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在中国做公益事业或社会企业,都非常困难。社会要求相关事业不产生任何资费，至于还有所回报的社会企业，问题更加突出。如果说做慈善还赚钱，那很多人一定无法接受。但事实是，许多社会企业已经缺乏资金，运转困难。其服务社会的理想也时常遭遇难以实现的困惑。
社会影响力投资，是个新鲜玩意。与一般投资人投资产品，需要丰厚回报不同，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会为社会有正面影响，虽然也需要财务回报，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实际上，主次发生变化，逻辑也发生了变化。社会影响力投资最可能投资的对象，就是那些社会企业或者试图转型的慈善组织。这对许多举步维艰的社会企业来说，显然是福音。
在中国，很多社会企业不得不依赖政府扶持。而单纯依赖政府或社会捐赠，不但可能患上依赖症，还增加税负负担。对于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市场社会影响力投资显然是借助市场与资本之手，来盘活社会企业服务社会的行为。资本与市场的灵活性，可以让那些理想主义者更加自如和灵活地为社会服务。这块短板是我们必须补上的，不但意识上要变化，资本也需要在逐利之外展现其推动社会的温情一面。
公益在左 效益在右
记者 曾惠怡 实习生 黄丽云
做慈善还赚钱?社会效益的投资，既是一场企业与天使投资人的追猎，也是一场慈善公益的革命。
随着2015年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进入筹备环节，慈善、NGO、创新型社会企业等相关组织愈发活跃。6月中下旬，由17家机构发起的首届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年会在深圳举行，超过800位来自公益组织、基金会、创投机构、商务金融人士参与其中，探讨着一种在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追求社会效益的可能性。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称，在未来5年，中国社会投资的市场将达到20至30亿的规模。
然而，大多数人对慈善公益的认识仍停留在施舍、馈赠的保守观念中，政府购买仍然是社会服务的主力，基金会的运营仍备受诟病。公益在左，效益在右，中国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将走向何方?
新闻辞典
社会影响力投资
一种旨在产生积极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并伴随一定财务回报的投资方法。相比起普遍关注资金、物质、资源回报的投资行为，社会影响力投资同时注重创造有利于社会与环境的正面效应，并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是一种具有双重投资目的的投资方法。
民间力量
张遂新是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广州)项目经理，从事公益事业逾两年的他，在广州不少社区里宣传性病预防知识、发放计生用品，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在社区中产生的改变仅有低效的5%至8%;胡安原是事业单位的文宣人员，工作三年后毅然打破铁饭碗，跑到大凉山支教，在坚持了400多个日夜后，困于经费窘迫，连个人生活开支都难以维系，于是出走大山重回城市谋生。
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侯伊莎曾向深晚记者坦言，市府扶贫曾陷入“越扶越贫”的怪圈。
在首届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年会现场上(以下简称“论坛”)，近千名来自多个领域的社会人士在此交流分享彼此做公益事业的经历。他们有一个颠覆性思维的想法，尝试唤起社会意识，用商业经营着慈善事业。
这就是社会企业的雏形，具有潜力的公益组织或慈善机构进行企业化的转型，用商业来为慈善买单。近几年社会企业的摸索，在国内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效应，据罗兰贝格咨询管理公司估算，截至2012年底，中国社会企业总数达到近2000家，到2018年，中国社会企业数量将达到5000家。
国内的社会企业渐成风气，更多的公益组织或慈善机构缺乏的，是经营思维与成熟商业模式。因此需要一个新的领域，同时解决资金和行业内专业性问题，这就唤起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崛起。
目前，国内的影响力投资仍处于萌芽阶段。部分地区有政策倾斜与支持，例如深圳、顺德、珠海等，当地民政部门或慈善会通过设立产业创意园区，以极低廉的地租或项目补助金的方式扶持社会企业。
在民间，谁在为影响力投资市场注入资金呢?在中国，基金会曾是私人不能够涉足的禁地，自2004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与民政部修订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起，2004年成为中国基金会的转折年，由私人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被预测为中国慈善市场最具规模的力量。
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全国基金会数量达4211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487家，占比35.31%，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超过公募基金会达到2724家，占比64.69%。
私募基金会的创办人通常是高收入人群，以企业家和投资家为主。资产规模大、极具代表性的是河仁基金会，这是由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通过捐赠其与配偶、子女共同持有的福耀集团3亿股股份成立的。友成企业扶贫基金也是典型代表，友成企业集中了资本雄厚的精英企业家，诸如香港信和集团主席黄志祥、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等，成立“社会公益投资基金”。据社会企业研究中心提供，此类人群在亚太地区的投资高达8.6万亿元。
此外，具有先进理念、运作成熟的境外社会投资机构也看准了仍有大片空白的中国社会服务市场，许多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先驱创投以基金会的名义在国内开展项目。
LGT公益创投基金是列支敦士登皇家银行集团出资于2008年成立的，目前在中国、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欧洲等全球6大地区都建立了本土化团队。该基金中国区负责人丁靖怡介绍，过去7年里，基金投资将近46家社会企业和公益组织，提升了520万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
与LGT类似的还有星展基金会，星展基金会是新加坡星展银行于2014年成立的，用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社会企业的成长。星展基金会主管刘碧婵称，目前基金会在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内地、香港、台湾6个国家和地区均开展项目。
福特基金会则是最早关注中国内地社会企业成长的基金会之一，高级项目官员何进介绍，在其为福特基金会工作的15年间，曾做了将近400个项目，与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合作开展教育领域的社会创新项目。
除此之外，社会私募股权基金、商业创投机构以及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也为国内影响力投资市场注入了资金。岚山社会基金以合伙制模式募集1亿元人民币，成为国内第一个本土社会私募股权基金。在他们的投资领域中，侧重关注政府民生工程外包项目、商业化转型的公益机构、科技和传统领域的跨界项目。联想集团的公益创投计划，在第一期活动中就资助了16家民间公益组织，发放近300万创投款。
水土不服
社会影响力投资是舶来品，在欧美国家已具有成熟的运营模式，在论坛上，英国UnLtd基金会主管Cliff Prior分享了他们的经历。UnLtd于2002年获得英国彩票资助1亿英镑而成立。这是一家面向社会企业家的英国基金会，它类似于创业孵化器，予以社会企业家种子资金、人脉资源和发展的生态支持。
Cliff Prior介绍，在英国想要建立社会企业的人有23.8万人，比例高达每千人中就有4人，而已经建立社会企业的人数有10万，即每千人里仅2人建成。UnLtd的方法是分阶段地协助社会企业家创业，在社会企业家萌发出项目想法时，UnLtd就给予500英镑的鼓励奖金支持，在项目进入市场时，又将提供3000英镑，在项目建立成企业获得稳定时，再注入1.5万英镑资金，诸如此类在社企进入风投、收购、兼并、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循序渐进地增加5至25万的资金支持。
这位主管针对1014个奖金获得者进行统计发现，三年过后仅75%的社企存活了，其中9%的社会企业家有了下一个创业项目的想法;95%的社企创造了正面的社会资金;估计创造的工作岗位总共年收入超4500万英镑;一年中总获益人数多达120万人。
UnLtd的实践得益于英国完善的公益创投生态环境，当这类具有先进理念的境外机构进入到中国时，则可能遇到水土不服的困境。早期LGT公益创投基金的项目进展很缓慢，那是一个适用于东北农业地区的滴水灌溉项目，但却面临着被行业视作不公平竞争的问题。
得益于社会企业浓厚的公益色彩，消费者会因其慈善性质而购买产品，企业也常常会得到上游原料赠款而降低成本空间，相较于一般商业企业，天然拥有生产、销售的竞争优势，因此容易被认为对当地金融市场秩序造成破坏。丁靖怡称，因此LGT会考察企业的商业模式、管理、产品或服务，以避免投资在偏离市场价值规律的企业。
当境外机构还与当地创业者磨合之际，本土创投机构也嗅到商机。中国青年创想计划由成美慈善基金会于2013年发起，为青年发起的公益计划和社会企业提供天使支持。该计划的运营类似于创业孵化器，对申请人进行3轮筛选，最后竞选成功的项目将获得资源对接和社区建设支持。
2015年的中国青年创想计划还增添了职场真人秀的色彩，世青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王则开称，今年的筛选环节将在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上进行播放，最后评选出至少60位年度青年创想家，建立一个跨界青年社区。
相较起针对青年创业者的中国青年计划，社创硅谷则抢占先机，开展了校园内的早期孵化和公益创投项目“清华x-lab·社创硅谷”，实现校内多学科合作、整合校外各种资源，在学生毕业之际还提供商业模式和社会价值实现的融合方式和路径。
无论是境外机构引入的，还是本土团队的摸索实践，影响力投资来到中国后，呈现了各式各样的适应性变形，展现了极丰富的可能性。
投资趋势
中国的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将如何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就做希望工程，现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的徐永光对此深有研究。
在徐永光看来，民营非企业组织的公司化转制将最为适应国内社企的营商环境。他以浙江绿康老年医院为例，介绍称这家专门服务失能失智老人的机构，在去年引进风险投资后，实现民非的公司化转制，服务规模和质量提升，并计划至2016年在浙江建立的医院从5所增加至25所。“我国在教育、医疗、养老领域有20多万民非，他们是潜在的社会企业。”
政府采购形式的民间合作(英文简称“PPP”)也是徐永光认可的社会投资领域。上海NPI系的“屋里厢”是一家给政府社区公共设施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2015年在长三角地区托管政府公共服务设施面积达3万多平米，营业收入3200多万。
据财政部估算，今年地方政府公布的PPP项目总投资约2万亿。除了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外，大量涉及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文化、农业、环境、社区服务等领域。因此，徐永光认为PPP模式是最具操作性的社会投资形式。
此外，熟悉国内公募基金会和慈善会运营情况的他指出，中国每年有1000多亿慈善捐款，而中国基金会和慈善会有2000亿存量资产。他认为国内社会投资的需求量巨大，若把慈善资产的保值增值与社会投资相结合，将形成规模可观的公益基金投资。
世界银行在2014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中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和中国是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前3位的国家和地区。截至2013年，中国依然有1.69亿人仅维持每天1.25美元的生活收入。这样的数字表明，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
境外投资机构Avantage Ventures是专注于培养亚洲社会企业行业的顾问公司，在其讨论亚洲影响力投资前景的报告中，数据表明在亚洲做影响力投资最有潜力的几个领域分别为廉价住房、水利与卫生、乡村电能、乡村与老龄医疗、基础教育和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