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社会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社会组织政策创新调研报告称，截至2014年，广州、合肥、贵州、上海、西安、昆明等受调研地区的当地财政，均已开始向当地的社会组织进行政府购买服务。但资金的具体分配与使用仍有较多限制，且存在拨付不及时、项目评估机制不合理等问题。
政府购买服务，是将本由政府部门承担的社会和公共服务职能，交托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并按照市场标准订立服务合约；政府按照一定的标准邀请第三方评估履约情况，并向受托社会组织支付服务费用。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购买服务”逐渐常规化，成为一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新型态。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编纂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称，2013年，全国各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总资金达到150多亿元。
9月18日，民间机构广州市海珠区益友社会组织信息中心联合其他5家组织共同发布“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创新6地调研总报告”（下称《报告》）。该《报告》的编写团队在广州、合肥、贵州、上海、西安、昆明等地调研了188家民间公益组织，其中有54个机构曾获得政府购买服务，约占整体的 29%。
其中，广东省广州市2013年地方财政的政府购买服务资金达3.61 亿元，安徽合肥市在2014年的政府购买服务资金达2.6 亿元。
《报告》顾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表示，“购买服务的体量已经铺开了，全国和各地都有资金，但流程中的问题非常多。《报告》体现了很普遍的问题”。
《报告》指出，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具体分配与和使用方面，各地都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尤其在对人员及行政费用的支出上，有着较大的限制。例如广州市规定资金须按照“6:1:1:1:1” 的比例分配─即人员经费 60%、督导经费10%、中投标相关税费及评估费 10%、办公经费 10%、服务费用 10%。
但报告认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格门槛较高，能惠及的民间公益组织较少。在《报告》调研的188家机构中，没有获得政府购买服务共有 111 家。其中，没有申请资格的占24%（39 家）；不了解申请信息的占 19%（30 家）；组织业务不在支持范围内则有15%（24 家）。
《报告》还指出，一些地区的购买服务资金不能及时落实；有时款项的给付甚至会拖延数个月。在对项目进行评估时，由于须牵就惯用的考评机制，故必须以数据或立竿见影的事实作为考评依据。但该机制却未必适用于所有的社会组织工作。
《报告》认为，造成上述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购买服务”的定义不清晰。
目前，政府部门对于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与对社会组织给予“扶持资金”的概念多所混淆。比如贵阳、西安、上海等地，便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专项资金支持、公益创投等支出，统称为政府购买服务。此外，部分地区的政府部门在购买服务项目时，则会以公益创投的名义发出资金。
对于支出名目混淆的现象，贾西津解释，政府购买服务，是在公共财政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外包契约交由社会组织完成。“其他的投入方式也很重要，包括资助、公益创投，是为了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而拿出的资金，但这不叫购买”。
贾西津表示，政府购买服务还处于一个概念普及的阶段。包括“什么是购买？怎么购买？”，各界都还不太理解。但究竟的目的，是为了要得到具体的服务，还是让当地社会组织的能力有所提升？贾西津认为，这是目前需要厘清的问题。
如果政府部门把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以及对其给予专项支持、扶持的概念混淆了，那么“资金的目标和如何衡量它的产出，就会模糊”。
在这次针对全国六地共188家社会组织的调查中，《报告》的编制团队也询问了各社会组织对于“组织内部权力机构、资助方（捐赠方）、社会公众、政府部门、公益行业（同行组织）、服务对象、组织员工（志愿者）、媒体”等不同主体，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的实际情况和应然情况。
《报告》显示，目前社会组织普遍认为本领域内缺乏，只有政府作为主要的监管主体，至于社会公众、行业组织、服务对象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则最为缺乏。
在应然面和实际情况的比较中，受访的社会组织当中，认为公众应该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的占了72.3%；但认为实际上公众有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的，仅占29.3%。
此外，来自于公益行业（同行组织）和服务对象的监督也较为缺乏。在调查中，认为公益行业（同行组织）和服务对象对其进行了监管的社会组织，只有20.2%。
“公众监督很重要，但声音很散，真假虚实都有，能纳入监督体系的还比较少”。贾西津告诉财新记者，目前，在公众声音出现后，往往会变成独立的媒体事件，进而引起广泛关注、使公众对组织的公信力产生质疑。但在媒体热点过后，仍有一系列问题有待处理，包括：对于不端的社会组织究竟有没有举报渠道？是否存在受理举报，并评估、衡量社会组织作为的机构？如果传出的是不实的指责，社会组织又应如何维护自己？
“需要有机制让公众的监督运作起来”，贾西津认为，公众监督需要和“法律监督体系细化”及“行业自律的发展”衔接起来，“目前还是起始的过程”。
与公众监督短缺相比，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监管，则存在手段繁复和流于形式化等问题。
《报告》指出，政府对社会组织日常监管的主要形式—年检制度，存在形式化、工作量大、标准不清等问题。《报告》称，“一般来说，如果登记管理部门在组织提交的年检报告中发现问题，会进行实质的审查；但如果组织的年检报告做得非常完善却不符合实际“登记管理部门也很难看出问题。”
对此，地方上亦有创新试点。该调研发现，2015 年开始实施的《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就已在实际上，将年检制度变更为年度报告制度。监督监管的主体则已由单一的民政部门，扩充为为民政部门、组织成员、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但由于该办法尚未实际执行过，政策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