欢的晒吃喝、晒靓照的举动，更多的是对公共利益相关事件的发声，以及积极地转发解救被拐儿童、救治病残人士、保护环境等相关内容。她关心北京的空气指数，还曾多次参与有关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讨论。
“公民姚晨”只是中国公共舆论结构发生巨变过程中的一个标本。
中央外宣办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钱小芊在2011年底开幕的第十一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披露中国微博用户数已经超过3亿。而也是在此次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管理局巡视员张新生说，中国已成为互联网大国，用户规模世界第一。目前网民数量已达到4.85亿，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互联网产业初具规模。
网易门户事业部UGC中心总监张丹萍认为，在社会化媒体上用户对公众事件表现出的热情，一方面是社会责任感使然，一方面也体现出对传播价值的判断。她提到使用社会化媒体的公众主体的诉求倾向也呈现出分化：如在“郭美美事件”中，有些人致力反腐，深入挖掘希望找到郭美美背后的“大人物”;有些人讨论慈善事业如何更透明规范；有些人鼓动大家采取行动，比如给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打电话，希望留郭美美在国内。调侃的声音更是五花八门，更有人或扮演人生导师，或进行非理性的谩骂与质疑。但是，张丹萍认为：“恐怕以后大家要习惯让互联网慢慢沉淀真相，而不是把这个工作交给某个大众媒体。”
在这种话语权转变的过程中，造就了一大批意见领袖，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类似姚晨这样，在现实社会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并藉此赢得了大量粉丝的人；另一类就是经常在某些新闻发生时，快速掌握信息，快捷、权威地发布的人。社会化媒体的交互性，使得这些意见领袖的观点被迅速传播、大规模讨论，不过无论过程如何曲折，如何爆烈，最终都将去芜存真。
而在这个过程中，当舆论的话语权开始掌握在民众手中，理性建设性的“公民心态”才是塑造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的基石。对于指向中国发展尚不成熟的公益组织的监督，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