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魔力，在于能赋予社会另一种文化内涵。发展至今，已成为提升整个人类文明、促进企业更好发展的利器。
●慈善在中国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社会文明提升的促进器、社会价值的凝聚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转换器。
●开发我们民族自身的爱心，建设多方面的信赖出口，一定会成为一种主导的社会趋势。善道的畅通，将为期不远。
慈善是什么？中国企业家会做慈善吗？
6月23日，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做客金荣集团，以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开场，向包头的民营企业家们布道“慈善”。
他告诉企业家们“慈善没那么简单”，“不仅仅是乐善好施、积德行善的个人行为，还是重要的经济行为、社会行为和公关行为”，“‘善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企业要接招，积极转结构，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提高综合竞争力”。
◆慈善不仅仅是乐善好施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慈善是什么？王振耀以现代慈善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为慈善“画像”。
第一阶段集中于救急救穷。从1601年英国建立慈善法开始，持续200年以上，教会与富人的捐赠发挥着主导作用。
第二阶段，欧文、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大企业家和慈善家开始捐建幼儿园、大学、图书馆、医院等，持续百年以上，人类文明因慈善而得到全面提升。这个阶段，慈善因与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相结合，影响力变得空前强大。
王振耀问，世界上谁能建政治中心？谁能建全球的金融中心？希特勒、斯大林建不了，任何一个政治领袖完成不了，任何一个企业家也完成不了，但是有企业家精神的慈善家做到了。联合国总部最初曾选址旧金山，洛克菲勒家族听说后，积极公关、捐赠，将其带到了纽约，这是慈善改变政治中心的典型。而对华尔街的改造，洛克菲勒家族也功不可没。
第三阶段，从二战后英国建立福利国家开始，进入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志愿服务时代，持续50年以上。期间，慈善与养老护理、儿童和残疾人照料等密切结合，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人群物质需求的满足，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也不断提高，还形成了与政府部门合作的机制。
第四阶段，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运动开始形成，新的社会商品和服务层出不穷。例如，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老年人服务日益产业化，一大批企业仅开发的供老年人用的筷子就达上千种。
王振耀所说的现代慈善四阶段互有交叉，但每个阶段均有其主导趋势。发展至今，慈善已成为提升整个人类文明、促进企业更好发展的利器。
而在我国，慈善自古有之。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将春秋时代的范蠡看成世界最早的慈善家，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人爱心齐聚，也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现在，慈善在中国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社会文明提升的促进器、社会价值的凝聚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转换器。
不过，现实的挑战在于，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远远落在发达国家后面。我们无论是捐赠的款物，还是志愿服务和社会服务的组织化程度，以及慈善的社会创新，都与不少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慈善是企业要过的大关
中国企业家会做慈善吗？这个问题首先点明了在中国社会发展慈善事业的紧迫性。
欧美的历史经验证明，当工业革命完成后，往往需要广泛的社会慈善运动，现代慈善要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不断开发慈善的经济价值，开发经济的社会价值。
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3万元，按世行标准(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这是发展的分水岭。随后，2010年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2013年达6700美元。目前，我国的粗钢、钢材、电解铝、水泥等工业品产量高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名头实实在在。
“但未来，中国能供应全世界百分之百的产品吗？”王振耀发问。显然不能。中国经济需要从量到质的转型，王振耀认为，转型过程对慈善的需求特别紧迫。因为，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后，国民的生活方式日益改变，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服务将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
王振耀说，当前的中国再次处在大禹治水的年代，但横流的不是洪水，而是财富，相当一部分社会主流沿用大禹父亲治水的办法，缺乏大禹治水修道、开道的精神。
当前，西方国家有个观点叫“慈善资本主义”，从我国来看，王振耀称之为“善经济时代”。“善经济时代”中，企业如果不做慈善、做不好慈善，其竞争力就上不来。实际上，做公益、做慈善是广大民营企业要过的一个大关，国有企业也如此。
王振耀举了几个国内慈善创业的典范。像牛根生的老牛基金会，一方面，基金会积累了十年的内部管理经验，其辐射、示范作用很大；另一方面，牛根生是整个家族做慈善，在家庭文化提升和传承方面值得富豪们借鉴。像曹德旺捐了60亿，西方社会对此也很惊讶。还有，王健林的整个万达都做慈善，是国内唯一一个要求员工必须做志愿活动的企业……
◆慈善是机遇不是负担
有企业家反映，我们一直在做慈善，但在国内做慈善，政策上存在许多障碍，而且，“郭美美事件”后社会上的质疑声不断。面对两面夹攻，真是太难了。
面对企业家的困惑，王振耀以美国为例做解释。美国的基金会有10万之多，但绝大多数为小额的家庭和家族基金会，注册起来极为方便，更没有什么注册资金门槛的限制。而这些基金会也会出现丑闻，但并不影响整个慈善大局。这是因为他们爱心的信赖出口十分通畅，一个基金会的问题并不会产生大的负面效果。
比较国内外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国内的信赖出口严重不畅。其一是社区不畅。国外的捐赠80%左右都在社区实现，并且主要是解决社区问题，比如为社区种一棵树、捐一把椅子。即使有的大慈善组织出现问题，但并不能影响社区内慈善事业的发展，因为大家在社区内可以看到效果，并了解进展。在这方面，我们的社区慈善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其二，我们的慈善组织社会服务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例如，现在国家已经废除劳教制度，并且要发展社区矫正。在国外，早在100多年前就有社会组织来介入并且承担社区矫正的事务，有的学者甚至发现台湾的警署内也有大量义工负责接待和办理有关事务，这种现象对于我们确实还难以接受。
王振耀认为，“善经济时代”的民营企业家要更有社会责任感，认识到做慈善企业才会有真实竞争力，才会结交真朋友、打开真市场。同时，要做有企业家精神的慈善家，善于在社会转型期主动发现并承担一些改造社会、建设社会的项目，如在开发扶贫项目上作出探索。此外，慈善要从身边做起，从社区开始做起，不要让慈善顶在天上，不仅仅是在大灾的时候做，更要在百姓日常需要的地方做起。
王振耀乐观地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社会体制改革的序幕，在国际大开放的格局中，中华民族的学习能力特别是建设善道的能力一定能够全面快速提升，开发我们民族自身的爱心，建设多方面的信赖出口，一定会成为一种主导的社会趋势。善道的畅通，将为期不远。
