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震灾中的民间力量
2012-06-19 09:49:17 来源：
主讲嘉宾：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 贾西津
特邀嘉宾：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互力健康基金副主任 王旺桂
乐施会中国部传播统筹 段德峰
救助儿童会的项目副总监 陈雪梅
北大M群创始人 何博闻
主持人 张东生：尊敬的贾老师、尊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牺牲周六下午的时间，参加政法大学和腾讯网共同主办的“燕山大讲堂”。
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博士为大家主题演讲。另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互力健康基金副主任：王旺桂；乐施会中国部传播统筹：段德峰；救助儿童会的项目副总监：陈雪梅；北大M群创始人：何博闻先生。
我们先请贾老师开始主题演讲，演讲结束我们会请四位嘉宾跟大家交流，今天的演讲主题是“汶川震灾中的民间力量：奇迹、困境与未来，下面我们请贾老师开始她的精彩演讲。
贾西津：首先非常感谢腾讯网和中国政法大学提供这样的一次机会。今天应该是在四川地震之后的第53天了。回过头来回想一下，汶川地震中很多历历在目的景象，特别是我们民间社会的行动。
其实燕山大讲堂本身也是一个公共空间，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民间性的行为，才使我们有机会共同思考。所以民间社会在中国确实是有了很大的发展。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也是在5•12地震中的民间力量。我先开始我今天的发言。
我想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是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在这样的地震中，我们的民间社会、民间组织做了一些什么。
第二，为什么这次民间组织NGO行动起来了。我们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危机，比如说98年的抗洪，到03年的非典，再到今年的雪灾。每一次过程中，媒体问的最多的都是为什么没看见NGO。这一次明显不同，这一次媒体说为什么NGO这次这么活跃。为什么民间社会可以行动起来？我想分析一下它的背景。
第三，在这次的行动中，我们仍然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问题和困境。
最后以此来展望一下中国的公民社会。
我这儿有两个民间组织救助地图，这是社会组织救灾信息服务中心。这个中心本身也是一个NGO，或者说它是NGO的联盟。这张地图就是民间组织救灾的全国地图。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明显NGO分布的非常广，而且有广泛的联合。显然，它所显示的并不是我们这次在救灾中所有的NGO。但即使只是有这样的一些代表性的机构，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图里仍然可以看出来有这么多的NGO都活跃在这次的5•12地震救灾之中。
你会看到基本上在各个省市都有NGO活动起来。从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地区，以及沿海安徽、江苏、上海、广东、广西这样的沿海地区。中部的像陕北、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基本上看到各个地区都有行动。
第二个特点是，你看到这里面有很多不是一家NGO而是一个联盟。在北京有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第一天筹备，第二天就有120多家NGO响应。相应的在西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四川地区的救灾联合办公室，有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有重庆的抗震救灾民间救助中心，有贵州25家联盟，云南联盟、成都联盟。而且在中西部地区联盟，他们还利用自己的特点，在地震重灾区，依托本土的NGO一起联合开展工作。
还有一些是国际性的组织。宣明会、乐施会等，在其他的省市里比如说德阳都有国际援助组织、国际援助。还有香港的一些组织。地震过去1个多月了。我们看到NGO组织的行动能力、动员能力跟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在历次的救灾中很少看到这样的地图。而且这次NGO不仅有活动，而且有支持性的平台，它把NGO的行动展现出来、总结出来。就像社会组织信息服务中心。这些地图不仅仅是表露出大家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在工作过程中，相互之间有各方面的人员、资源协调。协调各个组织之间的信息资源，协同各个组织之间的活动。
这两张地图我们在历次的救灾中都没有看到。为什么徐永光说“今年会成为NGO元年”。NGO的动员力在这次地震中的确是比以前有很大的突破。
NGO行动比军队更灵活
我想总结一下，这次在地震中我们的民间社会到底有哪些方面的行动，他们在哪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的特点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NGO行动的背景。
对民间行动的领域，我概括为四个方面。当然这四个方面只是一个笼统的概括。这四点是非常突出的。
第一方面是紧急救助方面。基本上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几个小时后就已经有组织的到达那里了。大家知道这一次政府和媒体的反应之迅速也是广为关注。比如温家宝总理在两个小时之后就开赴现场，到达灾区开始工作。我们的媒体也基本上在第一时间就发布了信息。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这次整个的社会动员是非常快的。但另一方面，除了我们政府的动员，民间的行动也是一样的及时、有效。在第一时间的行动阶段里，有一些组织，爱好体育的同学可能知道攀援队、登山队，以及爱好长途跋涉的队伍，它们有野外救援的经验、生存经验。它们在第一时间就奔赴现场了，它们的到达实际上行动起来会比军队更加的灵活。因为军队的调动有统一的协调，有整体性。但民间是非常灵活的，所以可以在道路不通的情况下，有很少数的人可以进到现场。所以在第一时间传递信息、解救人、传递信息。这在两个方面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第一，就是当地群众组织的自救。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有一个妇女为了要把她的丈夫从山里背出来，她们几个人轮流换班把这个人一直背到安全的地带。在这种求生的欲望之下，实行的自救是最紧急的，可以说是他们自己对自己伸出的援救之手。除了这些，就是我刚才说的国际救援队、包括国际国内的专业救援组织在第一时间参与到救助过程中。
所以，第一时间的行动救助里它的主体有——灾民个人、NGO、政府、军队的力量，以及包括一些企业和个人。所以在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民间组织参与到救助过程里。这是它的第一个行动——紧急救助阶段。
民间力量可以提供的第二个帮助是在资源筹措方面。在资源筹集方面，应该说有太多的组织和太多方面的行动。我们很难把它完全概括持续。但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物资筹集上，在志愿者也就是人力资源的提供上，以及在筹集资金以后，在发放、进入救援的过程中都有大量的组织。而且这个领域是民间行动主体性的领域。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救灾联合办公室。比如说NGO四川联合办公室，像李连杰壹基金，他在四川成立了当地临时救灾指挥部。这些组织在提供资源方面跟政府动员有不同之处。政府的资金动员也有几百亿，但NGO的资金动员是非常零碎的。但零碎就意味着深入的领域是非常广泛的。所以NGO每一个组织提供的资源可能非常小，但是组织很多，它所到达的领域很广泛，这样在资源提供，使GNO更加针对当时的需求来工作，这也是NGO工作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资源筹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字，在第二天整个社会接受的捐赠就达到了6500万，到第五天的时候社会的捐赠突破了30亿。第七天整个的社会捐赠突破了90亿。两个星期我们突破了300亿。到6月12日，最新的公布数据社会各界的捐赠达到了448.5亿。这次的捐赠应该说也是历次都没有的。比每一次的救灾中都要多的多。举一个例子，这次红十字接受的捐资达到了自它它成立以后所收到的资金的总额。他们自己已经没法儿清理了，所以它请了很多的志愿者。有人就对红十字提出了质疑。但从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这次的动员已经超过了管理的能力了。我们怎么样可以把爱心集合起来，提供救助呢，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这对NGO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对我们的民间行动力提出了挑战。
民间行动的第三个方面是在信息集散上。这是一个网页的截图，这是我们社会组织救灾信息服务中心，这个网站是新成立的。它的前身是NGO信息交流网和震旦纪联合成立的网站。在信息集散方面，与物资救援是同等重要的。我们大家了解地震信息，很多是通过媒体——传统的传媒电视台、广播、网络。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特点，特别是在地震最开始的阶段，媒体的信息公布的非常及时，特别是像电视台，基本上中央台、以及各个地方台都在报地震的信息。但有的时候你播到所有的台都在播一个画面，在传递信息上可能会有主导性。我们有一些统一的信息来源。在这个之下，对于受灾的当地而言，可能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这次整个四川地区有地震，但当媒体说这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可能大家最关注的是汶川地区。但最严重的地区不是在汶川，而是在其他一些我们还没有注意到名字的地区。后来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到，青川、绵竹都是受灾很严重的。但媒体的信息往往只能给你一个侧面。如果我们没有很多元化的信息，可能会造成某些地区的救灾物质过剩，而某些地区仍然没有得到救助。所以民间行动力量的特点是，它是非常自发和多元化的。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就有这样的形式，请大家把你作为灾民看到的灾情发布到网上，通过网络把这个信息再公布到所有参与救灾的政府部门、NGO志愿者。通过这个信息交换，会有一些私下的信息沟通达成。比如说我们都在关注汶川的时候，可能某些人就会看到一个小村落里需要一个特殊的用品。这时候我们就不是通过统一、大规模的资源调配来配送。可能正好有某个NGO擅长提供这方面的救助。比如说关注小孩子的NGO可能会给孩子提供奶粉。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说流动人口，在当地可能密切亲人我们会有一些打工者救助组织，它关注的角度就非常的侧重在打工者上。所以说通过多元的信息集散平台，形成了我们自然的信息交流而不是完全统一、一致的资源配送。这样就会使得物资像流水一样可以到达更细致的领域。所以在信息集散上，这次的民间行动非常的突出。我们形成了一些非主流的交流平台。甚至说是通过短信直接的沟通，而这种沟通恰恰的弥补了整体信息的不足。
第四个方面，也是NGO行动最广泛的领域，就是专业性的投入。除了把资源募集起来，民间力量也直接投入到救灾过程里。比如说，环保组织组织一些地址专家、环境专家来论证这个地区的地震性质是什么样的，基于当地的地质特点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衍生灾害。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就达到NGO专业投入的目的。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我们有心理的专业工作者，以及香港的特殊乐团，专门在地震中演出的，通过音乐和戏剧等活泼的方式给当地信心，帮助灾民恢复。同时我们还有一些专业的志工队伍。在这次的行动中，NGO在心理、社区、儿童、学校包括临时灾区救助场所的搭建，以及专业的救助小分队都体现出了专业性。而专业性是NGO成熟和形成自己特色行动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这次的NGO的专业投入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现在的民间力量确实在走向成熟，不是简单的提供一个劳力，提供一些钱，而是有自己的思想，更好的来实现救助的目标。
所以这次的行动从信息的传递、资源的调配等都有大量的案例存在。
概括起来，这次民间行动的特点是：速、联、特、持。
要表达的意思：
第一，行动上迅速。这次我看到有报道，我们的第一批志愿者队伍基本上和军队同时到达灾区。我们的第一个救助队伍是企业家自己开的车对。也是在第一时间就拉着救灾的物资到达了现场。他们的行动可以跟军队相媲美。这次的性对速度上，NGO在以前是没有看到过的。
第二，NGO的联合。这是这次行动的最大的特点。我们可以想一下，不管是平常的民间社会行动，还是在危机应对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组织想参与，但没有看到过NGO联合办公室，或者是上百家NGO的联合声明。这次我知道的至少有10几家的联合。这种联合包括北京这种NGO发达地区的联合，也包括在当地的NGO的联合。有一些是整体性的，比如像南都公益基金会所发出的联合，参与的有100多家NGO，什么领域、什么类型的都有。我知道红十字基金会也是这次行动里的一员。也有一些是非常专业性的。比如说当地的四川公益民间组织，5•12民间救助中心，比较基于赈灾当地的情况。重庆的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以此声明相应的成立救灾中心，这也是仅仅在赈灾的当地。也有更加专业性的联合，比如说草根、心理救助队的联合。这样大大小小的民间联合行动，才使我们看到NGO在这次行动中所发挥得作用。
第三，NGO的行动也是它的专业性。我们说NGO有另外的一个称号，叫做“无声者的声音”，它要使不能发声者能够发声。无声者指的是，在一些大的地区里那些被忽视的领域，在整个的地震中我们关注了几个重点县，还有一些非重点县同样是受灾地区。还有一些被忽视了的群体。比如说我们是整个一个地区都叫做灾民，可实际上在这个群体里有人是受灾更重的，有人很难使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比如说他住的非常的遥远，救灾物资到达了他甚至都不知道他怎么样可以去领，甚至他也不知道信息。而这些人是更加需要帮助的，还有一些更加需要关注的领域。比如说我们在大量的送方便面和矿泉水的时候，可能对当地的居民来说他非常需要有一碗热的汤，这对人的需求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他在不饿死的情况下，多元需求就会体现出来。还有就是NGO个案性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有忽视的个体。在电视上我们看到模范的民警，所有的亲人死去了但他仍然坚持在一线救助。但实际上他本身就可能是一个需要关注的对象。因为他自己就已经处在应急状态了，从心理学上或许他舍命的投入工作，恰恰是在回避伤痛。这个时候我们仅仅是把他理解成救助的模范就不够，我们要看到他是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的一些个案，NGO会注意到个案的特点的。
第四，到现在，我们已经有53天过去了，我们看到NGO的声音在持续。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持续性是这次非常值得欣慰的。我们的NGO不仅仅有一个响应，而且它真的能够留下来参与到灾区重建过程中。我知道有很多去了现场的NGO，到了现场以后他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这次的救灾不是一时性的现象，可能我们需要数年的长期投入。所以有一些NGO根据救灾的情况改变了自己的宗旨。有一些志愿者队伍，大家在第一时间都到现场，可能到了以后会发现会添乱。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在经过一两年以后，仍有人可以关心那些孩子。所以有很多的NGO就开始进行自己的分期规划。比如说志愿者可以不可以报名，哪些人是10天去，换一批人下一个10天去。在献血的时候，红十字也采取了这样的特点，请大家来登记，在需要的时候请你再过来献血。这样既不会磨灭大家捐赠的热情，同时又不会造成资源上的拥堵。所以持续性也可以看作是我们现在民间社会成熟的表现。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部分的NGO退出了。但是，也有很多组织留了下来，建立了救灾办公室，准备长期的工作，甚至开始进入到灾后重建的规划中，能够参与我们未来的规划和救助。所以这次的行动不管从速度上还是从持续性上面，都是标志着我们现在民间社会的普遍的兴起和成熟。这样才使我们看到比较理性的民间活动。
我们回顾一下民间社会都有什么样的组织，大大小小至少有几百家的NGO参与其中。NGO表现的形式灵活多样。
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为什么这次NGO可以行动起来。我想大家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每一次的媒体都在质问NGO的缺席。这次NGO突然间的出现，好像出现的让大家眼前一亮。各个媒体都看到了NGO的行动。为什么这一次民间的力量能够凸显？
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应该说是一个基础，就是中国公民社会和NGO的发展。在此之的30年，我们在哪些领域有NGO。第一个是社会服务领域。我们对残疾人、儿童、老人、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儿童村就是救助服刑人员的子女。NGO来照顾服刑人员的孩子。第二，在生态发展的领域。像“绿十字”创造的环保扶贫。我们在环境倡导的领域，比如说大家知道的怒江工程，我们后来又发生了很多的环保实践。比如说北京三里屯的垃圾场的建设。其中公民和NGO都有了积极的参与。
还有在AIDsNGO，在这些特殊群体的维权领域中也有联盟。
再有一个方面是思想库。大家知道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海南的“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他们在公共政策领域，在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事件里提供自己的思想。
在公民教育里，有一些教育发展研究院，有一些农村的乡村建设中心。还有一些大学生的志愿组织，比如说一耽学堂。
我们还有更大量的互益组织，烟具协会在国际贸易反倾销过程中带领企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还有大量的社区组织，现在在很多地区的社区实行备案，我们的各种文体、维权、公共服务方面的社区组织都开始得到发展。还有一些参与式公寓，比如说“多背一公斤”。多背一公斤就是平常的“驴友”到偏远的地方去旅游。“多背一公斤”倡导这样的理念，你在背包里多背任何一公斤都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用自己的手可以援助一个乡村，援助一所学校和一个地区。所以多背一公斤是很好的参与式的理念。因为驴友的队伍也很强大。所以多背一公斤的响应非常的广泛。在这次的地震中，它当天就发出了“多背一公斤”发起倡议的说明，后面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他们在当地形成了救灾办公室。
还有一些教育性的组织，比如说灯塔计划。都是一些大学生的组织，到西部地区提供义务支教。我们还有企业的公益，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更多的企业家关注到公益领域。比如说广东狮子总会。这可以说是一个富人俱乐部。但这个俱乐部的特点是，富人做慈善。大家在一起来进行，用自己的钱来进行公益。狮子会现在第一次在中国的广东地区登录。这次在5•12赈灾的过程中，狮子会也提供联合服务，提供了大量的物资。
我们还有其他的类型的，比如说网络组织，—，NGO发展交流网就是其中之一。在这几年的时间内，有一些领域形成了网络联盟。比如说在艾滋病防治领域，都有NGO。有政府主办的NGO，还有政府有关部门参加。平常是在环保领域行动，但在危机救助中，它就发现网络本身就有意义。它可以调动网络体系内的资源，也可以投入到救灾过程中。
还有其他的一些公民社会的支持组织，比如说基金会提供了资源的支持。像信息咨询中心提供了信息的支持。还有一些在方法上提供一些支持，比如说参与式方法和行动组织。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NGO公民社会发展的基础。我们这次才可以看到民间力量的凸显。所以在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NGO有了明显的特征：
第一是“NGO弱势”的改观。我们有一些知名人士，比如说政界、演艺界的知名人士，加入到NGO或者是社会公益的行动领域。我们以前提到NGO大家常常会想到的是扶贫济困、哭哭啼啼的景象。但一些强者的加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NGO的弱势。同时，原来的一些小的草根组织，成立时间比较早的组织，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累计也开始有了一定的社会公信力。就像NGO发展交流网，它是一个很小的草根，是一些毕业的学生甚至是没有工作的学生发起成立的。但经过5、6年的运作坚持下来，它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社会公信力，有很广泛的社会动员的基础。所以NGO的哭哭啼啼的爱心景象，现在已经改变了。NGO开始成为我们重要的社会力量。
第二是联盟和支持平台的出现。网络和媒体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贡献。
第三是公民参与的增加。现在NGO的观念越来越普及了，不像在10年以前可能我们说到什么是民间组织， 什么是NGO大家和是非常陌生的。现在我们从媒体、网络上可以看到，公民的行动能力越来越强，这也构成了我们民间NGO的构成基础。其实大家对NGO的需求和认知是越来越高的。如果在10年以前，我们仍然没有NGO的行动，为什么大家没觉得是空缺呢？是因为你没有产生这种需求，社会没有形成强烈的认知。现在恰恰是认知和需求形成了落差。我们对NGO的需求和认知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特别是是5•12以后，民间参与的热情得到了空前的调动。这就特别的凸显出组织上的欠缺。所以这个空缺一定程度上是民间力量发展的契机。当然还有一些社会背景，比如说04年基金管理条例出台，规定了私募基金会的确立。我们现在全国有400多家非公益基金会，也就是说企业和个人设立自己的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像这样的法律政策的改善，也不断的益化了民间行动的空间。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中国的NGO有了蓬勃的发展。这是这一次民间力量凸显的基本的背景。另一方面为什么在年初没有凸显而在地震中就显现出来了呢？它和这次灾害的性质非常的相关。因为雪灾和非典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能在10几天以后才会意识到有灾难了。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投入就已经比较有序布置展开了。而这次地震的灾害，几乎是在瞬间很多地区大面积的受灾。而且这种灾难直接的危及生命，甚至是72小时的黄金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基本上连政府也不太可能一下子把问题全部解决。所以，政府对公民的参与也采取了很积极的态度，号召得到共同参与自助互助。这样的态度对民间的行动是很好的背景。我们以前有几次救灾过程中，民间也是有反应的。但一行动就发现遇到了一些门槛。比如说捐款能不能捐，你去现场救助作为一个个体能不能去。而这次因为赈灾的特点和政府比较及时和透明的反应，使我们已经开始发育的NGO有了一个显现它社会力的土壤。这样的两方面结合，就使我们这一次的民间力量，从一个潜在的力量变成了一个显在的社会力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所以，机遇这样的行动的背景，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问题、困境和未来的展望在哪里。
在问题方面我想提到四个方面：
第一，捐款怎么用？我们现在有450多亿的捐款，说不定已经有500多亿了。这样的资金能不能够有效的得到使用。网上形成了很多的质疑，公众对NGO的行为有很多的质疑。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质疑呢？现在我们有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缺乏程序。不管是对这些官办的NGO，比如说红十字会，红十字基金会、扶贫总会。这样比较有官方色彩的NGO完全是草根的，都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爱心用什么来证明。我们现在的捐款都要凭当事人的良心。而在有政府色彩的NGO里，非常喜欢用亲自的方法，就是一个文件一个文件的发，靠自觉和强调的比较多。这样保障捐款的使用是不够的。这种程序包括独立的审计，像李连杰壹基金是在红十字会下面的独立的捐项。但是由德勤来对它进行全程的审计。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为我们普通的捐款者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保证。独立的审计者是专业性的。
再有一个程序是社会的问责，第三方的监督。现在各个捐款都已经向社会公布了。但比如说我对某一笔捐款有质疑的时候，我能不能够质疑这个组织？能不能获得它相关的信息，能不能问责是因为社会有主动性。我们基本上是停留在主动信息公开。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你可能想针对某一笔钱进行追究是不太现实的。第三方的监督比主动性的公开更加的重要。
我们现在都讲公开透明。但这个不应该仅仅指的捐款的信息，更包括出口的信息。使用的方向到底买多少钱，买了什么物资。这就很容易可以跟捐款核对。如果我们只是知道获得了多少钱，对出口方面的信息公开不够，其实流程仍然没办法建立起来。
再有一个方面的程序就是对责任的追究。我们现在的审计也好、公开也好发现了问题怎么办呢？原则上肯定是要追究的。但没有流程和负责人，所以责任仍然是虚的概念，并没有变成一个可操作化的流程。所以要通过流程把这样的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可操作化，。
除了程序之外，我们捐款还有一些捐助者层面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调查显示，将近90%的捐款是通过单位、居委会、政府、党委这样的一些行政途径正式的途径来捐赠的。而直接捐给NGO的只占很少一部分。这就出现了间接捐款的问题。这个捐款谁来监督？多了一道程序以后，就出现问题了。原始的捐款者已经没有办法问责了。间接的捐款是问责不明晰的原因。还有是强制的，当然了捐款是件好事，但扣款的方式破坏了我们的支援精神。
在捐者层面有一个问题，是缺乏慈善市场。这和我们现在的法律环境相关。我们现在对有募款资格的组织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有很有限的组织是在法律上有资格募款的。有一些网友说，我从来不怀疑我的捐款可能会被滥用。但我不捐的话，一分钱他们都获得不了。这体现了我们捐赠的一个无奈的心态，我们现在缺乏一个可以选择的慈善市场。我们有多元的组织就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选择的话，不管是对捐赠者还是对接受捐赠者对民间组织自身，都是一个挑战。因为没有足够的激励来积累社会公信力，也没有足够的途径显示社会公信力。所以NGO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能够有更加多元的捐赠市场，形成多元竞争的环境。其实对民间组织的发展是很好的因素。
第二个显示出来的问题是，志愿者的组织性以及NGO的行动能力和部门协调能力上仍然有很大的欠缺。跟自己相比，我们这次的NGO行动力已经是大有长进了。但如果我们跟国际组织和成熟的NGO组织相比，会看到它远远得不够。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志愿者进入到灾区没有地方去，有钱不知道给谁，他没有可信任的捐款渠道。他去了已经可能是有专业知识的人，但没有办法找到需要救助的对象。所以志愿者缺乏组织性，反而会给当地造成压力。我们部门的协调上，这次尽管有很多的联合。但行动力上、真正的实质性的合作其实不是非常重新的。这就体现了NGO的努力发展方面的问题。
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制度上的慈善行为主体的不平等。体现在组织注册上，我们实行的还是审批制度，而不是国际上通行的备案制度。如果你是一群志愿者要进行活动，必须要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它要同意为你的一切行为负责，你才有机会进行工作。这样草根组织没有合法的法律身份，这就给行动造成了困境。
在注册的组织里，是不是所有的组织都可以募款呢？募款的地位又是要经过一些特殊的批准。比如说我们这次的救灾过程中，4月28日，民政部发布的《救灾管理办法》里规定，宗旨里有救灾性质的、公募的基金会可以募款。全国有1300多家基金会，其中有400多家是非公募基金会。只有900多家的公募基金会。而在这里面又有救灾字眼的，严格的可以找到的只有几十家甚至十几家了。所以在募款方面只有有限的组织可以拥有。但在募款的组织里可以不可以提供税收优惠，这又是一个限制。全国只有20多加组织，可以提供有税收优惠。在企业利润额12%范围内的捐赠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也对我们的捐赠主体选择上造成了很大的制约。我们现在采取的是行为主体的管理，而不是行为的管理。不是说募款必须要公开、透明、必须要经过什么样的审计，不是这样的行为管理，而是针对主体的管理，对主体上有很大的限制。这就造成了制度方面的不平等。
最后一个问题是在灾后重建中，怎么样保持NGO和民间力量的持续参与。我们现在随着救灾逐步的步入正规，逐步的规范化，其中的行政强势应该说是越来越凸显出来了。比如说在6月8日，国务院发布的《灾后重建条例》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它已经强调了社会的参与，但社会的参与基本上还是局限于在募集资金方面。换言之，就是国家鼓励大家更多的捐款捐物。但在资金的使用方面，比如说我们对救灾方面的评估，对灾后的筹建规划，重建过程中的具体实施，以及对巨大的救灾款物的实施中，基本上没有考虑到民间社会。NGO的特点虽然在动员社会资源上是有所优势的。但它更大的特点不在于动员社会资源，而在于使用社会资源。有一本书主要写的是基金会，它的概括是非常贴切的，NGO是一个散财之道。如果说企业是聚集财富的主体，NGO是花钱的。好的NGO就是会花钱。你能把资源用到合适的地方，能够有效得用下去这是衡量一个好NGO的标准。NGO花钱有很多的特点。我们说为什么灾后重建更需要NGO。NGO在花钱上会提供个体化的应对，对多样的需求，NGO的援助方式是非常个性化的。是针对不同的群体，甚至是针对不同的个体，对某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关注点和不同的方案的。而在灾后如此复杂的过程中，必然有很多的需求是非常多样化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盖排房子和有方便面就可以生存了。他有多样的需求，有生理、心理、家庭、社会的需求。这样的多样性的需求需要我们来满足。这是NGO的一个特点。
NGO的第二个特点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很重要的补充力量。正确应该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但NGO可以在很多方面实现对物资分配的平衡和监督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在灾区，灾区的人不一定意味着他是灾民。灾区拿到钱的人是灾区中的非灾民拿到钱，还是灾民拿到钱？我们对这个有一定的区别。在灾民里有大家非常关注的黑色地带——重灾区。我们把一笔资源投入到了重灾区里，但轻微的灾区也是需要投入的。比如说5、6级地震就已经是需要救援的对象了，但在8级地震下就你被忽略了。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非常个性化的分析灾区的特点。对救灾物资的监管也需要有不同的力量，除了政府内部的审计力量，也需要有社会的力量。所以政府的宏观调控虽然是必要的，但如何平衡受灾的情况？能够保证建设的质量等等，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有自下而上的不同的力量来予以平衡。
第三个特点是NGO在人文重建方面。因为我们的救灾不仅仅是物资恢复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心理社区生活的恢复过程。所以对当地少数民族、少数群体的价值，社区的自制如何纳入到救灾考虑范围内，也是需要自下而上的。
最后一点是NGO的反思。现在虽然地震是客观的事情，但地震和震灾之间是有很本质的区别。比如说日本是地震很严重的国家，但并不是震灾很严重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地震自救、救援等的问题。我们在灾后就应该来反思，以便在以后的应急过程中可以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减少发生。我们的预测和预报也是值得反思的。现在对地震的预测是一个难题，但在测不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测算，根据总体的地震的趋势能够让当地的居民有更好的准备，所有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所以我们未来的公共政策的建设过程中，也需要有更多元的声音包括NGO和媒体的声音。
正是因为NGO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在救援的过程中，比较适宜的假设是这样分配的：政府可以起到宏观调控和资源动员的作用。资金应该通过一个独立的渠道来运作。台湾的经验很值得学习。它的9•21地震以后，就成立了9•21地震基金会。通过基金会的分配，有更多的民间组织和相关部门的参与，大家共同协调，这笔钱既然是专款专用，就可以设立成基金会的方式来使用。当然政府要有很重要的管理作用的，但并不是真正的财政拨款的使用方式。政府宏观协调、基金独立运作，NGO直接参与。在越是基层越是实施的过程中，越应该有公民和NGO来参与。所以越宏观的方面政府就应该越凸显作用。但具体的层面，应该由什么建筑商来做什么，群体的家园怎么重建，越是细微的领域，NGO越有它的特色。所以这些时候政府应该退出来一些，能够让NGO来花钱。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政府提供资源的保障，NGO提供用款的途径，公民来参与让每一笔钱用的更好。
我想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转向世界上就提出了我们对公民社会的理解。这是我最后想说的对公民社会的展望。
公民社会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就是个人是基本权利和责任的单元。平等的个体权利规则（法治）；公民自我组织（NGO）为基础；民主治理；有限政府。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法制规则，以公民的自组织作为治理的基础。就是我们的NGO。公民的自我发展和组织是社会行动的基本。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公共的事务建立一个民主的途径，政府要受到限制。康德说过“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指的是，在这个社会理，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所为是美好的途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你要确认的是，你在这么做的时候不要侵犯他人的平等的权利。这种选择是很个体性的，你认为它好就可以进行。只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构建起的社会就是平等权利和公民社会。
所以对中国而言，我们公民社会的发展前景如何？换言之，我们这次的地震救灾会成为NGO元年吗？我想，我的判断可能还要在元年后打一个问号。也就是说NGO元年，或者说公民社会的元年需要的条件：
第一要有社会的需求和认知。这一点现在的确达到了，从需求的角度讲，大家对NGO和公民社会的认知达到了一种爆发。特别是是基于以前的饥渴下的时候。这一次果然看到了，所以从需求而言，我们有一个爆发。
而从能力上看，我们现在是处于渐进的过程，NGO自己在进行能力建设，公信力的累计。逐渐的，是在走向发展和成熟的。所以从能力的角度而言，我想还谈不到能力的大爆发，但形成了一个能力危机，就像红十字会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就意识到应该建设了。所以对能力而言是可以平稳发展、逐渐累计的。
而第三个条件是制度的条件，我想我们现在还要划一个问号。从很多国际的经验而言，包括台湾地区的经验、韩国的经验。它的一些重大的灾害，特别是地震灾害会形成NGO元年。这其实是从日本来的，因为日本的阪神地震之后，就形成了NGO的发展。我们所面临的危机、需求是共同的，NGO发展的累计基础是共同的。但不同的点是制度上。制度的门槛是不一样的。我台湾地区是最明显的，台湾是在解严之后才开始的。在制度解严以后，NGO就形成了大发展。解严10年以后才出现了台湾的9•21地震。民间的力量一下子的爆发了出来，也可以说成为了它的NGO元年。但对大陆而言，我们不一样的挑战是，我们现在对NGO制度门槛没有迈过来。我们的民间自发的组织能力上是有非常客观的制约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需求、有能力的累计能不能形成NGO的大发展？还非常明显的依赖于我们的制度的改进。如果我们的这种制度能够不断的推进，特别是能把结社的审批制度改革好，真正形成备案、法律监管、依法行为，形成了这样的制度体系，我们现在累计的能量就可以秩序化，就可以成为NGO发展的激励。
但如果制度的门槛没有过来，我们就发现像以前很多次NGO有了这种发展的需求之后，逐渐再冷淡下来，慢慢的热情再被平息，又恢复到了此前的状态。所以这个元年到底能不能到来，对我们的社会提出了需求和挑战。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很需要NGO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对我们的社会而言也是有积极、健康的推动作用的。但它到底能不能到来，也有赖于我们对制度的推进。这是我整个的判断。谢谢大家。
特邀嘉宾：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互力健康基金副主任 王旺桂
乐施会中国部传播统筹 段德峰
救助儿童会的项目副总监 陈雪梅
北大M群创始人 何博闻
主持人 张东生：尊敬的贾老师、尊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牺牲周六下午的时间，参加政法大学和腾讯网共同主办的“燕山大讲堂”。
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博士为大家主题演讲。另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互力健康基金副主任：王旺桂；乐施会中国部传播统筹：段德峰；救助儿童会的项目副总监：陈雪梅；北大M群创始人：何博闻先生。
我们先请贾老师开始主题演讲，演讲结束我们会请四位嘉宾跟大家交流，今天的演讲主题是“汶川震灾中的民间力量：奇迹、困境与未来，下面我们请贾老师开始她的精彩演讲。
贾西津：首先非常感谢腾讯网和中国政法大学提供这样的一次机会。今天应该是在四川地震之后的第53天了。回过头来回想一下，汶川地震中很多历历在目的景象，特别是我们民间社会的行动。
其实燕山大讲堂本身也是一个公共空间，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民间性的行为，才使我们有机会共同思考。所以民间社会在中国确实是有了很大的发展。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也是在5•12地震中的民间力量。我先开始我今天的发言。
我想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是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在这样的地震中，我们的民间社会、民间组织做了一些什么。
第二，为什么这次民间组织NGO行动起来了。我们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危机，比如说98年的抗洪，到03年的非典，再到今年的雪灾。每一次过程中，媒体问的最多的都是为什么没看见NGO。这一次明显不同，这一次媒体说为什么NGO这次这么活跃。为什么民间社会可以行动起来？我想分析一下它的背景。
第三，在这次的行动中，我们仍然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问题和困境。
最后以此来展望一下中国的公民社会。
我这儿有两个民间组织救助地图，这是社会组织救灾信息服务中心。这个中心本身也是一个NGO，或者说它是NGO的联盟。这张地图就是民间组织救灾的全国地图。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明显NGO分布的非常广，而且有广泛的联合。显然，它所显示的并不是我们这次在救灾中所有的NGO。但即使只是有这样的一些代表性的机构，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图里仍然可以看出来有这么多的NGO都活跃在这次的5•12地震救灾之中。
你会看到基本上在各个省市都有NGO活动起来。从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地区，以及沿海安徽、江苏、上海、广东、广西这样的沿海地区。中部的像陕北、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基本上看到各个地区都有行动。
第二个特点是，你看到这里面有很多不是一家NGO而是一个联盟。在北京有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第一天筹备，第二天就有120多家NGO响应。相应的在西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四川地区的救灾联合办公室，有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有重庆的抗震救灾民间救助中心，有贵州25家联盟，云南联盟、成都联盟。而且在中西部地区联盟，他们还利用自己的特点，在地震重灾区，依托本土的NGO一起联合开展工作。
还有一些是国际性的组织。宣明会、乐施会等，在其他的省市里比如说德阳都有国际援助组织、国际援助。还有香港的一些组织。地震过去1个多月了。我们看到NGO组织的行动能力、动员能力跟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在历次的救灾中很少看到这样的地图。而且这次NGO不仅有活动，而且有支持性的平台，它把NGO的行动展现出来、总结出来。就像社会组织信息服务中心。这些地图不仅仅是表露出大家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在工作过程中，相互之间有各方面的人员、资源协调。协调各个组织之间的信息资源，协同各个组织之间的活动。
这两张地图我们在历次的救灾中都没有看到。为什么徐永光说“今年会成为NGO元年”。NGO的动员力在这次地震中的确是比以前有很大的突破。
NGO行动比军队更灵活
我想总结一下，这次在地震中我们的民间社会到底有哪些方面的行动，他们在哪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的特点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NGO行动的背景。
对民间行动的领域，我概括为四个方面。当然这四个方面只是一个笼统的概括。这四点是非常突出的。
第一方面是紧急救助方面。基本上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几个小时后就已经有组织的到达那里了。大家知道这一次政府和媒体的反应之迅速也是广为关注。比如温家宝总理在两个小时之后就开赴现场，到达灾区开始工作。我们的媒体也基本上在第一时间就发布了信息。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这次整个的社会动员是非常快的。但另一方面，除了我们政府的动员，民间的行动也是一样的及时、有效。在第一时间的行动阶段里，有一些组织，爱好体育的同学可能知道攀援队、登山队，以及爱好长途跋涉的队伍，它们有野外救援的经验、生存经验。它们在第一时间就奔赴现场了，它们的到达实际上行动起来会比军队更加的灵活。因为军队的调动有统一的协调，有整体性。但民间是非常灵活的，所以可以在道路不通的情况下，有很少数的人可以进到现场。所以在第一时间传递信息、解救人、传递信息。这在两个方面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第一，就是当地群众组织的自救。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有一个妇女为了要把她的丈夫从山里背出来，她们几个人轮流换班把这个人一直背到安全的地带。在这种求生的欲望之下，实行的自救是最紧急的，可以说是他们自己对自己伸出的援救之手。除了这些，就是我刚才说的国际救援队、包括国际国内的专业救援组织在第一时间参与到救助过程中。
所以，第一时间的行动救助里它的主体有——灾民个人、NGO、政府、军队的力量，以及包括一些企业和个人。所以在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民间组织参与到救助过程里。这是它的第一个行动——紧急救助阶段。
民间力量可以提供的第二个帮助是在资源筹措方面。在资源筹集方面，应该说有太多的组织和太多方面的行动。我们很难把它完全概括持续。但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物资筹集上，在志愿者也就是人力资源的提供上，以及在筹集资金以后，在发放、进入救援的过程中都有大量的组织。而且这个领域是民间行动主体性的领域。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救灾联合办公室。比如说NGO四川联合办公室，像李连杰壹基金，他在四川成立了当地临时救灾指挥部。这些组织在提供资源方面跟政府动员有不同之处。政府的资金动员也有几百亿，但NGO的资金动员是非常零碎的。但零碎就意味着深入的领域是非常广泛的。所以NGO每一个组织提供的资源可能非常小，但是组织很多，它所到达的领域很广泛，这样在资源提供，使GNO更加针对当时的需求来工作，这也是NGO工作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资源筹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字，在第二天整个社会接受的捐赠就达到了6500万，到第五天的时候社会的捐赠突破了30亿。第七天整个的社会捐赠突破了90亿。两个星期我们突破了300亿。到6月12日，最新的公布数据社会各界的捐赠达到了448.5亿。这次的捐赠应该说也是历次都没有的。比每一次的救灾中都要多的多。举一个例子，这次红十字接受的捐资达到了自它它成立以后所收到的资金的总额。他们自己已经没法儿清理了，所以它请了很多的志愿者。有人就对红十字提出了质疑。但从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这次的动员已经超过了管理的能力了。我们怎么样可以把爱心集合起来，提供救助呢，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这对NGO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对我们的民间行动力提出了挑战。
民间行动的第三个方面是在信息集散上。这是一个网页的截图，这是我们社会组织救灾信息服务中心，这个网站是新成立的。它的前身是NGO信息交流网和震旦纪联合成立的网站。在信息集散方面，与物资救援是同等重要的。我们大家了解地震信息，很多是通过媒体——传统的传媒电视台、广播、网络。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特点，特别是在地震最开始的阶段，媒体的信息公布的非常及时，特别是像电视台，基本上中央台、以及各个地方台都在报地震的信息。但有的时候你播到所有的台都在播一个画面，在传递信息上可能会有主导性。我们有一些统一的信息来源。在这个之下，对于受灾的当地而言，可能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这次整个四川地区有地震，但当媒体说这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可能大家最关注的是汶川地区。但最严重的地区不是在汶川，而是在其他一些我们还没有注意到名字的地区。后来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到，青川、绵竹都是受灾很严重的。但媒体的信息往往只能给你一个侧面。如果我们没有很多元化的信息，可能会造成某些地区的救灾物质过剩，而某些地区仍然没有得到救助。所以民间行动力量的特点是，它是非常自发和多元化的。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就有这样的形式，请大家把你作为灾民看到的灾情发布到网上，通过网络把这个信息再公布到所有参与救灾的政府部门、NGO志愿者。通过这个信息交换，会有一些私下的信息沟通达成。比如说我们都在关注汶川的时候，可能某些人就会看到一个小村落里需要一个特殊的用品。这时候我们就不是通过统一、大规模的资源调配来配送。可能正好有某个NGO擅长提供这方面的救助。比如说关注小孩子的NGO可能会给孩子提供奶粉。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说流动人口，在当地可能密切亲人我们会有一些打工者救助组织，它关注的角度就非常的侧重在打工者上。所以说通过多元的信息集散平台，形成了我们自然的信息交流而不是完全统一、一致的资源配送。这样就会使得物资像流水一样可以到达更细致的领域。所以在信息集散上，这次的民间行动非常的突出。我们形成了一些非主流的交流平台。甚至说是通过短信直接的沟通，而这种沟通恰恰的弥补了整体信息的不足。
第四个方面，也是NGO行动最广泛的领域，就是专业性的投入。除了把资源募集起来，民间力量也直接投入到救灾过程里。比如说，环保组织组织一些地址专家、环境专家来论证这个地区的地震性质是什么样的，基于当地的地质特点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衍生灾害。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就达到NGO专业投入的目的。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我们有心理的专业工作者，以及香港的特殊乐团，专门在地震中演出的，通过音乐和戏剧等活泼的方式给当地信心，帮助灾民恢复。同时我们还有一些专业的志工队伍。在这次的行动中，NGO在心理、社区、儿童、学校包括临时灾区救助场所的搭建，以及专业的救助小分队都体现出了专业性。而专业性是NGO成熟和形成自己特色行动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这次的NGO的专业投入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现在的民间力量确实在走向成熟，不是简单的提供一个劳力，提供一些钱，而是有自己的思想，更好的来实现救助的目标。
所以这次的行动从信息的传递、资源的调配等都有大量的案例存在。
概括起来，这次民间行动的特点是：速、联、特、持。
要表达的意思：
第一，行动上迅速。这次我看到有报道，我们的第一批志愿者队伍基本上和军队同时到达灾区。我们的第一个救助队伍是企业家自己开的车对。也是在第一时间就拉着救灾的物资到达了现场。他们的行动可以跟军队相媲美。这次的性对速度上，NGO在以前是没有看到过的。
第二，NGO的联合。这是这次行动的最大的特点。我们可以想一下，不管是平常的民间社会行动，还是在危机应对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组织想参与，但没有看到过NGO联合办公室，或者是上百家NGO的联合声明。这次我知道的至少有10几家的联合。这种联合包括北京这种NGO发达地区的联合，也包括在当地的NGO的联合。有一些是整体性的，比如像南都公益基金会所发出的联合，参与的有100多家NGO，什么领域、什么类型的都有。我知道红十字基金会也是这次行动里的一员。也有一些是非常专业性的。比如说当地的四川公益民间组织，5•12民间救助中心，比较基于赈灾当地的情况。重庆的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以此声明相应的成立救灾中心，这也是仅仅在赈灾的当地。也有更加专业性的联合，比如说草根、心理救助队的联合。这样大大小小的民间联合行动，才使我们看到NGO在这次行动中所发挥得作用。
第三，NGO的行动也是它的专业性。我们说NGO有另外的一个称号，叫做“无声者的声音”，它要使不能发声者能够发声。无声者指的是，在一些大的地区里那些被忽视的领域，在整个的地震中我们关注了几个重点县，还有一些非重点县同样是受灾地区。还有一些被忽视了的群体。比如说我们是整个一个地区都叫做灾民，可实际上在这个群体里有人是受灾更重的，有人很难使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比如说他住的非常的遥远，救灾物资到达了他甚至都不知道他怎么样可以去领，甚至他也不知道信息。而这些人是更加需要帮助的，还有一些更加需要关注的领域。比如说我们在大量的送方便面和矿泉水的时候，可能对当地的居民来说他非常需要有一碗热的汤，这对人的需求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他在不饿死的情况下，多元需求就会体现出来。还有就是NGO个案性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有忽视的个体。在电视上我们看到模范的民警，所有的亲人死去了但他仍然坚持在一线救助。但实际上他本身就可能是一个需要关注的对象。因为他自己就已经处在应急状态了，从心理学上或许他舍命的投入工作，恰恰是在回避伤痛。这个时候我们仅仅是把他理解成救助的模范就不够，我们要看到他是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的一些个案，NGO会注意到个案的特点的。
第四，到现在，我们已经有53天过去了，我们看到NGO的声音在持续。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持续性是这次非常值得欣慰的。我们的NGO不仅仅有一个响应，而且它真的能够留下来参与到灾区重建过程中。我知道有很多去了现场的NGO，到了现场以后他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这次的救灾不是一时性的现象，可能我们需要数年的长期投入。所以有一些NGO根据救灾的情况改变了自己的宗旨。有一些志愿者队伍，大家在第一时间都到现场，可能到了以后会发现会添乱。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在经过一两年以后，仍有人可以关心那些孩子。所以有很多的NGO就开始进行自己的分期规划。比如说志愿者可以不可以报名，哪些人是10天去，换一批人下一个10天去。在献血的时候，红十字也采取了这样的特点，请大家来登记，在需要的时候请你再过来献血。这样既不会磨灭大家捐赠的热情，同时又不会造成资源上的拥堵。所以持续性也可以看作是我们现在民间社会成熟的表现。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部分的NGO退出了。但是，也有很多组织留了下来，建立了救灾办公室，准备长期的工作，甚至开始进入到灾后重建的规划中，能够参与我们未来的规划和救助。所以这次的行动不管从速度上还是从持续性上面，都是标志着我们现在民间社会的普遍的兴起和成熟。这样才使我们看到比较理性的民间活动。
我们回顾一下民间社会都有什么样的组织，大大小小至少有几百家的NGO参与其中。NGO表现的形式灵活多样。
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为什么这次NGO可以行动起来。我想大家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每一次的媒体都在质问NGO的缺席。这次NGO突然间的出现，好像出现的让大家眼前一亮。各个媒体都看到了NGO的行动。为什么这一次民间的力量能够凸显？
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应该说是一个基础，就是中国公民社会和NGO的发展。在此之的30年，我们在哪些领域有NGO。第一个是社会服务领域。我们对残疾人、儿童、老人、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儿童村就是救助服刑人员的子女。NGO来照顾服刑人员的孩子。第二，在生态发展的领域。像“绿十字”创造的环保扶贫。我们在环境倡导的领域，比如说大家知道的怒江工程，我们后来又发生了很多的环保实践。比如说北京三里屯的垃圾场的建设。其中公民和NGO都有了积极的参与。
还有在AIDsNGO，在这些特殊群体的维权领域中也有联盟。
再有一个方面是思想库。大家知道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海南的“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他们在公共政策领域，在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事件里提供自己的思想。
在公民教育里，有一些教育发展研究院，有一些农村的乡村建设中心。还有一些大学生的志愿组织，比如说一耽学堂。
我们还有更大量的互益组织，烟具协会在国际贸易反倾销过程中带领企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还有大量的社区组织，现在在很多地区的社区实行备案，我们的各种文体、维权、公共服务方面的社区组织都开始得到发展。还有一些参与式公寓，比如说“多背一公斤”。多背一公斤就是平常的“驴友”到偏远的地方去旅游。“多背一公斤”倡导这样的理念，你在背包里多背任何一公斤都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用自己的手可以援助一个乡村，援助一所学校和一个地区。所以多背一公斤是很好的参与式的理念。因为驴友的队伍也很强大。所以多背一公斤的响应非常的广泛。在这次的地震中，它当天就发出了“多背一公斤”发起倡议的说明，后面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他们在当地形成了救灾办公室。
还有一些教育性的组织，比如说灯塔计划。都是一些大学生的组织，到西部地区提供义务支教。我们还有企业的公益，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更多的企业家关注到公益领域。比如说广东狮子总会。这可以说是一个富人俱乐部。但这个俱乐部的特点是，富人做慈善。大家在一起来进行，用自己的钱来进行公益。狮子会现在第一次在中国的广东地区登录。这次在5•12赈灾的过程中，狮子会也提供联合服务，提供了大量的物资。
我们还有其他的类型的，比如说网络组织，—，NGO发展交流网就是其中之一。在这几年的时间内，有一些领域形成了网络联盟。比如说在艾滋病防治领域，都有NGO。有政府主办的NGO，还有政府有关部门参加。平常是在环保领域行动，但在危机救助中，它就发现网络本身就有意义。它可以调动网络体系内的资源，也可以投入到救灾过程中。
还有其他的一些公民社会的支持组织，比如说基金会提供了资源的支持。像信息咨询中心提供了信息的支持。还有一些在方法上提供一些支持，比如说参与式方法和行动组织。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NGO公民社会发展的基础。我们这次才可以看到民间力量的凸显。所以在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NGO有了明显的特征：
第一是“NGO弱势”的改观。我们有一些知名人士，比如说政界、演艺界的知名人士，加入到NGO或者是社会公益的行动领域。我们以前提到NGO大家常常会想到的是扶贫济困、哭哭啼啼的景象。但一些强者的加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NGO的弱势。同时，原来的一些小的草根组织，成立时间比较早的组织，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累计也开始有了一定的社会公信力。就像NGO发展交流网，它是一个很小的草根，是一些毕业的学生甚至是没有工作的学生发起成立的。但经过5、6年的运作坚持下来，它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社会公信力，有很广泛的社会动员的基础。所以NGO的哭哭啼啼的爱心景象，现在已经改变了。NGO开始成为我们重要的社会力量。
第二是联盟和支持平台的出现。网络和媒体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贡献。
第三是公民参与的增加。现在NGO的观念越来越普及了，不像在10年以前可能我们说到什么是民间组织， 什么是NGO大家和是非常陌生的。现在我们从媒体、网络上可以看到，公民的行动能力越来越强，这也构成了我们民间NGO的构成基础。其实大家对NGO的需求和认知是越来越高的。如果在10年以前，我们仍然没有NGO的行动，为什么大家没觉得是空缺呢？是因为你没有产生这种需求，社会没有形成强烈的认知。现在恰恰是认知和需求形成了落差。我们对NGO的需求和认知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特别是是5•12以后，民间参与的热情得到了空前的调动。这就特别的凸显出组织上的欠缺。所以这个空缺一定程度上是民间力量发展的契机。当然还有一些社会背景，比如说04年基金管理条例出台，规定了私募基金会的确立。我们现在全国有400多家非公益基金会，也就是说企业和个人设立自己的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像这样的法律政策的改善，也不断的益化了民间行动的空间。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中国的NGO有了蓬勃的发展。这是这一次民间力量凸显的基本的背景。另一方面为什么在年初没有凸显而在地震中就显现出来了呢？它和这次灾害的性质非常的相关。因为雪灾和非典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能在10几天以后才会意识到有灾难了。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投入就已经比较有序布置展开了。而这次地震的灾害，几乎是在瞬间很多地区大面积的受灾。而且这种灾难直接的危及生命，甚至是72小时的黄金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基本上连政府也不太可能一下子把问题全部解决。所以，政府对公民的参与也采取了很积极的态度，号召得到共同参与自助互助。这样的态度对民间的行动是很好的背景。我们以前有几次救灾过程中，民间也是有反应的。但一行动就发现遇到了一些门槛。比如说捐款能不能捐，你去现场救助作为一个个体能不能去。而这次因为赈灾的特点和政府比较及时和透明的反应，使我们已经开始发育的NGO有了一个显现它社会力的土壤。这样的两方面结合，就使我们这一次的民间力量，从一个潜在的力量变成了一个显在的社会力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所以，机遇这样的行动的背景，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问题、困境和未来的展望在哪里。
在问题方面我想提到四个方面：
第一，捐款怎么用？我们现在有450多亿的捐款，说不定已经有500多亿了。这样的资金能不能够有效的得到使用。网上形成了很多的质疑，公众对NGO的行为有很多的质疑。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质疑呢？现在我们有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缺乏程序。不管是对这些官办的NGO，比如说红十字会，红十字基金会、扶贫总会。这样比较有官方色彩的NGO完全是草根的，都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爱心用什么来证明。我们现在的捐款都要凭当事人的良心。而在有政府色彩的NGO里，非常喜欢用亲自的方法，就是一个文件一个文件的发，靠自觉和强调的比较多。这样保障捐款的使用是不够的。这种程序包括独立的审计，像李连杰壹基金是在红十字会下面的独立的捐项。但是由德勤来对它进行全程的审计。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为我们普通的捐款者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保证。独立的审计者是专业性的。
再有一个程序是社会的问责，第三方的监督。现在各个捐款都已经向社会公布了。但比如说我对某一笔捐款有质疑的时候，我能不能够质疑这个组织？能不能获得它相关的信息，能不能问责是因为社会有主动性。我们基本上是停留在主动信息公开。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你可能想针对某一笔钱进行追究是不太现实的。第三方的监督比主动性的公开更加的重要。
我们现在都讲公开透明。但这个不应该仅仅指的捐款的信息，更包括出口的信息。使用的方向到底买多少钱，买了什么物资。这就很容易可以跟捐款核对。如果我们只是知道获得了多少钱，对出口方面的信息公开不够，其实流程仍然没办法建立起来。
再有一个方面的程序就是对责任的追究。我们现在的审计也好、公开也好发现了问题怎么办呢？原则上肯定是要追究的。但没有流程和负责人，所以责任仍然是虚的概念，并没有变成一个可操作化的流程。所以要通过流程把这样的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可操作化，。
除了程序之外，我们捐款还有一些捐助者层面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调查显示，将近90%的捐款是通过单位、居委会、政府、党委这样的一些行政途径正式的途径来捐赠的。而直接捐给NGO的只占很少一部分。这就出现了间接捐款的问题。这个捐款谁来监督？多了一道程序以后，就出现问题了。原始的捐款者已经没有办法问责了。间接的捐款是问责不明晰的原因。还有是强制的，当然了捐款是件好事，但扣款的方式破坏了我们的支援精神。
在捐者层面有一个问题，是缺乏慈善市场。这和我们现在的法律环境相关。我们现在对有募款资格的组织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有很有限的组织是在法律上有资格募款的。有一些网友说，我从来不怀疑我的捐款可能会被滥用。但我不捐的话，一分钱他们都获得不了。这体现了我们捐赠的一个无奈的心态，我们现在缺乏一个可以选择的慈善市场。我们有多元的组织就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选择的话，不管是对捐赠者还是对接受捐赠者对民间组织自身，都是一个挑战。因为没有足够的激励来积累社会公信力，也没有足够的途径显示社会公信力。所以NGO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能够有更加多元的捐赠市场，形成多元竞争的环境。其实对民间组织的发展是很好的因素。
第二个显示出来的问题是，志愿者的组织性以及NGO的行动能力和部门协调能力上仍然有很大的欠缺。跟自己相比，我们这次的NGO行动力已经是大有长进了。但如果我们跟国际组织和成熟的NGO组织相比，会看到它远远得不够。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志愿者进入到灾区没有地方去，有钱不知道给谁，他没有可信任的捐款渠道。他去了已经可能是有专业知识的人，但没有办法找到需要救助的对象。所以志愿者缺乏组织性，反而会给当地造成压力。我们部门的协调上，这次尽管有很多的联合。但行动力上、真正的实质性的合作其实不是非常重新的。这就体现了NGO的努力发展方面的问题。
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制度上的慈善行为主体的不平等。体现在组织注册上，我们实行的还是审批制度，而不是国际上通行的备案制度。如果你是一群志愿者要进行活动，必须要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它要同意为你的一切行为负责，你才有机会进行工作。这样草根组织没有合法的法律身份，这就给行动造成了困境。
在注册的组织里，是不是所有的组织都可以募款呢？募款的地位又是要经过一些特殊的批准。比如说我们这次的救灾过程中，4月28日，民政部发布的《救灾管理办法》里规定，宗旨里有救灾性质的、公募的基金会可以募款。全国有1300多家基金会，其中有400多家是非公募基金会。只有900多家的公募基金会。而在这里面又有救灾字眼的，严格的可以找到的只有几十家甚至十几家了。所以在募款方面只有有限的组织可以拥有。但在募款的组织里可以不可以提供税收优惠，这又是一个限制。全国只有20多加组织，可以提供有税收优惠。在企业利润额12%范围内的捐赠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也对我们的捐赠主体选择上造成了很大的制约。我们现在采取的是行为主体的管理，而不是行为的管理。不是说募款必须要公开、透明、必须要经过什么样的审计，不是这样的行为管理，而是针对主体的管理，对主体上有很大的限制。这就造成了制度方面的不平等。
最后一个问题是在灾后重建中，怎么样保持NGO和民间力量的持续参与。我们现在随着救灾逐步的步入正规，逐步的规范化，其中的行政强势应该说是越来越凸显出来了。比如说在6月8日，国务院发布的《灾后重建条例》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它已经强调了社会的参与，但社会的参与基本上还是局限于在募集资金方面。换言之，就是国家鼓励大家更多的捐款捐物。但在资金的使用方面，比如说我们对救灾方面的评估，对灾后的筹建规划，重建过程中的具体实施，以及对巨大的救灾款物的实施中，基本上没有考虑到民间社会。NGO的特点虽然在动员社会资源上是有所优势的。但它更大的特点不在于动员社会资源，而在于使用社会资源。有一本书主要写的是基金会，它的概括是非常贴切的，NGO是一个散财之道。如果说企业是聚集财富的主体，NGO是花钱的。好的NGO就是会花钱。你能把资源用到合适的地方，能够有效得用下去这是衡量一个好NGO的标准。NGO花钱有很多的特点。我们说为什么灾后重建更需要NGO。NGO在花钱上会提供个体化的应对，对多样的需求，NGO的援助方式是非常个性化的。是针对不同的群体，甚至是针对不同的个体，对某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关注点和不同的方案的。而在灾后如此复杂的过程中，必然有很多的需求是非常多样化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盖排房子和有方便面就可以生存了。他有多样的需求，有生理、心理、家庭、社会的需求。这样的多样性的需求需要我们来满足。这是NGO的一个特点。
NGO的第二个特点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很重要的补充力量。正确应该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但NGO可以在很多方面实现对物资分配的平衡和监督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在灾区，灾区的人不一定意味着他是灾民。灾区拿到钱的人是灾区中的非灾民拿到钱，还是灾民拿到钱？我们对这个有一定的区别。在灾民里有大家非常关注的黑色地带——重灾区。我们把一笔资源投入到了重灾区里，但轻微的灾区也是需要投入的。比如说5、6级地震就已经是需要救援的对象了，但在8级地震下就你被忽略了。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非常个性化的分析灾区的特点。对救灾物资的监管也需要有不同的力量，除了政府内部的审计力量，也需要有社会的力量。所以政府的宏观调控虽然是必要的，但如何平衡受灾的情况？能够保证建设的质量等等，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有自下而上的不同的力量来予以平衡。
第三个特点是NGO在人文重建方面。因为我们的救灾不仅仅是物资恢复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心理社区生活的恢复过程。所以对当地少数民族、少数群体的价值，社区的自制如何纳入到救灾考虑范围内，也是需要自下而上的。
最后一点是NGO的反思。现在虽然地震是客观的事情，但地震和震灾之间是有很本质的区别。比如说日本是地震很严重的国家，但并不是震灾很严重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地震自救、救援等的问题。我们在灾后就应该来反思，以便在以后的应急过程中可以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减少发生。我们的预测和预报也是值得反思的。现在对地震的预测是一个难题，但在测不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测算，根据总体的地震的趋势能够让当地的居民有更好的准备，所有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所以我们未来的公共政策的建设过程中，也需要有更多元的声音包括NGO和媒体的声音。
正是因为NGO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在救援的过程中，比较适宜的假设是这样分配的：政府可以起到宏观调控和资源动员的作用。资金应该通过一个独立的渠道来运作。台湾的经验很值得学习。它的9•21地震以后，就成立了9•21地震基金会。通过基金会的分配，有更多的民间组织和相关部门的参与，大家共同协调，这笔钱既然是专款专用，就可以设立成基金会的方式来使用。当然政府要有很重要的管理作用的，但并不是真正的财政拨款的使用方式。政府宏观协调、基金独立运作，NGO直接参与。在越是基层越是实施的过程中，越应该有公民和NGO来参与。所以越宏观的方面政府就应该越凸显作用。但具体的层面，应该由什么建筑商来做什么，群体的家园怎么重建，越是细微的领域，NGO越有它的特色。所以这些时候政府应该退出来一些，能够让NGO来花钱。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政府提供资源的保障，NGO提供用款的途径，公民来参与让每一笔钱用的更好。
我想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转向世界上就提出了我们对公民社会的理解。这是我最后想说的对公民社会的展望。
公民社会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就是个人是基本权利和责任的单元。平等的个体权利规则（法治）；公民自我组织（NGO）为基础；民主治理；有限政府。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法制规则，以公民的自组织作为治理的基础。就是我们的NGO。公民的自我发展和组织是社会行动的基本。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公共的事务建立一个民主的途径，政府要受到限制。康德说过“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指的是，在这个社会理，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所为是美好的途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你要确认的是，你在这么做的时候不要侵犯他人的平等的权利。这种选择是很个体性的，你认为它好就可以进行。只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构建起的社会就是平等权利和公民社会。
所以对中国而言，我们公民社会的发展前景如何？换言之，我们这次的地震救灾会成为NGO元年吗？我想，我的判断可能还要在元年后打一个问号。也就是说NGO元年，或者说公民社会的元年需要的条件：
第一要有社会的需求和认知。这一点现在的确达到了，从需求的角度讲，大家对NGO和公民社会的认知达到了一种爆发。特别是是基于以前的饥渴下的时候。这一次果然看到了，所以从需求而言，我们有一个爆发。
而从能力上看，我们现在是处于渐进的过程，NGO自己在进行能力建设，公信力的累计。逐渐的，是在走向发展和成熟的。所以从能力的角度而言，我想还谈不到能力的大爆发，但形成了一个能力危机，就像红十字会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就意识到应该建设了。所以对能力而言是可以平稳发展、逐渐累计的。
而第三个条件是制度的条件，我想我们现在还要划一个问号。从很多国际的经验而言，包括台湾地区的经验、韩国的经验。它的一些重大的灾害，特别是地震灾害会形成NGO元年。这其实是从日本来的，因为日本的阪神地震之后，就形成了NGO的发展。我们所面临的危机、需求是共同的，NGO发展的累计基础是共同的。但不同的点是制度上。制度的门槛是不一样的。我台湾地区是最明显的，台湾是在解严之后才开始的。在制度解严以后，NGO就形成了大发展。解严10年以后才出现了台湾的9•21地震。民间的力量一下子的爆发了出来，也可以说成为了它的NGO元年。但对大陆而言，我们不一样的挑战是，我们现在对NGO制度门槛没有迈过来。我们的民间自发的组织能力上是有非常客观的制约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需求、有能力的累计能不能形成NGO的大发展？还非常明显的依赖于我们的制度的改进。如果我们的这种制度能够不断的推进，特别是能把结社的审批制度改革好，真正形成备案、法律监管、依法行为，形成了这样的制度体系，我们现在累计的能量就可以秩序化，就可以成为NGO发展的激励。
但如果制度的门槛没有过来，我们就发现像以前很多次NGO有了这种发展的需求之后，逐渐再冷淡下来，慢慢的热情再被平息，又恢复到了此前的状态。所以这个元年到底能不能到来，对我们的社会提出了需求和挑战。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很需要NGO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对我们的社会而言也是有积极、健康的推动作用的。但它到底能不能到来，也有赖于我们对制度的推进。这是我整个的判断。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