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政府、私人提供的相继失败之后，美国的保障房提供走上了非营利的道路，而且独创了社区发展公司这一形式。目前，4600家社区发展公司主导了美国贫困社区的住房提供和社区开发。星星之火何以成燎原？非营利中介组织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新生组织获得融资
1979年，社区发展公司在美国衰败的内城社区生根发芽。米切尔·斯维里多弗上任福特基金会城市运营部主任后，将业务重心从严格的社会服务转移到了经济发展和住房。这位福特基金会“灰带项目”的纽黑文州负责人，相信非营利组织在这个方面的潜力。
一次去巴尔的摩考察社区发展公司归来的火车上，福特基金会的一位信托人抛出了难题：“如果给你2500万美元，你怎么帮助这些新生组织？”
斯维里多弗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给出了答案。在福特基金会新任主席富兰克林·托马斯 （亦是美国第一个社区发展公司，贝德福德—史岱文森复兴公司的前任总裁）的大力支持下，在福特基金会及另外六家大公司提供的930万美元的基础上，于1980年成立了为社区发展公司提供贷款、免费拨款及技术支持的中介组织地区行 动 支 持 公 司 LISC （LocalInitiativeSupportCorporation）。
LISC依据两条原则运作：（1）筹集公司和基金会资金，支持全国城市中地方创办、地方执行的社区发展项目；（2）与已有行动的社区合作。仅仅四年时间，LISC从250家公司、基金会及三家联邦机构获得了总计超过7000万美元的资助，在全国设立了31个分支办公室。该机构还支持社区、组织与项目。首先选择社区，然后组建一个地方咨询委员会，作为LISC与地方组织之间的桥梁，再根据地方委员会的推荐，批准拨款、贷款或进行权益资本投资。
仅最初的一年半，LISC就收到了600份申请，要求项目与组织支持。到1982年，LISC已经与16个城市中的80家社区发展公司建立了联系。三年后，扩展到了30个地区、超过350家的社区发展公司。
今天，LISC是美国三大中介组织之一，与美国2800家社区发展公司结成伙伴，为四分之一的社区发展公司提供过超过5万美元的拨款、贷款及投资。1980年至今，LISC为这些社区发展公司共筹资138亿美元，撬动资金412亿美元，共建造31万套保障房，4．7万平方米零售和社区设施，193所学校，190所托儿所，及273座儿童游戏场。
提供“生产性服务”
基金会创办并不是唯一形式。詹姆斯·劳斯原来是著名房地产商，建造了很多大型郊区购物中心，有效地推动了内城空心化。然而，他在1982年却创立企业基金会（现改名为企业社区伙伴，EnterpriseCommunityPartners），试图用做企业的办法来做慈善，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非营利开发商恢复内城活力。现在，该基金会是美国三大中介组织之一，与2400家社区发展公司结成伙伴。
除了以上形式外，还有政府创办。1978年，美国国会成立了社区再投资公司（2005年改名为美国邻里工作，NeighborWorksAmerica），希望通过与社区、居民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来推动地方金融机构对衰败社区的投资。该公司通过240个独立的社区组织，服务全国4500个社区，也是美国三大中介组织之一。
而地方性中介组织如加州住房伙伴公司，最初为了从开发商手上获得保障房，所以由政府创办，后来独立为私人非营利组织。执行总裁马特·施瓦兹从非营利开发商改做中介，他认为这样可以服务更多的组织，发挥更大的影响。1988年成立至今，已为90多家非营利组织的200多个项目提供了服务。
但是，无论是由基金会、商人还是由政府创办，也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公司，中介是这些组织的一个共同特点。中介（intermediary）这个词，原来用在金融服务领域，指帮助借贷双方完成交易的中间人。用到非营利服务提供领域时，就成了后方资助机构（个人、政府部门、基金会或公司）和前方受益的 “服务提供商”（主要是社区发展公司）之间的中间人。
中介将“后方”补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方”社区发展公司，为其提供一系列的“生产性服务”。首先，提供资金。美国41％的社区发展公司从中介组织获得过超过5万美元的无偿拨款、投资或者贷款（2005年）。其次，在提供资金的同时对项目进行监管，保证资金的使用。再次，当社区发展组织能力不足时，提供技术支持，培养组织能力。
正是由于中介的 “生产性服务”的输入，社区发展公司才能够提供从儿童照顾到保障房的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
撬动公司与政府力量
但是这些生产性服务的资金从哪里来？事实上，中介撬动了公司和政府的力量。公司与基金会捐款是主要来源，LISC就起家于此。2012年募集各类捐款4700万美金。25个最大的捐赠人，包括了麦克阿瑟、福特、洛克菲勒等基金会。
另外还有银行贷款。银行都不愿意贷款给穷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美国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银行向所在的中低收入社区提供贷款，并作为监管部门是否批准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和是否允许收购兼并的参考指标。为了减少风险，银行把钱先贷给LISC或者企业社区伙伴这样的大型中介，由中介再贷给社区，同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在LISC的25位最主要的贷款人包含了摩根大通、美国、花旗、富国等美国大银行。
以税收抵扣为基础的私人权益投资也是重要来源。1986年，美国通过低收入住房税收补贴政策，该政策是美国目前保障房生产主要的资金来源。投资商以权益资本的方式投资保障房，然后联邦政府再逐年抵扣所得税。中介就将一系列保障房项目中的权益分块出售给投资商，筹集投资给非营利组织进行保障房开发，同时监管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对中国的借鉴
中国目前也在大力发展中介组织，以推动社会组织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枢纽型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孵化器。例如，2008年北京建立了一批市级单位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于社区组织发展。上海则建立街道层面的枢纽型社会组织 （社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和社会组织联合会）。
但对比美国，会发现这些组织与美国的中介有两点根本性的区别。首先，美国的中介本质是提供可持续的 “生产性服务”。但中国的枢纽型组织更想做的是管理，甚至控制。中国的社会组织孵化器，只关注早期的孵化，孵化之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则没有顾及。
其次，美国的中介组织帮助撬动了公司和政府的力量，这成为了中介之基础。但是，中国民间、政府以及企业的力量，还没有被真正撬开。
美国经验说明，中介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但前提是能够持续提供“生产性服务”，及撬动各方资源。中国中介组织的发展，有必要沿着这两个方向更加深入地进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