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非社工科班出身，却在硕士毕业后阴差阳错地进了高校社工系任教四年，这在社工行业高举“专业化”以获得自身合法性的今天，显然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任教之初，我对社工全无了解，面对因为专业调剂而“被社工”的同学们，我自己其实也是一样的迷惘，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说的就是我当时的状态。偏偏社工行业本身对“专业化”又表现出了一种宗教狂热式的崇拜，仿佛没有“专业性”就完全不足以谈论社工，更遑论作为老师去教授这个专业。而中国历史上“尊师重道”的传统，以及对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期许，则更加深了我自己的忧虑，一度怀疑自己是否做了正确的事，又或者只是为稻粱谋而在误人子弟。
好在社会学的训练让我学会了反思，既然大家都在谈“专业性”，那么何不先搞清楚什么叫“专业性”？事实上，就我的观察，社工所谓的专业性究竟指向何在，在当下中国许多时候并不十分清晰。当业内人士被问及什么是社工的时候，常见的答案是“专业助人者”，如果继续追问“专业”何在的时候，我自己领教过的大概有这几个情况：极少数直接摇头不语以示井蛙不可语于海，更多的则会举证自己受过了什么样的科班教育(通常还会引证师资如何地显赫或者专业开设历史悠久)、使用了哪些软硬件工具(从各种游戏器材、测量量表到名称古怪的“疗法”不一而足)、或者与海外(主要是香港地区和美国)的各种联系。
但是这样的逻辑显然是有问题的，首先，如果专业性是好的，这种“好”显然不是不言自明的，如果动辄以“井底之蛙”的态度看人，则很容易让人猜测鼓吹“专业性”的人自己也不知道“专业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能通过拒绝对话来故弄玄虚——这就将“助人的事业”变成了“蒙人的事业”。其次，既然是“事业”，是无法脱离“结果”来考量“理据”的，无论是科班教育、软硬件工具还是海外联系，都应当为结果服务，而不是反过来——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要论证汽车比走路好，直接说明汽车比走路快即可，而不是说这个汽车有着多么高贵的血统——否则就是将“助人的事业”变成了“唬人的事业”。
事实上，社会工作作为一个外来行业，如果回看其最初生长的土壤，我们也可以看到，“专业性”本身未必是绝对真理：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学理反思，批评在“专业性”的框架下，“专家主义”、“技术主义”和“管理本位”事实上取代了大量结构性和紧迫性的议题，放弃了追问现有社会存在的正义性问题，转而使社会工作成为了现有体制的驯化工具，而搁置了社会进步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大量的行动尝试，试图脱离“专业性”的叙事框架，通过实践去创造更新新的社工哲学。可惜无论是学理反思还是行动尝试，在当下中国社工行业的大跃进中都未能形成有效的声音，“专业性”成为了盖过一切的声音。
中国的社工行业作为舶来品，这种“专业性”迷思也是其来有自，一方面众所周知的是社工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极大地受到了香港方面的影响，而来自香港社工领域内部的批评恰恰就在于对专业性的迷思使得香港社工行业发展的“不健康”；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新兴行业，面对政府攫取了过大的资源和权力的现实情况，最短平快的发展策略就是“搞定”政府，恰好这样一个迷恋“发展”的集权政府对于“技术”和“专业”有着极高的热情(甚至是其自身神话的一部分)，两种“专业”话语在此融合一体成为金身神像——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更进一步讲，当前中国社工行业的“专业性”迷思，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从我个人的体会，第一是极大地帮助了“社工”——以及依附在这个产业的各色人等——迅速形成了一个孤芳自赏的小圈子，并以“专业”和“服务”这样看上去很美的词语沾沾自喜，自我隔绝于“公民社会”、“社会正义”、“社会发展”这些对于当今中国而言更急迫的需要和问题，刻意(并且全无必要地)将社工、社工机构、社工服务和整个NGO行业区隔开来，表面上各自缄默、背地里彼此相轻；第二是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大潮中使业内精英和相关官僚找到了迅速合谋的话语平台，打着“专业”的旗帜跑马圈地、占山为王(实则精力都花在了搞关系和写项目书上)，把“助人的事业”迅速转变为“挣钱的事业”(但事实上挣钱的是少数，一线同工的待遇低下、工作繁重仍然普遍)，结果业内藏污纳垢、黑箱遍地；第三是继续玩弄文字游戏，拒绝直面现状、反思现实，沉迷在“形势一片大好”的黄粱美梦中，自欺而欺人，坐视行业的自我摧毁；第四是忽视了社工哲学和实践丰富而多样的可能，忽视社工哲学中最重要的人本原则，以工具性替代人性，以工具的完成替代人的实现，最终将结构问题个案化、社会问题临床化，以紧张感取代了社工行业本身的活性和张力。
“专业性”的诱惑是巨大的，它让我们以非常低的成本获得一个暂时的生存空间，但是它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在“专业性”的迷思当中，我们失去了社工最原始也是最可贵的生命力。“专业性”对当下中国的社工行业而言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鼓吹专业性的人未必对“专业性”的发展有太多的贡献，其自身的“专业性”也非常可疑。我在此无意全盘否定“专业性”，而是提倡业内人士在面对“专业性”的时候要多一些追问、多一些反思，意识到在“专业性”之外有着非常广阔的探索空间。换句话说，“专业性”或许可以作为一种自律，但是绝对不应成为一种枷锁。如果说社工是一个直面人的事业，那么这个事业本身不应当成为枷锁，而应当(或者至少是“可以”)成为破除枷锁的刀斧。而真正的解放一定同时也是自我解放，社工行业破除“专业性”的迷思，或许会有助于我们回到这个行业最基本的出发点：人的福祉(wellbe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