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认为，索玛花小学的遭遇本身是一个启示：一方面，公益组织在开展活动时，要有更为敏锐的法律规范意识。如果缺乏制度保障，只想着先把好事给做起来再说，好事就有可能会变成坏事
【财新网】(实习记者 杨三喜)八月间，一篇小学生描述自家穷困情况和母亲逝世过程的“最悲伤作文”在网上传开后，事发地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的索玛花爱心小学，在当地面临了地方政府逼拆的窘境。
兴办索玛花小学的索玛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黄红斌，则在8月31日，因涉嫌非法买卖国有飞播林地、违法改变土地用途等由，被西昌市森林公安局拘传。9月1日，在黄红斌获释后，西昌市森林公安局随即启动了对索玛慈善基金会的财务调查，并调取该基金会从2011年至今的所有账册、会记凭证、会记电脑等资料。
“他们查得很细。”黄红斌说。他告诉财新记者，西昌市森林公安局所调查的问题，远不是索玛花小学违法占用林地的问题，而是整个基金会的财务情况。他表示，虽然不知道西昌市森林公安是否有权调查，但是基金会将全力配合，“我们不怕查，随便查，希望公共机关尽早调查清楚，给公众一个交代。”
索玛慈善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就在四川凉山的贫困地区开展支教活动，并向10多所学校派遣了支教志愿者、帮助修建了多所学校。位在凉山州西昌市四合乡的索玛花爱心小学，则是完全由该基金会创办的唯一一所学校。
对于在“最悲伤作文”事件后，政府要求限期拆除索玛花小学的指令，黄红斌一再表示，学校建设花费了大量心血，基金会愿意把学校交给政府，而不希望学校被拆掉。但此前当地政府曾表示，索玛花爱心小学存在违法建设和安全隐患等问题，各种手续不齐全，政府要接手也很难办到。
面对NGO界有人对索玛基金会援建的学校工程造价过高提出的质疑，黄红斌解释道，“造价高是因为交通不便，运费远超想象，只要来过这里的人就会理解。”
历经索玛基金会和爱心小学在当地陷入的困境后，黄红斌反思：“以前做公益，以为抱着一腔热血就可以做好，是个法盲。确实存在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尤其在基金会注册之前，对法规不清楚，才导致了今天的这种局面。”他感慨地说，“违法违规的事情不能再干了”。
9月7日，西昌市森林公安还以“涉嫌非法占用农业地”刑拘了学校所在地─四禾乡永定村火普组的两名村民阿米次卑、杰克约呷。此二人曾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间，向位在北京和广州的两位网友转让16亩及12.24亩的土地，并获得使用权价格15万元和16万元。随后，这两名网友又将两块土地的使用权，转交给索玛慈善基金会使用。黄红斌说，“公安让他们把钱退了，退了就放人。”
但曾负责火普组土地分配的永定村老支书姜斯友体、永定村火普组老组长的孙吞友坡则出具书面证明称，上述土地和村子其他的土地一样，均属于农业用地，不属于林业用地。日前，黄红斌已经将姜斯友体、孙吞友坡两人出具的书面证明交到了西昌市森林公安处。凉山州西昌市人民政府，则已受理了索玛慈善基金会对限期拆除学校指令提出的行政复议。
学校关停后如何善后
在“最悲伤作文”事件发生后，凉山州当地政府要求索玛基金会派到其他学校的志愿老师，必须具有教师资格证才能上岗。因此，目前除了个别具有教师资格证的志愿者仍在支教，大部分的志愿者已经停止工作。黄红斌表示，希望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能够帮助志愿者拿到合格的资质。
黄红斌告诉财新记者，过去，索玛花小学使用的教科书及考试卷，都是当地教育部门免费提供的。他还透露，当初索玛基金会还曾在凉山州的越西县帮助当地修建了几所学校，县里的主要领导很支持他们，还去过学校视察。不过，在“最悲伤作文”事件发生后，该县领导的态度就“180度转弯”，“我们也很不理解”。
黄红斌说，“我们就是希望政府支持我们、帮助我们、指导我们，而不是一刀切地打压我们。”
在索玛花小学遭到停办之后，西昌市政府曾承诺会解决学生的就学问题，把该校的学生转移到四合乡的中心校就学。但黄红斌忧心，有些学生本人及其父母都没有当地户口，中心校不会接受;一些学生因为没有户口，必须重新从一年级开始读;还有一些学生因为年级太小，父母不放心孩子去乡中心校就学。
黄红斌表示，索玛基金会会积极动员学生和家长，并愿意资助那些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去乡中心校就读。在受访时，黄红斌一再强调，“在做公益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有问题，我们都愿意改，愿意配合政府。最重要的是孩子有书读。”
完善制度与做好事不可偏废
对于索玛花小学的遭遇，曾经创办希望工程、现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的徐永光说，“从国家的法律来讲，办学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资质、能力和硬软件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有法律在哪里。”
他认为，当地政府的行为并没有问题，“因为你没有办学资质，是不合法的，政府要关闭你，你也不能说政府越权，或者执法有问题。”
徐永光说，这种事情在各地都有可能发生，政府“让你存在你就存在，不想让你存在，就可以关闭你”，“面对政府的权力，民间的力量显得苍白无力。”
法律学者姚遥则撰文谈到，索玛花小学在技术上的错误“无法容忍，也不应该逃避”。但是“应该在法律上给民间的爱心一个出路，让公募基金会的注册更加容易，让民间助学的门槛更低。制度上为民间的爱心留下空间，对民间的错误也就有了更为合理的监督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中国非营利评论》执行主编马剑银告诉财新记者，当下一些民间组织在跟地方政府合作时确实处于弱势地位。由于制度和规则不完善，政府具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政府说你行，即使触及一些法规的灰色地带，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你不行，这些灰色地带就变成了行为的障碍，那就没办法了。”
马剑银认为，索玛花小学的遭遇本身是一个启示：一方面，公益组织在开展活动时，要有更敏锐的法律规范意识，在与政府合作时要尽可能地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即使有一些模糊地带也要心里有数，不能因为短期的利益而无视或者忽略这些模糊地带。
另一方面，在完善制度的维度上，国家确实应该考虑适当降低准入门槛，以便社会力量更方便地进入教育领域。
马剑银说，不论是公益组织还是政府，多数都抱着一种“做好事情比建立制度规范更重要”的观念，“大家都认为先把事情做起来，做好就行。完善制度是下一步的事情。但是，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好事有可能就会变成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