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0日，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分别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为主题，举办了两场国家行政学院第二届科学报告会的分论坛。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以“治理现代化”为关键词，以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为主线，从社会和文化治理的核心问题，以及社会和文化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模式和路径等方面，展开广泛深入讨论，并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
一、社会和文化治理的核心问题
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是什么？或者说，社会和文化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认为，释放社会活力是现代社会治理的立足点和归宿，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汪玉凯指出，分配制度不合理、机会不均等、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导致社会利益格局整体扭曲，造成官民、劳资、贫富三大冲突，极大地抑制了社会活力的释放。具体地说，分配制度不合理表现为，财富过多向政府手中集中、向资方手中集中、向垄断行业手中集中；机会不均等表现为，企业和企业、人和人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空间越来越少；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表现为，权贵集团、垄断集团、地产集团等，掌握着权力、资本、资源，在整个社会利益格局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汪玉凯认为，必须跳出传统维稳思维的怪圈，才能真正释放社会活力。一是从坚持政策公平公正入手，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利益格局；二是从改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入手，提高政府公信力；三是从坚持法制思维入手，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国家行政学院祁述裕教授以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例指出，提升服务效能应当是社会和文化治理的重要目标。祁述裕认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是提高服务效能。就政府来说，重点是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要求，提升政府财政投入有效性；二是要满足公众公共文化服务新需求，包括个性化服务需求；三是整合并充分利用现有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四是以民众需求为导向，供需有效对接。
二、治理主体多元化
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共治，这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涵。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主要实现形式。祁述裕教授把鼓励文化参与作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涵，包括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文化管理等。北京大学李国新教授认为，现代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应当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首先是政府要转变职能，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管文化事业单位向管社会性文化转变；其次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探索以法人治理结构等改善内部运营机制；三是要培育文化非盈利组织。国家行政学院高宏存副教授也强调，要以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新格局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高宏存认为，多元参与主体共治，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核心要件。一要更加注重和确立公民个人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地位；二是要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保障机制；三是要为各类文化组织“搭台唱戏”。
社会组织是社会和文化治理的重要主体。国家行政学院胡薇博士梳理了我国官方社会组织和草根社会组织“双轨制”运行的特点，提出跨越双轨制，开放资源、合作治理，使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可以有效地摆脱原有的发展困境，真正起到联通政府与社会的作用，达到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良性互动的目的。国家行政学院马福云副教授以上海闸北区为例，分析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依附性发展，为胡微的“双轨制”框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实例。马福云通过调研发现，社区社会组织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内生性，二是依附性。由此，马福云就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提出几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到底是谁需要社区社会组织，政府还是民众？社区社会组织如何发育？目前都建立社会组织孵化机构，但孵化之后是离政府更近还是离百姓更近？社区社会组织如何获得资源？
国家行政学院张林江副教授对社区社会治理的探讨，从一个侧面回应了马福云的关切。张林江指出，社区治理转型的核心是改变政府唱“独角戏”的局面，鼓励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乃至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以政府、社会、市场“三国演义”优化社区生态。包括：重新反思党组织在社区的功能与定位；清晰界定政府在社区的职责和管理服务方式；还原居民自治本意、创新自治结构；适度逐步引入商业力量。
国家行政学院杨伟民从认识论、价值选择、成本收益三个维度剖析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很有新意。国家行政学院龚维斌教授强调指出，不能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二元对立，而应强调其互动合作关系。比如，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很难不依赖政府的力量，如果政府不放权，不让渡空间和资源，不向社会组织输血，社会组织很难发展。同时，社会组织发展和服务方式变革不仅仅是政府与社会合作，还有政府与市场的合作，要善于利用市场的力量，打通、连接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个领域。北京大学袁瑞军副教授也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并特别强调，目前我们不应更多地关心组织的性质，而是要更多地关注结果，从结果反观不同形态的组织的发展。
三、治理内容人本化
人是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的目的。社会治理和文化治理的主要内容，是满足和保障民众不断发展的社会权益和文化权益。
祁述裕教授认为，保障公民自由、维护文化公平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维护文化公平包括三个方面，即：人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维护文化多样性；保护知识产权。李国新认为，人的文化权利至少要包括文化的创造权、享有权、参与权、选择权和成果被保护权，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保障的是人们基本的文化权利，而不是所有文化权利。他强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是落实文化人权，公共文化服务要做到公正，要去权贵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标准化、均等化建设正是为了保障人们的基本文化权益公平，其中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是重要方面。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专家冯守仁提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着力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从占有到公平占有，即依据服务人口来确定公共服务文化设施的建设布局和规模，推动人均占有公共文化服务业资源的均等化；二是从全设置到全覆盖，按照服务半径，以公共设施为主，以文化服务为辅，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网络；三是从数字服务设施和终端建设到资源整合与平台建设，使群众更方便快捷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四是从条块分割、重复建设、资源分散，到统筹协调、共建共享，包括发展区域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
国家行政学院刘东超教授以现代性为背景，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探讨。刘东超认为，文化管理本身就是人化管理。他进而提出当代文化管理应当遵循的十项原则，即科学原则和人文原则的结合、文化继承和文化创造的结合、市场原则和政府主导的结合、现实文化和虚拟文化的结合，等等。
四、治理模式多元化
探索社会和文化治理多元模式，创新治理方式，多管齐下，综合治理，这是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意见。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比较的视野探讨社会和文化治理的多元模式，是本次报告会的一个特点。例如，首都师范大学的蒋璐博士介绍了香港如何以场地伙伴计划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共赢。国家行政学院丁元竹教授介绍了香港法定机构的特点及运行情况。香港有270个法定机构，由政府出资依法成立，依法履职；承担政府职能，维护公共利益；举办各种活动，搭建服务平台；不以营利为目的，接受政府拨款，自负盈亏。丁元竹说，香港法定机构给我们的借鉴是，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公共利益，要鼓励和支持各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针对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现状和保障房建设领域的挑战，国家行政学院马秀莲副教授以美国、英国、加拿大为例，介绍了国外非营利组织逐步取代政府成为保障房主要提供主体的历程，给我们提供了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的另一种模式，也为我国目前大规模推进的保障房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就社会和文化治理的路径和方式问题，与会专家学者也进行了热烈讨论。
首先，制度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北京师范大学施雪华教授在点评中指出，必须通过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社会结构调整，才能释放社会活力。
其次，依法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北京大学金锦萍教授探讨了社会组织立法的基本构想。金锦萍认为，社会组织立法要解决社会领域主要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明确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限制，同时要坚持社会组织的非盈利性、非政府性和非宗教性。在具体的立法模式选择上，要明确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分野。
第三，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治理手段现代化既是治理现代化的内容，也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许多专家在发言中都强调，要充分发挥现代科技的力量，提升社会治理和文化治理水平。比如，郭全中指出，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技术提供公共文化个性化服务方面尚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李国新认为，要以数字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建设，一是所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都应该具有数字资源提供能力和远程服务能力；二是所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都应该营造一些数字空间；三是公共文化服务与移动服务结合是基本方向。
第四，道德和核心价值观建设。软环境建设是基础性工程。国家行政学院胡颖廉副教授指出，重构监管部门、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是食品安全和治理现代化的路径。胡颖廉强调，食品行业是良心行业，政府监管是市场机制的补充而非替代，企业自律守法比监管执法更重要，必须要让食品行业回归道德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