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在广受关注的广西玉林狗肉节前后，不少内地爱狗人士以赎买方式救出大量狗并运到江苏高邮的狗舍照料。媒体追踪发现，原收容1800只玉林狗的狗舍如今仅剩400多只狗。有义工透露，不少狗只患上狗瘟，狗舍几乎每天都死狗。而随着关注度降温，狗舍的社会捐助和义工也愈来愈少，令民间救狗行动成效成疑。(《现代快报》)
看罢才知道，原来，当初爱狗人士慷慨解囊“刀下救狗”、甚至急不择法“拦车救狗”之际，其实根本就连这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想清楚:救下来之后怎么办?诚如一些网友所言，花那么多金钱和心力，引发那么多冲突和争议，难道就是为了让狗狗们受尽折腾乃至折磨之后失去痛痛快快“安乐死”的机会，转而换个毫无意义的更残忍的死法?
看到该消息时，刚好有这么一则并不新鲜的段子在微信群里一闪而过:幼儿园里一男孩给女孩一根棒棒糖，女孩接过去舔了一口，担心地问:我要是吃下去怀孕了怎么办?小男孩拍着胸脯说:生下来，咱仨一起上幼儿园……该段子被戏称为“最负责的故事”。是啊，三岁小儿当然可以只顾着承诺，不考虑(也根本考虑不到)谁来供养你们仨“一起上幼儿园”之类繁琐的现实问题。可咱们的动物保护组织难道也只有三岁吗?按理说，都已经能够作出到处拦车救狗、与狗肉经营者轰轰烈烈进行辩论等各种有组织的行动了，“爱狗人士”作为一个群体，给人的印象是已有相当的组织化程度了，岂会不知道，仅凭肾上腺素远不足以撑起1800只狗狗的吃喝拉撒睡以及医疗卫生保洁等各种日常呵护与管理!
此次虎头蛇尾的“刀下救狗”，只不过是我们在公共行动方面长期发育不良的一个缩影罢了。无论慈善事业还是公益活动，都不可能只是满足一下刹那间的正义感爆棚那么简单。恰恰相反，它需要稳定可靠的经费筹措渠道、成熟理性的组织管理团队、持续运作能力以及相关专业知识等一整套支撑体系。事实上，我们的社会管理中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困境。比如，当我们看到未成年孩童遭到监护人虐待时，会本能地呼吁剥夺施害者的监护权，却忘了想想，剥夺之后怎么办，谁来照顾这些孩子，现有的民政福利机构够用吗，能做得比他们的亲友更好吗?当我们看到某贫困山区孩子衣衫褴褛时，会一窝蜂捐赠衣物给他们，却没想过这些衣服最终可寄达的那个地点离他们家有多远，如何分发或领取，号码对不对，是不是他们急需的那个品种，此过程中耗费的人力物力是不是比让他们直接就地购买还要贵几倍?如此种种，都在激情之外，现实之中。
我们亟须在一次次的具体行动中明白一个基本道理:慈善是门技术活;无论你垂怜的对象是人还是动物，光靠肾上腺素都还远远不够。所以，在行动之前，务必先想好各种后续问题，谋定而后动，才有可能让“善愿”真正结出“善果”，而不至于让我们所爱怜的生灵们在备受煎熬中承受那些本该由我们来承受的“冲动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