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李非凡：最近鸿基金《爱的背包》公益项目在持续进行，和孩子的接触当中，与在演播厅和那些高端嘉宾接触当中，哪个更亲近于生活中的你？
陈伟鸿：我觉得这两种其实都是面对，一种是面对一群孩子，只不过是他们身份比较特殊，他们来自边远的地区，他们的父母都远离了他们在外地打工，人们用留守儿童这样的称号来称呼他们。另外一种面对的是我们世俗眼光当中所谓的成功者，他们可能是商界大腕，可能是政治领袖。但是对我来说，其实两种面对我都非常喜欢，因为只有把两种面对结合在一起，才可以让我看到一个更真实的社会表情。在面对《对话》嘉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成功，是掌声，是鲜花，但是面对这群孩子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生活在他们的幼小心灵里留下的烙印。所以这两种状态对我来说，必须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很难割裂的。
主持人李非凡：当时您发起鸿基金的缘由是什么？
陈伟鸿：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可能很多人都有过从事公益活动的一些经历，但是以往我们总是零敲碎打。比如有公益项目邀请我们参与、担任代言人等等，我们在欣然应允的同时，其实心里还会有多少那么一些遗憾，就觉得我应该把经历更系统的放到一个公益组织或者是公益项目当中。所以成立鸿基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初衷，我希望能够让我的公益践行成为一个系统，让自己可以在这个系统当中更多的、更扎实的去关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主持人李非凡：那在您建了鸿基金之后，对公益的理解有加深吗？你觉得和之前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陈伟鸿：我觉得我其实和公益就真的更靠近了一步，可以更真实的去看到那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前我们理解的公益可能就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在危难出现的时候，你出钱或者是出力。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们的鸿基金在去年发起一个公益项目叫爱的背包，表面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是给这些山里的孩子送去一个背包，让他们跟城里的孩子一样，有新的学生用具可以用。但实际上呢，在这个背包当中，我们放了24个信封，而且是贴好了邮票的。我之前跟这些留守儿童接触时，可能比较忽略了一个层面，就是他们的情感的缺失。
以往我们总觉得他们生活条件不好，学习条件欠缺，所以我们可能会给他们一些学习用具，给他们的生活一些补贴，但是真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提到爸爸妈妈两个字，他们会陷入沉思，眼中有迷茫，我觉得这是让我一个做父亲的人，特别不忍看到的一幅画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是不可替代的，唯一的一个最好的陪伴，但是对这群孩子来说，可能因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和这份亲情割离。
有一次在贵州，我就问一个孩子，你想你的爸爸妈妈吗？他说想，我说你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吗？他说知道，我就拿出电话，你给他们打一个电话吧，拨通这个号码之后，让我诧异的是，双方都在沉默当中。也许是这种远隔了千山万水，更重要的是，远隔了几年数载的分离，让他们彼此都有了一种陌生感。孩子也不知道跟爸爸妈妈说什么，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在这一刻除了说你吃饭了吗、你做作业了吗这样一些问候之外，就不知道更多的一些交流或者关注，应该放在什么点上。
所以许许多多这样一些画面，给了我很大的刺激，这些留守儿童，他们除了生活的条件、学习条件的改善之外，更需要给予的其实是一种情感的关爱。所以我们把24个信封放到爱的背包当中去，就希望爸爸妈妈和孩子能够每个月至少相互通信一次，让彼此在文字当中能够看到对方的思念，能够感受到对方的这种牵挂。我觉得至少能够在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给他们一些这样的心灵的呵护和情感的帮助。所以伴随着这24个信封，我们还在书包里放了相册，希望爸爸妈妈的相片，孩子的相片，成为陪伴他们最好的记忆。如果你没有深入到这些孩子当中，你可能不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做了鸿基金之后，让我真的可以更多的、更真切的、更深入的感受到社会所需。
主持人李非凡：您觉得在从事一个专项基金的过程当中，什么是最大挑战？
陈伟鸿：对我个人而言，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时间，时间到底去哪儿了，我希望能够给工作，我也希望能够给公益。
鸿基金在今年的5月份乔迁新居，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离我的办公室近一点，再近一点，其它没有太多的要求。因为我希望在我工作之余，能够马上出现在鸿基金的办公室，跟我的工作团队有一些交流，这是从事公益者的一个可能说让自己觉得为难的，难以平衡的一个问题。
我特别记录了一下鸿基金在今年走过的足迹，大概是两万三千九百八十五公里。其实这个公里数让我印象很深的原因是，我们每一次在做活动的时候，这些公里数都特别揪心。我们爱的背包到了青海最贫穷的地方化隆县，当时我们在分发完之后，又有一个新的项目在那诞生了，就是把这些父母亲在北京打工的孩子，集中带到北京来，这其实是爱的背包夏令营的一个雏形。然后那些孩子就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到了青海的省会西宁的火车站，从西宁火车站到北京，需要行驶四十个小时，那其实这四十个小时当中的每一寸的铁路，都是让人特别担忧的。四十个小时，我们要让几十个孩子平安的到达北京，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的人手完全不够。
因为买票的条件所限，我们没有让这些孩子能够集中在一个车厢里，他们是分散在不同的车厢里，所以这更加大了我们工作的难度。让这些志愿者，让这些工作人员分散在无数个车厢的孩子当中走来走去，成为了我们这四十个小时必须要做的，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当时我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在微博上发出，有没有人在某某趟列车上，从现场招志愿者，在火车上做广播。后来让我们欣慰的是，很多的志愿者就涌现出来了，说我们可以来帮忙，我们就在这趟车上，就是这种公益的快乐。其实公益不是只有面对痛苦，面对苦处，其实也有这种快乐。但你发现那么多的人在第一时间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加入到公益的行动当中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幸福。
主持人李非凡：您觉得至今为止，您做公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陈伟鸿：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常常说的，公益就像是一束光，它在照亮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温暖了彼此。我觉得在从事了公益之后，你的内心会充满了更多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对于现代都市的人来说，恐怕是一个奢侈品。因为我们每个人每都疲于奔命，在各个工作场点之间不断穿梭，你会觉得时间不够用精力不够用金钱不够用，所有的一切好像只是在付出，没有回报。但是做了公益之后，你觉得你的一点点的付出，却有那么多的回报，这些回报可能就是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可能是他们瞬间打开的心扉，可能是他们给你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的一封信，我觉得这就是我做公益让我最感到幸福的地方。
主持人李非凡：您希望鸿基金在未来五年、十年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陈伟鸿：这个确实我一直在想，但我从来没有给我的工作团队定下一个目标。
你不一定要把它做一个多大的规模，公益其实在心，发自于每个人内心的一份实践。那如果你在你的工作计划当中，比如说在募款目标，或者是其它的方面定下一个太大的目标的话，会你的脚步变得更加的混乱。所以未来五年甚至是十年，我只想给鸿基金提的目标是让我们走的更稳一点，让我们做的更专业一点，这就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希望。因为我特别担心的是在公益上出现急行军的状况，就是你突然间觉得说好像你被大家关注了，然后你也做了一些让这些孩子或者被关爱的对象觉得不可或缺的一些努力，于是你觉得我需要迅速的膨胀，我需要迅速的做大。但是实际上可能你的自身或者是你的环境，都没有给你这样一个条件。损害的不仅仅是你自己，也是这些跟你手拉手的公益对象，包括我们目前赖以生存的公益环境。
主持人李非凡：这种稳定的心境是源于您本来的性格，还是您做了十年《对话》之后，看过了很多的商海起伏，而衍生出来的吗？
陈伟鸿：我觉得你的观察特别的细致，确实两方面都有。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其实不是特别张扬的，我更愿意做一些很扎实的事情。让别人知道鸿基金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得到他们切切实实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另外一点，在《对话》这个平台上，我确实接触到了非常多某一个阶段的成功人士，他们一定是因为在那个时刻做出了最与众不同的举动，才会被邀请到《对话》节目当中来作为嘉宾。
但确实在这样十几年的岁月当中，有人继续上升，有人不幸倒下，有人已经被历史的洪流不知道冲刷到了某一个角落去了，所有的这一切其实给了我一个更多的心理暗示，就是走得稳才能走得远。
主持人李非凡：“可能大家不一定要记住鸿基金，但是要真正帮助到人”，这是您的公益理念吗？
陈伟鸿：我觉得至少算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公益其实并不需要做太多的张扬，我一开始特别不希望别人知道我做公益。在我开始做公益的那个时候，环境不是那么好，别人会说他是不是想要沽名钓誉啊？或者说他到底是不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啊？我想说，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目的，那就不要让大家知道好了，我们就只扎扎实实的，有多少钱有多少力量就去帮助多少人。但是慢慢的呢，很多人又在改变着或者说校正着我的一些想法，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媒体人，是一个公众人物，某种程度上你的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应该纳入到慈善和公益的范围当中来，就是你做一件事，可能比别人做一件事更容易被关注。
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改变很多人的理念，吸引很多人加入到公益的队伍。这也挺有道理，那就用我们的影响力，去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公益领域，那这其实也是公益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也是让我愿意很高调的跟大家交流自己的所做所思所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持人李非凡：您做了十几年《对话》栏目，那您的慈善之路，有受到这个栏目中间某一位人的影响吗？给您印象最深的《对话》的一位慈善家或者企业家也好，他是谁呢？
陈伟鸿：其实真的有很多，但如果要说最有名望的人，东西方我可以各举出一个来。西方可能就是比尔盖茨。我记得他讲到说，让最大多数的人，能够有成长，有收获，这是他做慈善和公益的一个初衷，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跟很多公益人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尽管说我们在选择公益项目的时候，可能会更聚焦某一个群体，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个小群体当中，最大范围的覆盖我们的公益理念，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这是我们大家相通的地方。
在东方的企业家当中，比如曹德旺，他是作为一个个案和特例被请到节目现场。他捐出了几亿元善款的同时，也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他很担心这个善款不能够很好的落实。确实呢，很多人在捐了钱之后，最担心的是这个钱是不是被你黑了，是不是被你浪费了，所以他列出了好几条标准。你帮我花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满足我现在提出的这几个条件，如果没有的话，后面的钱都不给，他这种做法其实也是被很多人争议的。在当时也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
我身旁的很多朋友说，伟鸿你认识那么多企业家，你如果让他们给鸿基捐一点款是分分钟搞定的事。
主持人李非凡：这应该是常识的判断，大家都会这么想。
陈伟鸿：但恰恰我做了违背常识的一件事情，我几乎很少跟我身边的这些企业家朋友去谈我的鸿基金缺什么，尤其在最起步的时候，肯定是缺钱。在鸿基金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位企业家是重庆的力帆集团的董事长尹明善，有一次就问我鸿基金有多少钱啊？我就特别不好意思，我说才刚开始做，大概有十来万块钱吧，他说这不行啊，这个能做的事太少了，明天我让秘书给你打五十万来，我觉得五十万对我们鸿基金起步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有一个人可以一下子就捐出五十万，所以整个的鸿基金的团队，都特别的兴奋。
我对这样一个举动，真的是心怀感恩，后来这样的举动又一次出现，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惊喜和振奋，是郭鹤年老先生，嘉里集团的董事长，他的企业帝国有多庞大，我觉得其实不用我说了。他说有一天在飞机上看China daily，中国日报，上面有有一张我的照片，讲我和鸿基金的团队到了云南一个偏远的小村，看望那里的小学校的学生们。当时云南大旱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些净水设备，带着饮用水还有很多学习用具到那个小学。他说那我的这个公益基金可以捐一些到你的鸿基金当中去，这完全都不是我张嘴要来的。但是每每会有这样一些主动的为鸿基金提供支持的企业家，确实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我也觉得其实在公益的道路上，我不是孤独的，其实很多人也不是孤独的，我们会有很多的力量，跟我们一同前行。
主持人李非凡：您接触了这么多的企业家，包括西方的、东方的富豪，在十几年的《对话》当中，你对财富和名利的判断有什么样的变化？
陈伟鸿：我觉得中国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名和利都是身外之物。《对话》这样一个氛围，可以说是在一个名和利的大的环境里。比如说我们俩面对面的坐着，那些名和利都是属于你的，它跟我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俩并没有坐在一排，我们俩只是面对面而已，我望见了你的财富，我也望见了你的名，但是我不会把它想象成这些光环都属于我。在跟他们接触了十几年之后，我会更清晰的发现，当名和利真正被社会所用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发挥它最大的价值。你会看到很多的企业家，他们一掷千金的去捐献了一个希望小学，或者说某个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们捐出了很多的款项。这些钱原本属于他们个人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钱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但是在那一刻，你会发现这个钱不仅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一刻这个钱变得很伟大，也变得很崇高，更多的人在最需要的时候，感受到了你的名和利的这些巨大的力量，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魅力。主持人李非凡：其实和我的很多访谈对象相比的话，您有一个最大的特质，您在不断和商界的精英进行思想碰撞。公益行业里有很多的商业精英在其中发生作用，包括现在公益很多都是以商业和现代管理的手法去推动的。在您看来，商业会如何改变中国公益的游戏规则和大众的认知？
陈伟鸿：我觉得这当中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我们不妨看看西方比较完善的一些慈善和公益的理念体系，或者说他们的发展之路，你就会发现像洛克菲勒家族或者其它的家族，他们的公益基金的管理，是非常专业的。而中国的慈善和公益呢，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发自内心的个人行为等等。那么这可能远离了我们期待当的规范化，任何一个机构，包括慈善组织在内，如果它要有一个更长远的，更健康的发展，其实是需要引入一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
就是前面我反复强调的，慈善和公益组织也需要有健全的管理，也需要有健康的组织架构和完善的战略理念。所有这些日臻完善，才能够代表你越来越有可能接近一个健康的公益组织。在公益慈善领域，大家最忌讳的一个就是不规范，一个就是不透明，而只有这样的一些现代的企业管理理念，可以帮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当中，让公益更好的透明，更好的规范。
主持人李非凡：在中国现阶段，经过三十多年，已经有很多的企业家，从第一代慢慢开始把他的财富，他的公益项目，向第二代进行过渡，这些慈二代该如何去借鉴西方那些家族基金会，他们的发展方式和传承方式？
陈伟鸿：现在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苗头，这些二代在回归到自己父母身旁的时候，不仅仅带来了比父母可能更宽广的视野，或者更与众不同的一些求学经历，也带来了他们父母期待当中的一份心。任何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心心相通，我看到过一些不成功的接班的案例，都是父辈跟子辈之间在理念上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就你希望做的事情，跟我的兴趣完全不搭界。
主持人李非凡：您觉得理念是一个最大的鸿沟吗？
陈伟鸿：在现在的年轻人跟老一辈的创业者之间，横亘着最大的一个障碍是理念，这些老一辈的企业家，吃苦耐劳，摸爬滚打，又睡地板，又加班，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苦都吃过的一代企业家。但是他们的二代完全不一样，父母总是会有一些补偿的心理，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生活的比自己更幸福，于是给他们创造了比自己优越的不知多少倍的一些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所以他们在看待事情的一些观点上，常常就会有不同。我之前采访过宗庆后和他的女儿宗馥莉，这俩人其是非常有趣的一对，个性都非常强，父亲也很强势，女儿也很强势，他们在一个问题的看法上，常常就不一样。
我问他们会对对方的事情指手划脚吗？印象中，他们说基本上都互相不管了，彼此很难改变对方，还不如就放手让双方自己在自己的王国当中继续去遨游，让实践让最终的结果来说明谁对谁错，时间可能才是他们俩人之间最好的评判官。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就是有一些很乖的二代，他们会在自己父辈的期望当中成长，然后回到他们的身边，他们会接手企业，他们会按照父辈希望他们的路子去走。在这样人的身上，可能更容易把一些理念进行传承，父辈如果有一些东西和慈善的理念的话，他们的二代其实也很顺的能够接管。
主持人李非凡：您觉得商业和公益之间红线在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尺度必须拿捏？
陈伟鸿：我觉得商业和公益应该是生活在两个世界当中的，因为商业就是要以追逐利润为自己的目标，而公益是以你帮助别人为追求的。任何一个商业行为，都希望能够利益最大化，有更好的一些回报。但是在公益领域当中，如果你也想着说用公益的钱挣什么钱有一些回报的话，我看可能最终等待你的不是鲜花和掌声，等待你的也许就是牢狱之灾了。他们的追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用商业的一些理念来贯彻执行你的公益的一些项目，这可能是他们唯一可以来交叉的。我希望我的团队当中的任何人，都是有我们大家有的这个共识，就是这当中一定要有一条红线。
主持人李非凡：最近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公益市场化的争论。很多人说的公益市场化，可能只是作为一个手段而存在，整个公益行业不应该成为完全市场化的结果，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争论的？
陈伟鸿：我觉得任何一个争论的出现，说明它的关注度到达了一定的程度。但是全部的市场化和全部的非市场化，都不应该由我们武断的下一个定论，其实是应该交给市场做一个选择的。
主持人李非凡：您是如何定义市场化的？
陈伟鸿：我觉得市场化可能就是更多的可以由市场来做主的一种行为和方式，而不是来自于红头文件，不是来自于一些指令等等，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一些非市场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你在慈善和公益这个领域当中全部市场化，会不会有一些过渡市场化的未来，这是让我们隐隐担忧的。大家未来都在每一个公益的事件上，用能不能挣到钱，或者能挣多少钱做一个评判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主持人李非凡：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您做了十三年的《对话》栏目，您看到这些美德了吗？
陈伟鸿：我觉得这个美德是日渐发光的球体，它可能曾经被很多的灰尘所覆盖，你没有看到它，但是伴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伴随着大家视野的宽广，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无论是理念，无论是实践，在擦试着这个球，让它本身拥有的光芒逐渐散发出来，这不是我们赋予它的光芒，而是它本身的光芒，在这个时代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发散的一个契机。这个光芒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和谐，变得更加规范，它正在朝一个我们期待当中的法制化的社会在稳步前行。同时这个光芒其实也照亮了每个人的内心，它让我们会变得更加平和，更懂得知足，更知道感恩，更愿意去分享，这可能都是我在这十几年《对话》经历当中，或者最近这些年，从事慈善和公益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一份力量，这份力量我相信会越来越大，也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主流。 主持人李非凡：您是一个父亲，您会让您的孩子以后也跟您一样，继续做公益事业？
陈伟鸿：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在我们几次的鸿基金爱的背包当中，我都让他参与了。因为我希望在他们学习之外，或者说在美好的城市生活之外，能够看到真正的乡村生活的孩子，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他们也许不能像我的志愿者去做那么多的事，但是至少可以用他们的眼睛去观察社会，用他们的心灵去倾听别人的心跳，至少让他们知道说，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如你，他们的学习条件不如你，但是他们跟你是一样的，同在蓝天下的孩子，你们应该有着更平等的交流，也许你们会有着更为平等的一个成长的通道，彼此的关怀，相互的分享，也许会让每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孩子和山里的孩子，拥有一个更健康的心灵。
主持人李非凡：您的孩子在做这些公益活动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场景，您非常记忆深刻吗？
陈伟鸿：有次活动我刻意没有参加，他一个人去的，我希望是他以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身份参加，不要在爸爸的这个呵护之下。他带着手机去的，然后每天晚上会发几张照片来，最开始说这里的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他从来没见过，这是开天辟地的头一遭，然后我并不会对他的这种反应有更过激的一些反应，我会觉得这其实就在我的意料当中，我想让你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社会。然后接下来几天的照片呢，他拍到孩子思考的照片，孩子欢乐的照片，孩子拿到我们的这个爱的背包时候的那一瞬间的表情。我在想说，可能这些照片让我看到他已经不像最初那么自我了，他可能慢慢的融入到这样一个群体当中。
我不知道这个变化会在他的心灵里留下多大的印象，毕竟只参加那么一次两次，但是至少让我看到了一个方向，他已经知道关注的重点不是说这里有多么脏有多么的差，而是这里的孩子，在拥有这些伙伴的时候，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那份快乐。
主持人李非凡：前段时间，潘石屹在哈佛大学投了1500万美元的中国贫困助学款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一出来以后，就饱受诟病，很多人说中国很多贫困生还没有解决问题，你就把钱投到发达国家的最知名的学府，也有一批企业家会觉得中国既然生意做到全世界，就应该把中国的慈善输入到全世界，您如何评判这两种观点？
陈伟鸿：其实两种观点相比较而言，我更愿意倾向于后者，因为相对而言，后者的观点比较客观，没有那么多吐槽的色彩。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如果有人愿意拿出一个亿资助中国的学生，无论是资助他上北大清华这种国内的名牌，或者是哈佛耶鲁这种世界的名牌，我觉得都是一件值得拍手称赞的好事，为什么要遭到那么多的质疑诟病呢？至少还让这些在苦读当中的学子看到了一条希望之路。
我甚至还听到一个公益界的前辈说，说的过分一点吧，总有人担心你捐出的钱是不是被花好了，其实慈善是从你捐钱的那一刻开始的，你捐出了这个钱，已经做了慈善了，不要再操那么多心了。但是这个可能是有一点过激的，我们不能允许那些钱不被监管就使用了，这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是这位公益界的前辈，愿意用这样一个过激的例子告诉我们说，你还是操心一些你该操心的，别操心太多你不该操心的事。
主持人李非凡：也就是说您其实还是比较支持潘石屹的计划的？
陈伟鸿：对，我希望说，其实潘石屹他们不是第一个。我记得在若干年前，还有一个人（指张磊）是读了耶鲁，第一笔捐款不是给中国的母校，而是给耶鲁，大概就是888万美金的一个奖学金。当时也是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你应该把你的钱捐给你的大学母校，是这些人培养了你。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用过多的语言去要挟某一个做公益的人，或者是做慈善的人，他有自己的选择权。就像那位捐了八百多万奖学金的人，他认为在他所有的学校当中，就是他最后读的学校，对他的人生价值改变最大的，他愿意更多的人在这里受到更好的教育，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
主持人李非凡：您觉得中国的公众是不是应该对于公益从业者，包括一些公益项目，更加的宽容？
陈伟鸿：我觉得宽容一定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一个关键词，包括说在慈善和公益领域，我们不要去斤斤计较中国还有那么多人需要你的帮助，而你的慈善却做到国外了。因为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慈善和公益机构，他们也在帮助着中国的这些贫困地区的人，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其实慈善可能真的超越了很多的领域，可能是一个无国界的。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和国际之间，可以有更好的一些合作，或者更好的一些对话的机会。
主持人李非凡：您觉得现在一些基金会，包括一些公益项目，他们做一些海外项目，您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点吗？
陈伟鸿：我觉得这种东西不要去一窝蜂，还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些公益项目所关注的对象。比如说我们鸿基金是关注留守儿童的，不能把我们的这个目光投向海外，人家没有留守儿童这么一说。但对于有一些这个公益项目，它可能真的本身一出生就具备国际化的色彩，那何乐而不为呢？让国际合作来助长这样一个公益项目，让更多人从中受益，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关键是它是否跟你的初衷以及你的战略发展的规划和定位，是相符合的，不要去赶时髦说，这个国际化是一个特别热门的香饽饽，我们也来走向国际吧，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干这个事。
主持人李非凡：您刚才也说您的朋友，包括您周围的一些同事都在痛诉革命家史，在公益行业受到一些道德上的猜疑，像崔永元，像李亚鹏，对于做公益的名人可能是一个打击。如果这样的质疑放到您的头上，您会如何做危机公关呢？
陈伟鸿：我觉得首先我会非常坦然的去面对这一切，因为从我们公益基金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我们要求的就是让我们的基金做的更规范，让我们的基金做的更透明，哪怕你现在只有五块钱，你就把这五块钱实实在在的花好，不要去梦想某一天，我中了五百万的彩票，或者说我有了五十万的一个这个善款，我该怎么用。所有的这些好高骛远，都跟我们是绝缘的。我希望他们能够更扎实的做好现在的，我希望鸿基金的团队，能够更扎实的做好我们现在可以做好的事，有多大的力气，就做多少事情，这已经从我们的出发，就避免了更多的一些陷井的出现。我们扎扎实实的做的每一步，不是为了未来去面对危机公关，而是为了能够永远的跟那些危机公关的日子说再见。
主持人李非凡：您是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观察者，您也是一个公益人，作为一个参与者，您觉得从一个媒体人角度来看，危机公关对于中国公益来讲，它应该秉持的原则是什么呢？
陈伟鸿：可能在很多的这个危机公关的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过成功的，也看到过不成功的，公众能够接受的是你的坦诚，而不是你的狡辩。
如果是你在第一时间希望为自己洗白，我相信公众很难给你这个机会洗白自己。如果你的出发点是很真诚的跟你的受众做沟通，将这个事情的真相还原给大家的话，我觉得其实公众还是愿意给你一个机会，来听另外一个完整的真实的故事，自己在内心再做一个比较，任何的危机公关都很难有人给你打保票，很多的公关公司说我的强项是做危机公关，但是他很难给你打保票说一旦你的危机出现了，在我的公关之后，你还能回到你原来的美誉度。因为公道自在人心，你所有的公关危机之后，还得接受公众的新一轮的检阅，他们才是真正手中握有决定权的人，他们决定你会在他的心目当中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主持人李非凡：其实在中国做公益的人，每个人都会有无奈，都会有沮丧的时候，您最沮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您还记得吗？
陈伟鸿：我最沮丧的时候，其实是刚开始的日子，没有钱也没有人，就只有一腔的热血，想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好在我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就是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基金会的理事长刘光和以及其他的一些公益界的元老，他们对我这个新兵一点都不嫌弃，就是每一次我们的活动，他们都亲自的出现，我觉得特别的不容易，因为他们自己也有非常多手头的工作。其实第一次我们做年会，留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混乱，让我一个在媒体待过的人，无法忍受舞台上出现各种状况，觉得特别的抓狂。但是你作为鸿基金的负责人，必须在台下去保持镇定，不能让别人看到你内心的慌乱、焦虑甚至是不满，我回来之后，真的就跟我们团队说，如果大家是这样的执行力的话，我们就不要做了，因为这确实不能给我们加分，只能给我们减分。可能那个时候的沮丧，也成为所有人前进的一个动力，就是告诉我们说有多少的力气做多少的事，而且要尽善尽美的做好每一件事情。
主持人李非凡：那其实那个时候，您最沮丧的时候，内心还是坚持的？
陈伟鸿：我觉得至少我应该继续往前走一走，不能我刚迈出了一只脚，就收回了另一只脚，起码让我把两只脚都迈出来，试试看，试试这个公益的道路到底有多么坎坷或者有多么的平坦。因为之前我接触到的人，每个人都是诉说型的，太不容易了，你千万别做这个事。但是我又有这样一个愿望说，希望能够用我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团结我身边可以团结的人，大家一起去帮助这些人，不好吗？其实后来也证明，这样的团结是非常容易吸引到很多人的。你想我们每一次的年会，包括每一次公益项目的发布，我在中央台这些主持人同事，完全是不遗余力的都来参加。很多的人是做了一个接力，我觉得就特别让我感动。
主持人李非凡：其实我最近接触了很多做公益的央视主持人，是不是在央视里面，主持人当中有这么一个风潮，大家都在争着抢着做公益？
陈伟鸿：其实大家做公益的年头都有点久了，只是我个人判断，每一个主持人跟我最初的想法是一样的，都是我们静悄悄的做就行了，别让别人知道我们做。但是现在呢，我相信我们大家待久了，大家也在改变一种思维模式，就是我们让别人知道我们做公益，不是为了自己出名，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公益的这个舞台有多大，我们需要那么多的人，你做好准备来加入了吗？其实我们只希望别人知道这一点。
主持人李非凡：其实您做公益有几年时间了，包括深度参与公益也有几年时间了，您觉得在中国最大的公益是什么？
陈伟鸿：最大的公益，我个人比较钟情于教育，公益模式和方式有非常多，但是只有教育拥有真正改变人命运和人生轨迹的一种特别的力量。我们见到过很多的失学儿童，当然在希望工程之后，他们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学校，但是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人可能因为贫穷以及其它的原因，不能够进一步的上学。如果我们让孩子读完了小学，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力量，让孩子完成中学的教育？为什么不能用更大的力量，帮助他们完成大学的教育？其实人在一生当中，教育给我们的这份支撑，有的时候很难用语言描绘，但你看到在许许多多成功的背后，其实都有教育的身影。教育可能不仅仅是学堂的教育，可能还有社会的教育，有身旁的教育，但是学堂的教育真的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愿意在我们的鸿基金关注的领域，继续去加大这个关注教育的力度。
主持人李非凡：环顾您做《对话》的十余年，环顾整个世界，能够称得上公益先锋的人，您能提出几个人来？
陈伟鸿：在去年我们做了一档中国慈善年度人物的评奖，曹德旺是获奖人之一，然后他用非常淳朴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的公益理念。我觉得公益不是很花哨的东西，也不是用来为自己贴金的东西，需要的是一种最朴实的情感，去面对的扎扎实实的事情。你可以帮助到的人或者你可以做到的事情，你就从今天开始去做，千万不要等到明天，否则的话，未来可能你会后悔。
主持人李非凡：很多观众想问一下伟鸿哥，当年怎么进的央视，您是没有学过任何播音主持的，在我们看来，很莫名其妙的，忽然从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一个高中老师，变成央视《对话》栏目的主持人，这个过程我们很想知道，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陈伟鸿：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我的这个履历表当中已经有太多的跳跃和改变。最初确实完全是非科班出身的身份进入到主持这个行业，但是我一直觉得兴趣其实是最大的老师。我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在福建师范大学。有一天在校园里有一张招聘启示，就吸引了我的眼光，学校广播电台要招新一届的播音员。其实这是例行公事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当有新生入学的时候，你会在学校的这个布告栏上看到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广告，这些广告基本上都是兴趣组啊，或者什么活动社啊。但是最吸引我的就是学校的广播电台。其实在此之前，在中学的时候，我也已经似乎有了这样一些小的尝试，但从来没有一个规范性的训练，所以就误打误撞的考上了。就在师大的电台做了四年，四年之后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这四年最快乐的感受，所以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了厦门，还一直在找机会，有一天我就发现，报纸上又有广告了，就是厦门人民广播电台在招聘。
我完全靠着小广告打天下的，就特别神奇。但是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职业生涯的转变，还是发生在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赛，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大赛的消息，当时也是天天在电视上播。
说实话，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样的比赛已经不会让我动心了，因为我在厦门已经好像是小有成就的一个主持人。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还需要改变一个环境，或者是改变一个工作模式，来挑战自己或者带给自己更大的一些新鲜感，也是我身旁的朋友天天催着我说，你怎么不去报那个比赛。可能也是他们说的多了，我就告诉他们说好吧，只要在比赛的那一天有空我就去，当时我在厦门，但是这个考点是设在了福州，所以我当时就想说，一切就交给命运来决定吧。我当时自己在厦门台做着一档综艺节目，又要前期策划，又要现场主持，又要后期制作，常常是下了这个主持台，抱着带子就钻进了机房，因为星期天晚上要在晚间八点档播出，所以我当时跟他们说，如果我能够提前把这一期的节目做完，我就坐大巴到福州去赶考，进省城赶考。
后来真的可能是天意吧，那期节目做的也非常顺，也不需要加班再改了。临时在现场报的名，后来我才知道，在全国有好几万人在那一天同时参加了笔试，后来我很快接到了复试的通知，我才知道有一千多人进入到了复试。然后又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比赛，这时候就剩下50个人了，50个人分成了五组，每组十个人，进入到那一届主持人大赛。其实那一届主持人大赛对电视观众来说很新颖，因为以前的比赛可能都像青歌赛，像歌手比赛，从来没有过主持人可以被拉出来，站在台上去参加各种拷问。
任何一个比赛，我想参赛的人没有人希望说我获得最后一名，我只重在参与，其实口头上说重在参与，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当然最好，毕竟每一个参赛的人，可能在当地都属于小有名气的主持人了，都觉得说如果比不好的话，就很难回去有交代，无颜见江东父老那种感觉。幸运的是我拿到了小组的第一，然后后来在决赛当中，也拿到了铜奖，拿到了观众推荐奖，之后就非常多中央电视台节目邀约，说我们挺看好你的。然后在所有的这些邀约电话当中，最让我动心的就是这一档叫《对话》的节目。也看得出我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从一开始选择《对话》，到现在还坚守在《对话》。
比赛是2000年的12月，而对话的开播是2000年的7月份，实际才播了大概几十期节目。《对话》当时的导演给我打的电话，印象非常深，说你知道我们有一档《对话》节目吗？我说知道。他说你愿不愿意来试一试？我说可以啊。他说你知道我们节目做什么的吗？我说好像看过一期，讲孩子该不该上网。他说这不是我们的主流选题，一下还挺打击我的。我心想说他们的主流选题是什么，管他呢，反正去看看再说吧，然后来到北京才发现，当时我们比赛的各个小组的前几名，全部都被他网罗到了，就五个组的第一名，都在现场，包括撒贝宁。
当时我们都不能上场去主持，我们就坐在旁边，聊天的时候看一场节目，这场的嘉宾是韩寒，这也是《对话》历史上特别的一个嘉宾，你想我们总是商业界的、政治界的，很少有这样一个小人物。
那期节目被封为经典。当时还有一个福州的女生是以三好生的身份在现场进行讨论，后来在网上也被吐槽很多。韩寒当时还转发了一个微博，《对话》今天敢不敢再邀请我？
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看完这期节目，制片人王利芬就说，你们几个主持人过来做一个试镜吧，每个人就上台，对着镜头做一下自我介绍，同时就分配了一个角色给你，让你来做主持。那我跟其他主持人做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我还原了他们的身份，就是这些留下来配合我们进行试镜的，都是《对话》的编导和制片人，但是他们当时说，就把我当韩寒来问，然后那个人说你把我当成谁谁来问。我去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不应该把他当韩寒来问，因为他已经不是韩寒，我渴望的、我在意的是一种真实的交流。所以我直接把王利芬，我们的制片人就还原成制片人。
我只问了她一个问题，在《对话》这样一个平台上，在我们关注商界精英和政治领袖的节目当中，你选择韩寒作为嘉宾，作为这期节目的话题，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想要探讨的是什么？后来王利芬老师告诉我说，其实这个问题也深深的打动了她，她没有想到说我在那个现场会把她还原成一个制片人的角色，来问她这个问题。我说其实很简单，任何这种对话和交流，都是真才能够称其为一次对话，这个可能是对话本身也正在追求的一个理念。
我之所以迟迟不愿意来北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北京是一个太过于大的平台。而且这里一切都是陌生的，不仅仅是陌生的工作伙伴，甚至都包括陌生的工作流程。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很难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的，就你的动作可能都会走样，都会变形。我不希望自己在这样一个平台上，有这样一个令我自己都很不满意的表现。所以一开始我也特别不愿意来，其实心里是有一种抵触，有一种担心，也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多少来自于人们对北漂的一种传播。
主持人李非凡：您当时也算北漂吗？
陈伟鸿：我觉得至少像咱们单枪匹马来到北京的人，都应该算得上是北漂，只是北漂以后的状态可能不太一样。我至今很庆幸的是，我最幸福的一点就是我当年没有去租过什么地下室，或者吃不饱饭。所以有一次在北京台，春泥主持的一档节目里，她说你是贵族式的北漂，我说贵族称不上，舒适型的北漂可能还称得上。这个是当时我一直就是很介意的一个地方，其实我当时对来北京最大的担心是，我来了北京能做什么，我能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这多少也说明可能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不是一个特别善于拓展的人。
主持人李非凡：那你觉得你现在做出来的成就，达到了您当时的预期的目标吗？
陈伟鸿：我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说实话，今天这样一些成绩，可能都是当初我没有想过的，我只是想到说我能不能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些更好的发展。因为确实经过了三年的这个厦门和北京两边的穿梭和飞行，我会渐渐清晰的一点是，北京这个舞台可能要比厦门大很大，虽然它的水要比厦门深很多，但与此同时你在央视的这个平台上，你的成长的条件，你能够遇到的这些嘉宾，可能是你在地方平台上很难遇到的，所以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得到的历练也许会更大、更多一些，所以就是做了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我就决定来了。
主持人李非凡：那您还记得当时第一次做《对话》节目的心情和当时播出的状态吗？
陈伟鸿：其实我现在不太敢看十年前自己的节目，青涩不说，就是内心的紧张其实我还是可以从自己的表情中读出来的。这种紧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你即将在央视，而且是在央视如日中天的一档节目，这个心理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你会担心自己做不好，你会担心你完不成同伴们的这些寄托，每一期节目其实我们都做了大量的策划，大量的准备，我不希望他们所有的这些准备，最后砸在你准备不充分之上，或者是你发挥失常之上，这种也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种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一开始确实很大，让我都觉得有一些无法释放我原来的主持的感觉，那后来其实一次两次下来之后，慢慢熟悉了环境，熟悉了团队，熟悉了工作的模式，也放下这一切负担。我觉得放下负担的那一刻是最幸福的那一刻，该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其实它远比你之前你希望的更好，来的更让人有惊喜。
主持人李非凡：不论从您的十几年的《对话》栏目的主持风格，还是做公益，还是刚才您跟我回顾了一下您当时一路从厦门到北京的人生境遇和路程，给您最后一个定义，真，一个字，您觉得这个字能概括陈伟鸿目前为止的公益生涯和媒体生涯吗？
陈伟鸿：我特别感谢你给我提示了这样一个字，我喜欢这个真字，我希望自己的人是一个很真的人，我希望我做的事是一个很真的事，我也希望这份真能够更大的范围当中，被大家所认知，让所有人都有一颗真心来面对对方。我也愿意更多的人从这个真当中体会到更多的美。因为真诚是我们彼此沟通的一个基础，而更多的真会让这个社会，让这个时代拥有更多前进的力量，拥有更多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