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大地震之后，“公民意识觉醒”、“公民社会在望”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比较突出的有名作家张抗抗热情讴歌志愿者的讲话和文章，有资深公益人士徐永光提出的定今年为我国“公民社会元年”，还有比较审慎的提法是公民社会“曙光初现”。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其依据是在这次特大灾难中出现的--与以往历次救灾不同的--空前规模的民间参与。
一 灾难激发出来的公益热情
一般说来，一次非常的灾难，足以使全社会的悲悯之心都迸发出来，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全民赈灾也不是第一次。但是与以往相比(例如1998年的特大洪灾)，今年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当然是震灾款物来源之广泛、数量和规模之巨大，以及捐赠人的热情和踊跃，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NGO和志愿者的参与构成一道引人瞩目的风景，而且从此这一观念进一步在公众中普及。从人性出发，公益慈善行为就是体现了一种自愿的、非功利的、助人为乐的精神，是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的发扬。因此，首先应强调自愿，而不是出于任何形式的强迫。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捐赠者都是志愿者。不过志愿者多数不一定是钱物的捐赠者，而是以各种方式为需要帮助的人贡献力量。通俗地说，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本质是对他人的关怀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记得这句口号曾盛行于抗日战争期间，那是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秋，人人感到匹夫有责。但是在平时，应该承认，我国内地的志愿服务精神尚未成风。不用与发达国家比，较之港、台，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汶川地震志愿者的空前活跃意义重大，值得大书而特书。
二 “企业责任”与志愿者的兴起
公益慈善、企业责任(CSR)、志愿者、非政府组织(NGO)，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我国，都是改革开放中兴起的新事物。它们之间既有重叠，又有区别，而且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公民社会”的观念过去只停留在少数研究者和知识精英中间，开始见诸媒体，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还是最近的事。公益慈善事业的发达和“志愿者”精神的普及当然代表公民意识的觉醒，但不能与公民社会等同起来，何况发达和普及的程度还有一定的限度。
在我国发展比较快的是公益慈善领域，对它的认识和自觉性也逐渐成熟。事实上慈善事业古已有之。即使现代意义的公益组织和基金会，也与现代民营企业一样，在我国已有百年的历史。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实业家兼慈善家。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曲折，现在又重新成为“新事物”。它的兴起和发展当然是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分不开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由最高决策开始，而后全面推开的，那么公益慈善事业却是顺应社会的客观需要，由民间蓬勃发展起来，然后引起执政者的关注，推动政策法规的改革。也可以说是“以民促官”。国际潮流和域外经验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算起，在二十余年中这一新生事物是以加速度发展，每隔几年就进入一个“新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更为迅猛。尤其是2008年，以汶川地震为标志，达到了空前的高潮，说明它符合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潮流。
应该承认，在我国新时期，公益慈善捐赠的主力是民营经济，随着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确立和上升，“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观念也迅速加强。其原因部分来自企业界的自觉，部分来自社会压力--在贫富悬殊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公众对“富人”的期待。这种期待有时有偏颇之处，把公益视为均贫富的手段，以媒体宣传的捐赠多少来衡量企业或企业家的优劣，甚至以一次性捐赠数与资产的比例来衡量，或把处境完全不同的中国民营企业与美国企业家作简单类比。凡此种种，是对公益的一种误解，恰好违背自愿的原则，无助于发扬志愿精神。这说明我国公众对企业责任的认知还不成熟。
“志愿者”是伴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而逐渐普及的，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作为一种理想精神的表现，受到社会的嘉许。志愿者要进行有效的活动，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当地政府的支持与居民(服务对象)的配合，其基础是充分的理解。无论是平时，还是非常时期的成功案例都离不开这两个条件。可惜，就全社会而言，这种理解还相当欠缺。一般说来，地方政府欢迎钱和物，却不一定欢迎人及其活动。他们往往在意的是掌握对钱物的控制，不愿意“大权旁落”。而志愿者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福利，或是带有社会改良性质的项目，与地方政府所关心的“政绩”可能不符合--姑且不论更坏的、与腐败有关的原因。另外，志愿者都是外来者，他们的出现打破当地多少年形成的成规和潜规则，满腔热情为当地“做好事”，却不一定被接受，常会遇到各种尴尬局面。在志愿者本身来讲，也有不成熟、经验不足，主观愿望不切实际以及操作不规范等缺陷。最主要的是这是一项新事物，遇到一系列问题时没有相适应的法规，得不到法律保障。于是与其他公益事业一样，“做好事”而可能陷入“不合法”。
三 NGO的困境
上述对志愿者的处境也适用于NGO。NGO可以说是有组织的志愿者。作为“非政府组织”，在我国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NGO一词是舶来品，就广义而言，与传统的民间组织属性相同。各类传统民间组织在我国历史悠久，例如各种行业公会、同乡会、共济会、各色帮会等。它们事实上也从事不少公益慈善活动，其与现代NGO最大的区别是，后者虽然都各有自己的特定关注范围，例如环保、教育，等等，但总的是以全社会的福利为怀，与发起人和组织者本身的利害无关，而传统的组织则比较封闭，在特定人群中自行其是，代表比较狭隘的利益。其初始的本意可能于社会无害，但是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发展起来，就可能带有排他性，或牺牲其他人群的利益。在皇权专政，没有民权保障，没有结社自由的制度下，往往发展成与官府对抗的法外组织(姑不论这种对抗的正义性如何)，从维权走向反社会，或成为揭竿而起的造反组织。所以历代统治者对民间组织以及有组织的民间集体活动都十分警惕，不时予以取缔和镇压。1949年以后，此类自发的民间团体基本绝迹。一切群众团体如工、青、妇、工商联以及文联等，都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之下，不再有真正的“非政府组织”，有时某些组织以“非官方”出面，也只是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在国外便于进行民间国际交往，在国内作为共产党联系各界群体的桥梁，为贯彻党的政策和意图进行宣传教育。它们间或也向上反映本群体的困难和要求，但是一旦有“为民请命”之嫌，轻则受批判，重则犯“路线错误”。至于“慈善”，在私有制被彻底否定的年代，被批判为富人的“伪善”，是“麻痹劳动人民斗志的手段”，在当时的“社会主义”理念中根本无立足之地。
重温这一段历史背景，是要说明我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是与欧美截然不同的，当前我国NGO所遇到的困境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尽管进入新时期，从执政理念到社会实际到公众心理，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公益慈善得到大力肯定，几年前正式进入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富人捐赠得到公众、政府和主流媒体的鼓励和表彰。但是另一方面，本该与之相适应的非政府组织的生存条件却仍受到种种羁绊。这种羁绊一方面与上述的历史背景有关--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总是存在疑虑;另一方面又加入新的国际因素--“冷战”时期，一些外国基金会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对不同制度的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近年来又与“颜色革命”联系起来。
所以决策者一方面对公益慈善捐赠持欢迎态度--不论来自何方，包括境外资源;另一方面又担心失控，担心对现政权和现有体制形成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早已受到诟病、显然难以适应新形势的旧法规，特别是社会团体“双重登记”制度，虽经多年来各方人士呼吁改革，始终难以突破。作为公益活动主力的官办组织(GONGOs)虽然有许多优越条件，并得到政策的优惠倾斜，但是面对急剧增长、花样繁多的社会需求已日益显示出局限性。汶川地震中作为被指定的接受捐赠主要渠道“红十字会”所遇到的窘境和责难就是证明。而怀着满腔热情的民间志愿者和组织要“做好事”却困难重重，需要寻求各种变通之道，有人戏称之为“曲线救国”。通过“曲线救国”，多年来也有可观的成就，只是运作成本较高，既浪费资源，又不公平。于是出现一种吊诡现象：越是草根民间组织越难得到本土资源，近一二十年来站住脚且发展壮大，在社会上有一定声誉的组织，其资助来源往往以境外居多。事实上，GONGOs也欢迎境外捐赠。在这个领域内，我们还没有完整而权威的资料库。如果能以十年为期，对有组织的公益慈善活动的财源做一番统计，画出境内与境外来源的比例及其消长的曲线，将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项目。
除了各级当政者的态度外，还有公众的认知和接受程度的问题。《中国发展简报》最近发表了“公众对NGO参与救灾认知调查”，证明这一认知度还是比较低的。此调查是在2008年6-8月进行的，亦即在NGO活动最集中、成绩最显著、媒体报道最多的时候，而且调查对象包括灾区的公众。那么可以想见，平时对其他领域的NGO的普遍认知度将更低。
四 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尚待时日
凡此种种，说明NGO和志愿者得以顺利发展，在全民中获得理解和普及，尚需时日。“公民社会”恐怕更加遥远。限于篇幅，此处无法展开对“公民社会”的讨论。简单说来，“公民”的观念与“臣民”是对立的。公民意识起于独立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充分认知，最重要的是对社会的主人翁感。在赈灾活动中涌现出大批的志愿者，其热情令人感佩，这种热情可以凝练为公民意识，但不能与之等量齐观;也可能只是一时的热情，未上升到自觉的领域。从外部而言，公民社会的要素不外乎健康的市场经济、完备的法治和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对“四大自由”的保障--与NGO相关联的，特别是结社自由。强大而繁荣的民营经济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此外还有青少年自幼从家庭、学校、社会获得的完整的公民教育。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已经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和积极推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内，还很难有一席之地。从根本上说，对何谓“公民”，恐怕多数教育行政长官和在校老师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心目中的“好学生”不一定能成为“好公民”。所以在青少年中推广公民教育尚难在近期内实现，现存的教育导向难以达到培养有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的目标。
如果略作展望，在可望的将来，除非经济出现重大问题，我国公益捐赠有望持续增长，公益慈善事业会有比较长足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将较快普及，各种类型的公益金会也将不断出现。与公益事业的前景相比较，志愿者和NGO的发展则相对滞后，需经历更多曲折和困难，因为它们涉及更加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在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中，它们将如鱼得水，而这一新生事物势不可挡的蓬勃成长，必然有助于公民意识的逐渐普及。不过这将是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我愿与有志之士、有识之士一道为之鼓与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